西行日记
9月11日
飞机快到兰州了，开始下降高度，随意地往下一看，吓了一跳，满目起起伏伏的沙丘，不见一点点绿色？兰州的神秘面纱，就从黄沙中揭开了吗？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经过了短短的两个小时，一切都变了。从上海虹桥机场出发时，下着小雨，气候湿润宜人，遍地郁郁葱葱，这一种反差，这一种突变，来得太快，来得太突然，就在这突然的一瞬间，心里就明白过来：我到西部了。
从机场到兰州的高速公路两旁，也依然是黄土黄沙一片，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的山上，种着星星点点的小树，长得不滋润，不旺盛，绿也是一种灰蒙蒙的绿，让人怀疑它们最后到底能不能长大成材。初到西部，心里已平添出苍凉来了，在我自己生活的江南水乡，是产生不出这种感受的。
如果说这是到西部到甘肃到兰州的第一个震撼，那么，第二个震撼仍然是来自兰州，那是一片充满生机的绿色的兰州。这使得我再一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如此美丽滋润的一座城市，简直就像是天上掉下的一块瑰宝，落在了一大片的沙土之中。但天上是不可能掉下一座城市来的，每一座城市都是这座城市的人民自己建造起来的。只是，当兰州人民在建造兰州的时候，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恐怕是我们这些来自东南省份的人所难以想象的。每一个小学生，放下书本，腾空书包，到很远很远的河边去，用稚嫩的肩膀背上一块冰，来滋养一棵树。就是这样，兰州人建造了今天的兰州，创造了一个奇迹，创造了一个神话。
在兰州宁卧山庄，在满园的果树和成熟的果子的陪伴下，度过西行的第一个夜晚。
9月12日
甘肃很少下雨，一年的降雨量，有时候都不及东部或南方的一场雨，但我们到兰州的当天晚上，就下了一场雨。因为下雨，气温陡然下降，早晨起来就感觉到逼人的寒气了，虽然是在九月份，却已像家乡的初冬了。出发之前，腰椎间盘突然出了点问题，到兰州碰上变天，一下子更严重起来，几乎不能行动了，心中十分焦急。同行的另一位女作家李兰妮，也是位病号，我们两人互相鼓励，她怕我打退堂鼓，我也怕她打退堂鼓，便相约着，上午放弃了登白塔山，赶紧去商场买棉衣，去药店买药，又请推拿医生来治疗，希望不要影响明天的启程西行。
下午壮行式，晚上甘肃省委马副书记宴请采风团，大家兴高采烈，斗志昂扬，我却心下忐忑。因为腰的情况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愈加严重起来。去向我们的团长、中国作协党组副书记张健同志说明情况，言下之意，万一明天好不了，恐怕是不能西行了。张团长说，我也有这个病，我知道这个病的麻烦，先休息，明天再看情况。
都已经到了兰州，却不能西行，那算什么呢，半途而废？可是这连半途也算不上呢。
怀着沮丧的心情入睡。
入睡前，李兰妮说，我替你祷告吧。
9月13日
早晨起来，寒气逼腰，有好几个人，像青岛的季宇、金川集团的马虎中科长都还穿着短袖，我却连毛裤都穿上了，腰仍然是僵硬如铁且不能动弹，但是大家鼓励和期盼的目光，让我的纷乱的心平静下来，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走！
我们的副团长、《飞天》杂志社主编陈德宏，给了我一张特殊的“卧铺”——在面包车的第一排，空出三张位子，让我躺下。
感谢陈主编，也感谢全团的人，没有你们的帮助和鼓励，我也许走不了这一趟。这是一辆中型面包车，除了最后排放我们的行李，其他位子都坐满了人，《飞天》编辑部的女博士辛晓玲只能坐在后面的加座上，我却一个人占了三个位子，躺在“卧铺”上，腰是松弛些，心里却十分沉重、愧疚，尤其碰上路途颠簸时，知道后排的人像在扭秧歌，心中更是不安，都是写东西的人，长坐的职业，恐怕谁的腰也不好到哪里。
大家都笑言，我们买一张票，你要买三张票，又说，范小青是躺着走进西部的。
今天的日程是这样的：中午到五凉古都武威，下午参观海藏寺、文庙、铜奔马出土地雷台，晚上与武威文学界座谈。与武威的作家李学辉相识。李学辉戴近视眼镜，好像度数很高，话不多，有些深沉，也有些平淡，但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是热烈的，是奔放的，是细腻的。晚上读他发表在《西凉文学》上的小说三题，跟他走过西部的田野，走过西部的冬天，更走近了李学辉。
《西凉文学》是武威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没有正式编制，没有正常经费，但是他一直坚持着，坚持着这块阵地。为了感谢武威市领导对文学的支持，在座谈会上，李学辉向到场的领导深深地鞠躬，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我想，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愿意像李学辉一样，为《西凉文学》，为西部文学，为文学，深深地鞠上一躬。
9月14日
昨晚住在武威，是一座比较老式的招待所，也干净简洁，就是声音比较大，服务员、宾客都在走廊里大声说话、走路，卡拉OK厅也和客房紧紧连在一起，声音就更大了，我们的窗下，是一大片停车场，一直到后半夜，还有人在那里大声吵吵嚷嚷，可能是喝了酒兴奋。天不亮的时候，武威的空军开始飞行训练，轰鸣声不断。但就是在这样在环境里，我却睡得很好，一边听着那许许多多的声音，一边做着梦。早晨起来问武威的朋友，天天早晨飞机这么闹，你们怎么办？他们说，习惯了，哪天没有了飞机声，还睡不稳呢。
早饭后从武威出发，前往金川公司。金川公司是此次东部作家西部行活动的主要支持者，他们派出两辆车和宣传部的一位马科长全程陪同。马科长叫马虎中，在路途中他片刻不停地讲了一个小时，讲甘肃的风土人情，讲金川公司，我躺在“卧铺”上，睡了一会儿，醒过来，他还在讲，嗓门大，中气足，口才好，怪不得长得那么结实，原来满肚子尽是知识水平的分量。
没来金川之前，甚至不太知道有金川，知道有一种化学元素叫镍，但是不知道镍是什么，只知道镍跟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它离我们那么远，远得几乎在我们的生活中从来不会有人提到它，想起它。
现在我们来到金川，金川是中国的镍都，全国百分之九十的镍在这里产出，镍就这样一下子摆到了我们面前。
下午参观金川公司的各生产车间，让我们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大规模，什么叫现代化，什么叫镍都。
9月15日
镍都的建设者给我们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五十年代，一位牧羊的老大爷，无意中拣到一块绿色的石头，大爷将它带回来，交给了生产队长，生产队长交给了大队长，又到了公社，辗转地送到地质队员的手里，一座稀有的镍矿就这样被发现了。
从那块石头开始，到今天金川公司年生产7万多吨镍，以及钴、铜等，镍的产量占了全国镍产量的百分之九十，2004年，金川公司将实现资产总额和销售收入双百亿。这中间，金川人付出的艰辛是难以估量的，在金川公司座谈时，我用了一个蹩脚的比喻：爬山和爬沙山，爬山者的精神诚可赞，爬沙山者的精神更可贵，那是爬两步退一步的，要有数倍的勇气和耐力，要有数倍的牺牲和奉献精神，金川公司的发展过程，就是金川人登沙山的过程，他们已经登上了一个又一个的山峰，但还是继续地往更高处攀登。
下午是在金昌市内活动，与金昌市的文学界朋友座谈，为记住这次难忘的文学活动，我写了一篇文章交给《金昌日报》：
（一个人一辈子要走过多少地方，好像是没有定数的。也许有定数，冥冥之中会有一种力量早就决定了人一生的行踪，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只是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上，知道我们要出发了。于是我们就出发了。我们经过各种各样的地方，有些地方以后还会再来，再来，一次一次地重复地到达，但是有更多的地方，我们这一辈子，可能只去一次。去过这一次以后，这个地方就成为我们的记忆，成为我们的精神享受，或者，我们在不多久以后就忘记了它。但是也许过了一些年，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在某一天，我们突然地又想起了它，想起了那一年，那一天，我们走过那个地方，想起在那个地方待过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里的每一个细节。
这一次我们走过了金昌。在到金昌之前，我不知道有个金昌，到了金昌，到了金川公司，才知道金昌和金川的重要和珍贵，也才知道在离我生活的地方很遥远、背景差异很大的西部的中心，有一座让人难忘的新兴的城市——金昌。
同样难忘的是在金昌的那个下午，在一个会议室里，文友们相聚一堂，谈着我们共同的话题：文学。在金昌谈文学，和在江南谈文学，背景是不一样的，主题也可能不同，但是有一点感受是一样的，那就是文友之间的心灵的沟通和精神的交流。一坐下来，面对着金昌的作家们，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更有一种亲切亲密的感觉。我知道，我们都是奔着文学的梦来的，老话道，千年修得同船渡，而我们坐到一起，完全是因为文学之缘。因为文学，本来不可能相交的人生轨迹，却意外地相交了，相交在金昌，相交在金色的秋天。
我生活的江南水乡，到处是水的文化，是细腻柔和的，而在金昌作家和诗人的笔下，我看到了西部的苍凉和阳刚。也许无法把阴柔与阳刚合二为一，甚至不可能互相的渗透，但是我走过了西部，走过了金昌，读过了金昌作家诗人们的作品，我的灵魂被震撼了，我的精神更富有了，我的内心更充实了，我的人生也更多姿多彩了。这是毫无疑义的，这也是我要感谢金昌、感谢这个原先我曾一无所知的地方，感谢这里的文人，在这个金属和沙土的世界里耕耘着文学的事业，在粗犷和坚硬的土地上，做着细腻的直入人心最深处的工作，就像镍矿上的工人，他们开凿出最美丽最珍贵的矿石。金昌的文人们，也用自己的笔，开掘着另一座富矿，给世人留下宝贵的西部精神产品。
东部的文人和西部的文人，在这里相遇，东部的文学和西部的文学，在这里交融，时间匆匆而过，大家意犹未尽，但毕竟留下了一份属于我们的记忆，留下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晚饭以后，微醺的我们，站在金昌的市中心广场上，看着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一时间，似真似幻，以为是在自己的家乡呢。其实这时候，家乡还在数千里之外呢。）
9月16日
今天一天，几乎都在路途奔波，经过两个古丝绸之路的重镇：张掖和酒泉。张掖有大佛寺，大佛寺里有大卧佛；酒泉有酒泉公园，酒泉公园里有酒泉。
皇帝圣旨：朕体天地保民之心，恭成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经典，颁赐天下，用广流传。兹以一藏安置陕西甘州卧佛寺，永充供养。听所在僧官僧徒看诵赞扬，上为国家祝厘，下与生民祈福；务须敬奉守护，不许纵容闲杂之人私借观玩，轻慢亵渎，致有损坏遗失。敢有违者，必究治之，谕。正统十年二月十五日。
李白诗：天若不爱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爱酒，地应无酒泉。
晚上看了看《丝绸之路图》，回头看看，我们从兰州出发一路西行的足迹在哪里。
在酒泉遇见二十年前一起参加《人民文学》笔会的诗人林染，我已经记不起他来了，但是见了面，说起当年的事情，仍是添出了一份岁月匆匆的感受。
9月17日
西行的另一个重头在今明两天——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这是在沙漠深处了，广渺浩瀚，从进入基地的地界，到我们要抵达的10号（机关所在地），车就走了一个小时。刘庆贵副司令员亲自给我们做导游，笑称为全国级别最高的导游，负责宣传的王艳梅干事，一路替我们拍照，还碰到两个江苏老乡，是发射中心电视台的，来采访作家团。一问，原来是扬州人，我们的团长张健祖籍也是扬州，加上苏州的我和常州的葛安荣，就有了五个江苏人，老乡见老乡，格外亲切，一起合影留念，背景就是高入云霄的发射塔。
刘司令员给我们说了六个“神”：神奇的土地，神奇的部队，神圣的事业，神速的发展，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建成了令人神往的航天城。这六个“神”字，高度概括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近五十年的发展过程，在“地上不长草，天上不飞鸟，风吹石头跑”的沙漠深处戈壁滩上，建成了一座展示我国军事、经济、科技等综合国力的航天城，就是在这里，中华民族实现了自己的飞天梦。
9月18日
在首飞航天员住的问天阁看到杨利伟在2003年10月15日凌晨3点写下“首飞航天员杨利伟”的字迹，内心深处再一次喷涌出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之情，兴奋激动，心跳加速。而杨利伟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人”，恰恰是因为他的心跳正常，正常，永远正常。了不起的心理素质，了不起的素质！
下午离开酒泉发射中心，直奔嘉峪关，路途中，马虎中科长开始了他的个唱会，把大家乐得忘记了颠簸，也忘记了路途的遥远。
在嘉峪关文联的接待晚宴上，我记住了两件事情，是文联的李主席告诉我们的。一是文联一年有四千元的经费；二是有一位业余的书法家，或者还称不上是书法家，只是一个书法爱好者，他用四种小楷字体，抄写了全部的《红楼梦》，宣纸卷起来，几十斤上百斤重。他的计划是抄完全部的四大古典名着。可惜没有记住他的名字。
在西部，在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基层文联和作协的同志，就是凭着对文学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干着一份默默无闻的却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不由又想起在武威的那天晚上，李学辉的那一躬，其实，我们都应该向李主席、向李学辉们再深深地鞠上一躬。
9月19日
西部让我忘记了我的腰，但腰还是在的，数天奔波劳累，它的抗议又升级了，到天下雄关嘉峪关时，几乎已经走不动了，但实在还是被雄关的气势折服，边观赏，边赞叹，边拍照，结果被落下了，和同样掉队的葛安荣、赵剑云一起，还有武汉的董宏猷，他因为喜欢拍照，单独行动的时间比较多，四个人追不上大部队了，干脆在后面拖拖拉拉的，看了个够，也拍了个够。
中午在玉门镇，王新军和姜兴中两位文友请吃饭，也许是受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诗句的影响，王、姜二位，尤其是王新军，酒兴大发，一一地轮流着敬大家，然后又被大家一一地轮流敬过，仍不过瘾。我们因为前边的路还长，不能耽搁太多时间，硬是狠着心肠扑灭掐断了他的热情，走的时候，看到王新军和姜兴中依依不舍地在车下向我们挥手，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心头。
下午经过桥湾古城，晚上到达此次西行的终点站：敦煌。
天已擦黑，抵达鸣沙山时，能在黄昏的光线下看到沙山的轮廓和山脚下成片成片的骆驼，好大的规模，好大的气魄。我们已经没有时间骑骆驼进山了，坐上现代化的电瓶车，进去的时候，恰好有一支驼队出来，男男女女的游客，面上蒙着头巾，露出疲惫但却依然兴奋的眼睛。我的腰已经在发出最后的警告，艰难地在沙地里跋涉了一阵，天马上要黑下来的时候，来到了月牙泉。神奇的月牙泉，是被围在沙山沙漠中的一泉清水，千百年来，铺天盖地的沙埋没了多少生灵，却偏偏埋不掉这一汪并不大的月牙泉，说是因为山貌的地理的原因，是角度的关系，但我更愿意相信，上苍的恻隐之心，也眷顾了这一片荒漠。
9月20日
今天是西行的最后一天了。到兰州是11号，已经过去了9天，似乎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这么快地过去了。出发的时候，担心自己挺不下来，心情郁闷，现在看来，这担心是多余的了。当然，也为自己产生出一点骄傲。董宏猷说，你是躺着进西部，站着回家去。我有同感，走过西部，让自己的腰也挺了起来。
今天的项目也是此行最重要的项目之一：参观莫高窟。
因为莫高窟太深奥太博大太沉重，使得我不能多说什么，我觉得我说不出来，我只能说出一句话：莫高窟为我们的西行画上了一个足够分量的圆满的句号。
（注：所谓日记，并不是在路上的每一天里写下的，只是一路写在心里，回来后补记的。这只是一份流水账，记下自己的感动，也记下西行中大大小小的一些事情。为不忘西部之行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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