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必大

莱昂·甘必大(Leon Gambetta，1838—1882)，法兰西第二帝国末期和第三共和国初期著名的政治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曾担任过国防政府成员(1870—1871)，后又任内阁总理和外交部长(1881—1882)。他激烈反对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第二阶段，他是抗击普鲁士的组织者。他为粉碎旧王朝复辟阴谋，建立和巩固第三共和国作出了贡献。

甘必大出生于法国南部卡奥尔城。他的祖父是热那亚海湾地区的意大利商人，长期在法国加龙河流域一带经商，1818年定居于卡奥尔，他的父亲年轻时当过见习水手，后来在卡奥尔开设了一家“热那亚商场”。他的母亲是法国一个药剂师的女儿。1859年，根据第二帝国关于国籍问题的规定，甘必大才成为一个法国公民。

甘必大自幼刻苦攻读，十分关心重大的政治变迁。11岁时，一次意外事故使他丧失了右眼，但他没有被不幸所击倒。14岁时，他进入卡奥尔公立中学。他酷爱拉伯雷的作品，而对古代雅典雄辩家德谟斯梯尼的讲演集更是了如指掌。18岁，甘必大中学毕业。1857年，他到巴黎攻读法律。他的大学生活十分清苦，少得可怜的伙食费，晚上靠路灯的光亮读书。为了挣钱添置冬装，假期中，他曾为一家印刷厂做校对。22岁时，他以优异成绩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1861年，他加入巴黎辩护律师公会，开始了律师生涯。

甘必大从小就是第二帝国的反对者。1848年，他刚满10周岁，在给父亲的一封信中，就以早熟的政治敏感写道：“打倒波拿巴!卡芬雅克万岁!”他当了律师之后，决心利用这个身份舒展胸中抱负，抨击令人诅咒的帝政。1862年，他曾出庭为被指控犯了颠复帝国罪的青年工人辩护。1864年，他先后为好几家受到帝国政府迫害的报刊辩护。曾请甘必大辩护过的《前进杂志》的总编辑后来写道：“甘必大在大庭广众之下把帝国送上了被告席。帝国终于遇到了它的控诉人。”在担任律师的同时，从1863年起，甘必大同共和派中许多有影响的人物建立了联系。为了推翻帝国，他还同帝国的各个反对派，如正统派、奥尔良派，进行了广泛接触。在同这些派别来往时，他始终主张共和。1865年，他和奥尔良派魁首巴黎伯爵有过两次会晤，见面时他说的第一句话都是：“我是共和派”。凡此种种，使这位未满30岁的律师渐渐赢得了声望。

1868年，“博丹事件”爆发了。博丹是第二共和国的议员。1851年12月3日——即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的次日，他和几名议员一起走上街头，揭露波拿巴的倒行逆施，结果被波拿巴的士兵枪杀。由于当初局势混乱，他的死并未引起人们注意。17年后，一位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中再现了这一史实，使法国人民知道了这幕悲剧。人们便蜂涌到博丹墓前，纪念这位保卫共和的议员，谴责波拿巴的暴虐。德勒克吕兹的《觉醒报》和另外两家报刊一道发起募捐，要为博丹建立纪念碑。为此，德勒克吕兹被指控犯了“煽动人们仇恨和蔑视政府”的罪行，并被传讯。甘必大素以雄辩敏捷而著称，而他对共和制的热忱和对帝制的憎恶更为人所知，他被选为德勒克吕兹的律师。在法庭上，甘必大把辩护变成了对帝国的控诉。他列举帝国的罪孽，指出，12月2日政变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王位觊觎者和“一群负债累累、声名狼藉的人”搞起来的，“他们把法国投入了深渊”。面对法庭的威胁，甘必大说：“你们可以打击我们，但永远不能玷污我们，更不能打倒我们!”由于帝国政府妄加罪名，德勒克吕兹被判了半年刑;但帝国本身也遭到了打击。这次全国瞩目的诉讼案使甘必大的声望大大提高。他抓住此机，加紧了自己的政治活动。

1869年5月，他在巴黎伯利维尔区参加立法议会的补缺选举。他接受了激进党人的伯利维尔纲领，击败了政府派候选人。6月，他又在马赛竞选、击败了梯也尔等人。他选择马赛作为自己代表的区域，便以帝国“不可调和的反对派”的身份进入了议会。在议会讲坛上，他公开表示要用共和制来取代帝政。他认为，由全体公民普选产生的议会应当对政治事务拥有全权。他排斥那种可以置议会于死地的个人权力，并且认为，这种权力的存在就意味着践踏国民的主权。但是他又认为，共和党人以往的密谋、暴动等等斗争方式已经过时。他反对“动乱”和革命，主张用说服来争取民众，最终用选票来解决问题。

到1870年4、5月间，第二帝国已经危在旦夕。迫于人民群众和各反对派的压力，拿破仑三世颁布了一部新宪法，企图以“宪政”来搪塞群众对共和制的要求。5月初，甘必大签署了一份宣言，指出，新宪法保留了个人独裁的一切特权，而法国人民则要以国民政权取代个人政权。帝国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破产，便企图从对外战争中寻找出路。1870年7月15日，法国对普鲁士宣战，普法战争爆发。甘必大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有别于其他共和派。他对普鲁士早就存有戒心。他认为拿破仑三世在1864年普(鲁士)丹(麦)冲突和1866年普奥战争中姑息普鲁士是纵虎为患的错误政策。1866年，甘必大公开表示，在萨多瓦失败的不仅是奥地利，而且还有法国。他认定日后与法国争雄欧陆者必然是普鲁士，因此必须尽早抑制之。为此，当议会讨论战争经费时，他投了赞成票。在普法战争第一阶段，对外争霸乃是甘必大的主导思想。

9月2日色当战役以后，普法战争进入第二阶段。这时，战争在法国方面转为正义的防御战争，在普鲁士方面则转为侵略战争。早在8月上、中旬，人民群众就纷纷起来，夺取武器，占领兵营，试图推翻腐败的帝国。但甘必大反对由一场民众革命作为共和国的产婆，并谴责布朗基等人领导的革命运动。不过，当色当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九月四日革命兴起之际，他还是顺应了潮流，并由他宣告了第二帝国的灭亡和第三共和国的诞生。在此后建立的国防政府中，甘必大出任内政部长。诚然，这个挂着“国防”招牌的临时政府从总体上看确是卖国政府，但是甘必大与特罗胥、法夫尔等人有所不同，他是这个政府中的抗战派。

色当战役以后，普军侵入法国，占据法国整个东北部，包围麦茨，直逼巴黎。9月5日，迫于巴黎工人的要求，甘必大负责的内政部发布公告，除巴黎原有的国民自卫军外，再建60个新营。这个公告方便了巴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至9月底，他们实际建立了194个新营，共约30万人。为了组织外省低抗，甘必大更换了原第二帝国的一些省长。为了加强和领导设在图尔的政府代表团，甘必大冒着风险，于10月7日乘气球飞越普军封锁线，离开巴黎。一到图尔，他见无人负责军事，就以内政部长的身份兼领陆军部长之职。在很短时间内，他重整了处于混乱之中的残余部队，招募了60万新兵，重建了军事电讯联系、侦察情报机构，设立了防御措施研究委员会。他到图尔两个月，法军新建57个炮兵连，还准备了足够装备41个炮兵连的物资。

在他领导下，外省法军得到了足够的军需供应。10月27日，巴赞元师在麦茨投降。消息传来，甘必大挥泪怒斥这般无耻的卖国贼。他号召法国人民：“鼓起勇气，下定决心，去战胜降临在祖国头上的可怕灾难。”随后，他趁普军调兵未定之机，组织法军于11月9日收复了奥尔良。这是法军在整个普法战争期间最大的一次胜利。它鼓舞了法国军民士气，也造成了普鲁士朝野的混乱。为了切断普军后路，1871年1月初，甘必大组织力量开辟东部战场，打到了普法边境重镇贝尔福城下。然而，正当法军在东部山区与普军苦苦厮杀之际，1月28日，梯也尔、法夫尔一伙却和普鲁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停战和巴黎投降协定》，断送了抗战局面。

对于梯也尔一伙的卖国活动，甘必大是有所警惕并随时揭露的。直至1871年1月27日，他还给留在巴黎的国防政府成员发去这样一封急信：“无论从实际上看还是从法律上看，你们都不能代表政府投降。法国没有被击败。如果你们没有我们的同意和批准而签订了涉及巴黎问题以外的条款，那都将是无效的……”。甘必大为抗战作了巨大努力，但是他过于迷恋政府的“合法性”，不敢依靠群众与投降派斗争，因此束缚了自己的手脚。当国防政府开门揖盗、正式投降时，他只是以辞职作为对投降派的抗议。

在1871年2月8日的议会选举中，甘必大当选了。3月1日，由保王党人占据多数的议会通过了停战协定和割地赔款的和约草案。甘必大和阿尔萨斯、洛林的议员一起，签署了一份抗议声明，宣布：“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人民永远是法兰西民族的一员，我们的这一权利永远不可侵犯。我们以自己、以我们委托人、并以我们子孙后代的名义宣誓：我们反对一切入侵者，我们一定要追回自己这一权利。”随后，他就退出了议会。

同年7月的补缺选举使甘必大再次当选。当时，法国政局动荡不定，德军还驻在法国，国家的体制尚未最后确定，各派保王党人都公开图谋复辟。因此，确立共和，重振国威，便成了甘必大下一阶段活动的宗旨。鉴于议会多数派处处掣肘他，甘必大决心诉诸社会。11月，他创办《法兰西共和报》，作为自己的阵地。他研究了共和派在2月选举中失败的原因，认为争取农民是取胜的关键。1871—1875年间，他跑遍了法国城乡。在1872年4月一次讲演中，他说道：“在危急存亡之秋，如果说只有共和政府才是唯一可能的形式，那是因为，在灾难面前，只有它还挺立着。而在那种时刻，那些王位觊觎者们躲到哪里去了呢?”甘必大的大量讲演激起了农民对旧贵族的仇恨和对王朝复辟的恐惧。历来属于保王党禁脔的乡村渐渐转到了共和派一边。在1873年5月至1875年1月间举行的议会补缺选举中，共和党人在29席中获得了23席。保王派讥讽甘必大是“共和国的推销员”，其实这正是他的功绩所在。

第三共和国名义上尽管在1870年9月4日就宣告成立了，然而时隔4年多还没有一部确认共和制的宪法。鉴于保王派占据议会多数，甘必大曾经坚决反对由这个议会制宪。但是，工农群众争取共和制的斗争以及共和派在几次补缺选举中的胜利给他很大鼓舞;而正统派、奥尔良派和波拿巴派之间的争斗又使他看到了利用保王派的矛盾以通过共和宪法的可能性。因此，从1874年6月起，他一面动员共和派投入制宪斗争，一面又和奥尔良派谈判，使其中一部分转而接受了共和制。1875年1月底，议会终于通过了确认共和制的宪法。这部宪法虽然十分保守，但对保王派毕竟是个打击;况且，共和国的确立也有利于工人阶级今后的斗争。

宪法通过后，原来的议会自行解散。1876年初的新议会选举使共和派控制了众议院多数。但保王派在参议院中仍占优势，他们利用总统麦克马洪继续图谋复辟。于是，甘必大投入了保卫共和制的斗争。1877年初，保王党人利用教权派掀起了“把世俗政权归还教皇”的鼓噪，妄图通过教会势力颠复共和制。甘必大严厉斥责了这种叫嚣。他明确指出：“教权主义就是敌人!”他敦促政府作出了限制教权派活动的规定。麦克马洪十分恼火，便于5月16日迫使保守的共和派总理辞职，次日，又任命了一个由保王党人主持的内阁，众议院对该内阁进行抵制。麦克马洪悍然解散了众议院。新的众议院选举是在极为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政府动用了一切手段限制、破坏共和派竞选。塞纳省一个法院甚至因甘必大在演说中批评了麦克马洪而对他进行缺席审判。但甘必大并不屈服。8月15日，在里尔一次讲演中，他警告麦克马洪：“在法国表明了她的最高意志之后，(你)要末屈服，要末辞职!”由于工农群众的支持，共和派在选举中又赢得了胜利。1879年1月初，共和派在参议院补缺选举中再次获胜。至此，众、参两院的多数皆已掌握在共和派手中，麦克马洪被迫辞职。1月31日，甘必大就任众议院议长。

到1879年，王朝复辟的危险已经基本消除，共和派内部的矛盾开始激化。1881年11月，甘必大受命组阁，共和派中知名人士竟无人愿意参加。这是因为，共和派右翼总把甘必大看成“红色分子”，而左翼又对他逐步倒向温和派感到不满。甘必大的内阁只存在了73天。这时他已经精疲力竭，便辞职回家。1882年11月，他玩弄手枪不慎受伤，引起并发症，于12月31日去世。

1872年9月，在格勒诺布尔一次讲演中，甘必大曾经公开为中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呐喊。作为这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他在和保王派斗争时可以利用工农;但每当工农试图摆脱共和派控制而直接为自身利益备斗时，他就施以镇压。他曾镇压过里昂、马赛、土鲁斯等地的革命群众运动。在对外关系中，他毫不犹豫地支持殖民扩张。这些都是他阶级局限性的体现。但考察他一生的全部活动，那末，内争共和、外抗强敌，无疑是他的主流。克莱门斯·温策尔·洛塔尔·梅特涅(KlemensWenzel Lothar Metter-nich， 1773—1859)，奥地利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一贯敌视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是十九世纪上半叶欧洲政治舞台上显赫一时的人物，以擅长外交权术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