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北美独立战争时期负有盛名的宣传鼓动家，出色的民主主义战士，当时轰动美国和欧洲的小册子《常识》的作者。
1737年1月29日，潘恩出生于英国诺福克郡。父亲约瑟夫·潘恩是女胸衣裁缝、教友会会员。母亲弗朗西斯是英国国教教徒。潘恩从小当过鞋匠、缝纫工，也从事过农业劳动，但主要是跟父亲学做女胸衣的手艺。由于家境贫困，他只上过中学，青年时期还当过教师、店员、税吏等，屡遭失业和饥饿威胁，对当时英国社会贫富不均深有感受。在《常识》发表以前，潘恩一直把自己的姓写成“Pain”(痛苦)，以示对社会的抗议。
1765年潘恩在刘易斯当税吏时就开始关心政治，积极参加当地辉格党俱乐部的各种讨论会，是一名活动分子。1772年他写了小册子《税吏事件》，描写当时英国税吏的苦恼，支持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的斗争。1774年4月，他因有“反政府”思想被免职，生活无着。同年10月，潘恩被迫作为契约奴来到美洲。他带了北美殖民地驻英国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介绍信，信中赞许他是“一位有智慧的、值得尊敬的青年”。这使他免受了几年苦役。
1774年11月至1776年5月，潘恩在费城担任《宾夕法尼亚》杂志编辑。在此期间，潘恩曾发表《在美洲的非洲人奴隶问题》的文章，谴责黑奴制度与“谋杀、盗劫、淫荡、野蛮”一样残酷。这篇文章后来经常被废奴运动领袖道格拉斯所引用。
潘恩到达北美后，正值北美人民反英斗争风起云涌。尤其列克星敦战斗之后，各殖民地民兵队伍迅速壮大，武装斗争全面展开。但当时人们的君主制的观念还根深蒂固，“仁慈的国王”的信念还普遍存在。1774年9月召开第一次大陆会议时，绝大多数代表都不赞成跟宗主国脱离。1775年5月第二次大陆会议时，情况虽有变化，通过了不惜以武装抵抗作为最后手段的决议，委任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着手创建大陆军，并派人到欧洲活动，争取外援。但“独立”的口号仍然是人们所忌讳的。既使是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拉什、约翰·亚当斯等政治家，也视“独立”为畏途。至于亲英的托利党人，此时更是到处鼓吹忠于英王。斗争的目标是什么?当时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答的突出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1776年1月潘恩发表了小册子《常识》。
《常识》一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明快而尖刻的笔调，痛斥世袭君主制的罪恶，批驳了同英国和解的谬论，指出了北美独立的迫切性和夺取胜利的有利条件，号召人们立即拿起武器进行战斗。潘恩说，在世界的古代社会，根据“圣经”的记载，根本就没有帝王。从帝王的发迹史看，他们的始祖只不过是不逞之徒中作恶多端的魁首罢了，由于势力的增长和掠夺范围的扩大，他们吓倒了手无寸铁的善良人民，逼得人们时常贡献财物来换取自身的安全。但“天道并不赞成”世袭君主制。他说“在上帝眼中，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更有价值”。
有人说英国是共和国，潘恩认为，由于英王有权任意安排一切官职，实际上已经独占政权，侵蚀了下议院(政体中的共和部分)的效能。英国的政体实际上同法国或西班牙一样，“纯粹是君主政体”。潘恩断然驳斥了“英王和他的一伙帮闲”所谓英国是北美的“母国”不能反对的论调。他指出，英国“现在这个王室的第一任国王(威廉一世)是法国人，英国目前的贵族半数是法国的后裔;因此，根据同样的逻辑，英国应该受法国的统治”。潘恩说，“欧洲，而不是英国，是北美的母国”。
谈到北美目前的形势时，潘恩指出，列克星敦战斗之后，同英国和解的最后一根纽带已经断了。“作为最后手段的武力决定着这场争执;诉诸武力是由英王选择的，北美大陆已经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北美“除了独立(即联合殖民地的政权形式)以外，再没有别的方式能维持大陆的治安，使它不受内战的侵害”。潘恩认为，“现在是(同英国)分手的时候了”。他呼吁殖民地人民，“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针对北美各殖民地之间当时不够团结的情况，潘恩又指出，“我们伟大的力量在于团结一致，……单独一个殖民地无法独立自存，但联合起来的整体却什么都能办到。”
潘恩展望了北美未来的宪章和政权的形式，指出，宪章应该理解为人人必须参加履行神圣义务的盟约，借以维护各个个别部分在宗教、职业自由或财产方面的权利。政府必须具有广泛和平等的代表制，选民人数和代表(议员)的人数要多，选举要注意方式，议员要有德行，要成为公共自由的保护人。
潘恩这篇革命檄文，代表了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反映了北美人民的心愿。它结束了长期以来关于宣告独立是否合法的争论，粉碎了同英国妥协的思想，振奋了革命情绪，促进了民族革命的爆发，为独立战争吹响了号角。因此，小册子一问世，各报争相刊登，不到三个月就卖了12万册，估计总销售量达50万册之多。《常识》成了革命的“圣经”。人们争相传阅，爱不释手，到处在学习和议论。当时英国一家报纸惊叹，《常识》“无人不读，而且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那怕在一小时之前他还是一个强烈反对独立的思想的人。”《常识》直接影响了北美的《独立宣言》，《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曾坦率地对潘恩说，“你为你的国家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你说出了我们大家所想的意思，也是我们所讲的意思”，并说，他在《宣言》中引用了《常识》，对此“引以为荣”。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了北美13州殖民地的《独立宣言》。它犹如一声春雷，震惊了英国殖民当局。英国赶紧调兵遣将实行镇压。战争初期形势对殖民地人民很不利。1776年8月英军在长岛登陆，不久就占领了纽约市。大陆军一退再退，直到德拉瓦河对岸。
在这民族危难的关头，潘恩不仅表现了革命理论家的风度，而且体现了革命实践家的品质。他拿起枪杆参加了宾夕法尼亚的联合部队，自动担任罗伯定将军的秘书，被派到在新泽西作战的格林将军麾下任职。当华盛顿的军队惨败于长岛向新泽西退却时，潘恩又跟随华盛顿溃败的军队。
在撤退的过程中，美军士气低落，纪律松懈，濒于瓦解。潘恩主动给部队做宣传鼓动，用众人皆知的事实和战士的亲身经历，去控诉殖民主义者的罪行，启发战士们的民族仇恨。他还帮战士们读写家信，补衣服，钉鞋子。宿营时，他为大家做饭。敌人来了，他身先士卒挺身狙击，最后退却。因为潘恩同普通士兵一样衣衫褴褛，同甘共苦，大家都喜欢他，爱听他的话。殖民地民兵总司令华盛顿让潘恩写点东西鼓舞士气。他把小鼓支在膝盖上奋笔疾书，很快写出了《美国危机》的第一部份。
潘恩在书的开头写道：“这是磨炼人的灵魂的时候，能共享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人，在这危机中将在为国服务中退缩;可是现在能够挺住的人，应该受到男男女女的热爱和感谢。暴政同地狱一样不是容易征服得了的。但我们可以以此安慰自己：斗争越艰苦，得来的胜利越光荣;得来的胜利越便宜，赢得的尊敬就越小”。华盛顿和他的战士们读到这样字字铿锵有力的词句，无不深受感动，士气为之大振。
在独立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潘恩继续完成他的《美国危机》的著述，共13篇。这些战斗檄文，有的揭露英国诱和阴谋，有的向英国国内自由分子呼吁，有的抨击美国国内反动分子的破坏活动。潘恩把美国人民的斗争同英国国内自由分子反对专制的斗争联系起来，指出两者有同等的意义，并阐明美国必胜、英国必败的道理，呼吁英国爱好自由的人民以美洲人民争取独立的精神推进国内的民主革命。这些文章，无论在北美还是在英国都有很大反响。
1777年春，潘恩离开部队回费城筹款出版《美国危机》的一、二部份。不久被大陆会议任命为外事委员会秘书。战争期间，法国一直秘密免费供应大陆军军火。潘恩由于公开写文章揭露荷大勒公司军火舞弊，受到大陆会议的谴责，被迫辞职。后来他又在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当了几年秘书。
1778年11月，英国同大陆军媾和，承认失败，独立战争基本结束。但独立后胜利果实被保守分子(包括保守的商业资本家和种植园主)鲸吞了。作为出身低微的异乡人潘恩，尽管在独立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却依然受到排挤。保守派处处责难他，嫉恨他，甚至像萨缪尔·亚当斯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也躲着他。潘恩成了失业者。在他的要求下，国会给了他3000美元的津贴。潘恩在纽约的新罗歇尔买了一块地产。他一度把时间花在桥梁建筑学上，自己设计了一座铁桥模型，先在富兰克林家的花园展出，后拿到巴黎和伦敦展览。
潘恩不甘于过悠闲的生活。1788年，他回到阔别多年的英国，继续用自己战斗的笔，为保卫共和和争取民主权利而
呐喊。1789年法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枪声，深深地吸引了这位革命活动家的注意力。他竭力为法国革命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写了《人权论》，批驳英国辉格党人伯克在《法国革命感想录》中对法国革命的攻击。潘恩高度赞扬法国人民的英雄主义精神，认为攻陷巴士底狱是“世界性的事件”。不料，这本小册子也被查禁。潘恩被迫再次离开自己的祖国，于1792年5月来到法国海岸城市加莱。加莱市民高呼：“潘恩万岁”，冒雨欢迎他，并选他为国民大会代表。法国议会还任命他为9人制宪委员会成员。
但潘恩对法国革命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美国革命时期，潘恩是鼓吹美国独立的号手。在他的心目中，英王是作为暴虐、专制、压迫的总代表。潘恩之所以反对君主制，只是为了美国独立，并没想触及封建制本身。而法国革命是一场更加深刻的荡涤封建专制主义的革命，其激烈程度和彻底性是美国革命所无法比拟的。在汹涌澎拜的革命浪涛中，潘恩跟不上了。在处置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问题上，潘恩主张放逐而不赞成处决，站到了吉伦特派一边。由于雅各宾派和人民群众的强烈要求，路易十六终于在1793年1月被送上断头台。同年6月雅各宾派上台，巴黎平民热烈欢呼。潘恩却说“共和国死了”，对革命深入表示抵触。不久，公安委员会以“图谋反抗共和国”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直到1794年7月雅各宾专政结束，他才在美国新任驻法大使詹姆士·门罗的干预下获释。
潘恩出狱后，法国国民议会再次恢复他的代表职位。拿破仑亲自接见他，称他为“一切传说中最伟大的人物”，声言要高举他的“火把”，建立“一个世界共和国”，邀请他参加军事会议。但潘恩认为法国已经背离了它宣扬的革命宗旨，还说，“除了美国，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共和国”，拒绝跟拿破仑合作。
潘恩的晚年，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只是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理性时代》。此书是他在狱中着手写的，直到1796年才完成。潘恩在这部著作中，对自然神论作了深入的分析，驳斥了种种“天启”的无稽之谈，阐述了自己的宗教观和对于天赋权利的信念。由于潘恩一生几经沧桑，书中像《常识》那样锋芒毕露的思想和富于鼓动性的语言已经消失，笔调变得低沉了。
1802年，潘恩从法国回到美国。登上统治地位的美国资产阶级，对这位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宣传鼓动家早已淡忘。潘恩穷困潦倒，在纽约新罗歇尔孤度残年，1809年6月8日默默无闻地死去。他的遗体埋在自己农场的庄稼地里，墓碑上写着：“托马斯·潘恩：《常识》的作者”。
当人们有了新的发现并揭露新的真理，人的习惯和见解已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时，社会制度也必须向前迈进，不落在时代的后面，如果我们要求文明社会永远受他们未开化的祖先的制度的支配，那就等于是叫一个大人还穿他小时候穿的外衣。
——托马斯·杰斐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