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1884—1970)，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激进社会党前主席，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总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绥靖政策的积极推行者。
1884年6月18日，达拉第出生在法国沃克吕兹省卡尔庞特腊市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面包商人。青年时代的达拉第就读于里昂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当时在激进社会党中有一定地位的赫里欧教授是达拉第的老师，在他的影响下，达拉第加入激进社会党①。
1911年，达拉第作为激进社会党人参加市政选举，当选卡尔庞特腊市市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应征入伍。在战争期间，达拉第参加过著名的凡尔登战役，多次获得勋章，升为上尉连长。法国士兵伤亡的惨状给他留下难忘的印象，使其产生憎恨和惧怕战争的和平主义思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大批士兵解甲归田，达拉第认为法国已经“打完了最后的一仗”。
1919年，达拉第被巴黎孔道尔赛学校聘为历史教员，从此定居巴黎。战后年代，激进社会党逐渐提高了自己的威望，赫里欧当选该党的主席。在他的荐助下，达拉第于1919年以激进社会党候选人的资格，当选沃克吕兹省国会议员。1922年，赫里欧访问苏联，达拉第以其秘书的身份陪同前往。
1924年赫里欧首次出任法国总理，达拉第入阁任职。从1924至1933年，达拉第先后在七届内阁中供职，历任殖民、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外交和陆军部长等职务。1927年，达拉第一度当选为激进社会党的主席。从1928年开始，达拉第与赫里欧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这可能与达拉第的政治野心有关。
1929至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严重地冲击了法国。1933年，法国的预算赤字达120亿法郎，失业人口250万。葡萄和小麦落价三分之一。农业萧条，工厂倒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政党之间相互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局几乎完全由法兰西银行的15位董事，和以200个家族为代表的垄断资产阶级所操纵。在他们的支持和德、意法西斯势力的影响下，法国出现了“火十字团”、“爱国青年团”等法西斯组织，企图夺取政权。
达拉第比希特勒上台迟一天，于1933年1月31日当上法国总理，兼陆军部长。当时希特勒已向凡尔赛条约公开挑战，法国首当其冲。达拉第组阁后，立即与军界头面人物魏刚商谈法国的安全问题。魏刚声称，尽管纳粹党在德国执政，但10年之内不会给法国造成真正威胁。达拉第按照10年的假设和平制定其内外政策。为了缓和与德国的矛盾，经数月的谈判，达拉第政府于1933年6月7日在罗马草签了英、法、德、意四强公约①。在国内，为了解脱经济困境，达拉第下令裁减100多万公务员的工资，从而引起他们的抗议和反对。法兰西银行对达拉第政府的财政困难未给任何帮助。达拉第内阁于1933年10月24日倒台。
在此后的三个月中，法国三次更换内阁，总理都是激进社会党人。达拉第在此期间留任陆军部长。1933年末，法国舆论界揭露了斯塔维斯基事件①。这一案件牵连到若干政府官员和议员的贪污行为，右派和法西斯势力便以此为借口，向政府发起舆论攻势，试图控制内阁。夏当总理在1934年1月27日下台，达拉第第二次组阁。
2月6日，“火十字团”和“爱国青年团”等组织的两万多名法西斯歹徒走上巴黎街头，高喊：“我们拥护贝当!”“我们要有一个希特勒!”并企图冲进众议院和政府部门。与此同时，共产党和社会党等组织的数万群众在大街上与法西斯分子展开了搏斗。达拉第命令警察进行干涉，击毙法西斯歹徒16人，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达拉第镇压叛乱的措施受到多数阁员的拥护。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这一行动表示称赞。达拉第本想调动陆军，进一步镇压和取缔法西斯组织。为此，他再次与法军总司令魏刚洽谈。魏刚却表示反对。在反动势力的进攻和逼迫之下，达拉第结束了他的10天短命内阁，在1934年2月7日宣布辞职。
2月6日事件使法国人民认识到国内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危害性。 2月9日和12日，人民群众在巴黎举行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各左派政党之间逐渐加强了团结，1935年5月，共产党、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在巴黎组成人民阵线。在人民阵线第一次大会上，达拉第讲话，表示拥护人民阵线的建立。他说，“我个人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我敢断言，中产阶级与劳工阶级本来是天然盟友。”
1935年7月14日(法国国庆纪念日)，在勃鲁姆(社会党领袖)、多列士(共产党领袖)和达拉第的带领下，巴黎的50多万群众参加了人民阵线组织的规模空前的集会和示威游行。在巴士底狱广场，三大政党的领导人郑重宣誓：团结一致，反对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为自由、平等、博爱而斗争。赫里欧对人民阵线不感兴趣，1935年12月将激进社会党主席职务让给达拉第。
1936年1月公布了人民阵线的纲领，其要点是：释放政治犯;解散法西斯组织并没收其武器;建立集体安全体系;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救济失业工人和农民等。在1936年春季的国会选举中，人民阵线取得胜利：在618席中获得375席。6月4日组成以社会党领袖勃鲁姆为首的内阁，达拉第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人民阵线政府实行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下令解散法西斯组织，提高工资7%—15%。对这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措施，达拉第均表赞成，说明在革命运动高涨的时候，他顺应了潮流。
1937年下半年开始，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席卷法国。法国垄断资产阶级把经济衰退和社会紊乱的责任加在人民阵线政府身上。他们用“抽逃资金”等手段进行经济破坏，向政府施加压力。法西斯组织改头换面后重新出现。在巴黎，到处传闻法西斯分子即将发动新的暴乱。国际上，希特勒于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之后，阴谋向捷克斯洛伐克开刀。在这国内外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刻，达拉第于1938年4月10日取代勃鲁姆，第三次出任总理。激进社会党、社会党和右翼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
达拉第上台后声称忠于人民阵线，其行动却与诺言大相径庭。为了取悦右派势力，达拉第政府在1938年8月颁布“非常法令”，实际上废除了每周40小时工作制以及人民群众在1936年所争得的各项权益。在对外政策方面，达拉第积极推行对德国的绥靖政策。1938年4月，他访问伦敦，与张伯伦商谈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遭受德国威胁的事宜。会谈后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处境已“毫无希望”了。5月23日，他对德国驻法大使韦尔奇克说，新的战争将毁灭整个“欧洲文明”，所以，“即使需要作出重大的牺牲”，也必须防止这场战争。两天后，法国外长庞纳对德国大使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对德国“不让步”、“法国对(法、捷)条约的义务不得不重新考虑”。这是达拉第政府向希特勒明确表白：法国不会为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同德国打仗。
1938年9月15日，张伯伦第一次访问德国之后，达拉第和庞纳于9月18日应邀前往伦敦。两国政府首脑炮制出“英、法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提出的建议”，史称“伦敦文件”。该文件主张，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应“把主要是日耳曼人居住的苏台德地区……立即移交给德国”，否则，捷克斯洛伐克的安全“便不可能获得切实的保障”。9月21日，达拉第又通过外交途径进一步向捷方施加压力，声称：如果捷政府拒绝“伦敦文件”，因而引起德、捷战争，“法国将不参战”。在英、法绥靖政策的威逼之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被迫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
9月22日，张伯伦第二次赴德会见希特勒。希特勒提出更加苛刻的“戈德斯堡备忘录”，要求把苏台德等地的日耳曼人占少数的地区也划归德国。备忘录的内容传至法国，全国顿时哗然。法国内阁一致拒绝希特勒的无理要求，主张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德国的侵略。9月24日，达拉第发布“部分动员”令， 9月25日又发表措词强硬的声明，表示捷克斯洛伐克遭到攻击时，法国将根据法、捷互助条约对捷提供援助。同时，在巴黎开始疏散人口，挖防空壕，一派临战景象。
9月25日，达拉第再次飞抵伦敦，向张伯伦阐明法国拒绝希特勒的要求，支持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德国的决心。英方代表向他提出一连串问题：你们拿什么去打仗?你们有足够数量的军队吗?达拉第又动摇了。他尾随张伯伦，决定把捷克斯洛伐克当作“贡品”献给希特勒。
1938年9月30日，达拉第、张伯伦、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慕尼黑签署四国协定书，演出了宰割捷克斯洛伐克的丑剧。
离开慕尼黑时，达拉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登上回国的专机。他估计不出在签订这个历史上最大叛卖的协定之后，法国人民将如何对待他。外长庞纳给达拉第安排了一场闹剧：当他走出机舱时，人群潮水般拥来，“达拉第万岁”、“和平万岁”的欢呼声汇成一片。在他驱车回国防部的途中，群众夹道欢迎。达拉第俨然成了“和平”使者，胜利的“英雄”。这一滑稽的场面虽属庞纳精心谋划，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法国社会在绥靖思潮的毒害下，和平主义的情绪已相当严重。10月4日，达拉第向议会汇报慕尼黑会谈的情况，力图证明他的作为是正确的。议会表决时，达拉第以618票对75票获得信任，被授予处理内政外交的全权。
法国共产党严厉谴责达拉第在慕尼黑的叛卖行径。达拉第遂于1938年10月27日，在马赛召开的激进社会党大会上攻击法国共产党，并宣布解散人民阵线。同年12月，达拉第政府接待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访问巴黎，两国签署了“承认德、法国界固定不变”的共同声明。1939年初，法国政府承认西班牙的佛朗哥法西斯政权。当德军1939年3月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领土时，达拉第未作任何表态。1939年夏季，德、波战争迫在眉睫时，他还在8月26日亲笔致函希特勒乞求和平，说“和平的命运依旧唯独取决于您”。
1939年9月1日，德、波战争爆发。3日，法国政府继英国之后被迫对德宣战。此后，在长达八个月时间内，法国军队未向德国发动真正的攻势，造成西线无战事的“奇怪战争”局面。
1939年8月23日，苏联政府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于9月17日出兵占领波兰东部领土。法国共产党支持苏联的政策。达拉第于1939年9月26日宣布法国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开始审讯法共议员，迫使法共转入地下。1939年11月，苏、芬战争爆发后，达拉第向芬兰提供若干武器装备，并调集数万军队准备派往芬兰。这一计划还没有来得及实现，苏、芬战争即于1940年春以芬兰的失败而结束。为此，达拉第遭到舆论指责，说他对苏、芬战争“消极无能”。1940年3月21日，达拉第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从1940年4月上旬开始，德军相继对北欧、西欧诸国大举进攻。达拉第因英、法联军在挪威战役中失败而辞去国防部长之职。
1940年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6月22日法国政府投降。达拉第在9月8日被维希政府逮捕，1942年2月在里昂受到审讯。1943年，他被当作政治犯押送到德国，以后又转移到奥地利，长期监禁在伊特尔堡，直至1945年4月被美军释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的激进社会党恢复了活动。达拉第继续领导该党，从1946年开始数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但战后时期激进社会党的地位日益下降，达拉第年迈力衰，他本人及其政党再也不能左右法国的政局。
数年的铁窗生活和战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对达拉第的思想略有影响。晚年他表示反对法国政府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战争，支持1954年日内瓦会议关于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反对建立“欧洲防御共同体”的计划，主张与苏联友好;抨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中反民主的条文，不过，他的影响已微不足道了。
1959年，达拉第完全退出政治生活。1970年10月10日于巴黎病故，终年8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