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万尼·卜迦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先驱，与但丁、彼脱拉克并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三大文豪。
卜迦丘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富商家庭。1313年生于法国巴黎，从小失去母亲。父亲续娶后，他被接回佛罗伦萨，在毫无温暖的家庭中度过了童年。
卜迦丘小时候受过良好教育。在当时颇为有名的启蒙老师乔万尼·达·斯特拉得的薰陶下，从小立志作诗。七岁时，就被小伙伴们称呼为“诗人”。1328年，严厉的父亲把他送到一个商人那儿去学生意。六年时间他白白浪费了。后来，父亲又把他送到那不勒斯学习法律，希望他获得律师职位。可是，枯燥无味的宗教法，跟经商一样，引不起卜迦丘的丝毫兴趣。 卜迦丘自述道：“我又白费了六年左右的光阴。我讨厌极了这功课。先生的教导，父亲的命令，乃至朋友们的规劝，都不能使我安心向学，因为我好诗是克制不了的。”
尽管如此，那不勒斯这段生活，毕竟对卜迦丘的成长留下深刻影响。
当时，那不勒斯宫廷比较开明，在国王周围聚集着一批著名学者，有些还通晓希腊文。 卜迦丘获得了进入那不勒斯宫廷的机会，接触到宫廷和贵族骑士生活，接触到最初的人文主义者，开始熟读了古代罗马诗人维吉尔、奥维德和西塞罗的作品，扩大了文化方面的见识。这些对他人文主义思想的成长和进一步坚定作诗的决心，起了显著作用。据说，他曾站在维吉尔的坟墓前，发誓献身于诗的创作。这时，他开始摹仿当时盛行的雕琢堆砌的文体写作大量诗文，从古代希腊罗马传说中取材，歌颂人间的爱情和欢乐，表现出了新的人文主义的观点。
在那不勒斯， 卜迦丘爱上了那不勒斯王的私生女儿玛丽亚。这一段浪漫生活，在他的一些创作中，留下深刻痕迹。在为玛丽亚写作的诗文中， 卜迦丘把她化名为“菲亚美达”。
1340年， 卜迦丘被父亲召回佛罗伦萨，在父亲身边料理家事。此时，他思念玛丽亚之情甚切。为解脱离愁， 卜迦丘写了三部作品：半诗半散文的传奇《爱米多》、诗歌《似真似幻的爱情》和散文故事《可爱的菲亚美达》。这些作品摆脱了浮华的风格，崇尚现实，不再假托神意，开始富有现实生活气息。特别是在《可爱的菲亚美达》中，他追叙了初遇玛丽亚一见钟情和以后热恋的情景。现实主义思想的逐渐增长，为他创作上成熟期的到来作好了准备。
1344年， 卜迦丘再到那不勒斯。那时，正值乔凡娜女王当位。她年青、美貌，又喜欢诗。 卜迦丘受到了她的欢迎，常被邀请在她身边讲故事。
1349年， 卜迦丘因父丧回到佛罗伦萨。他的后半生就是在这里度过的。这一年，他会晤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另一先驱彼脱拉克，卜迦丘比彼脱拉克小九岁，是彼脱拉克的狂热崇拜者，但从对文艺复兴的影响来说，他们两人共同奠定了人文主义的基础。1351年，佛罗伦萨当局汇集著名学者到新成立的佛罗伦萨大学讲学，卜迦丘竭力推荐彼脱拉克。不久， 卜迦丘代表政府亲自到帕度亚邀请被放逐的彼脱拉克返回佛罗伦萨。两人的友谊从而更加坚固。
卜迦丘在政治上，拥护城市共和，反对封建专制。还在1341年，他被父亲召回佛罗伦萨时，城里正展开着尖锐激烈的政治斗争，封建贵族勾结资产阶级少数上层人物，反对商人和手工业者拥护的共和政体，在1342年建立了封建君主政权。1343年，共和主义者攻占了王宫，封建君主被迫离开城市，佛罗伦萨恢复了共和政体。 卜迦丘热情欢呼这次胜利，称赞佛罗伦萨“使那批出身高贵的狼——反复无常而又傲慢的高级贵族受到了人民法律的管辖。”卜迦丘还以佛罗伦萨公民的身份，加入了一个行会，积极参加了这个城市的政治活动。他多次受城邦的委托，在意大利各城邦，在法国各地，跟各国的君主或罗马教皇办交涉。但是， 卜迦丘对下层群众的行动是不信任的，把他们看作一群“没有知识的贱民”。
1348—1353年， 卜迦丘写作了他最为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十日谈》。小说叙述10个男女青年为躲避瘟疫，在佛罗伦萨郊区的一座别墅里住了14天。在其中10天中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总共讲了100个故事，所以叫做《十日谈》。故事多半以爱情和聪明机智的情节为主题，塑造了许多不同职业，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形象，艺术地再现了十四世纪意大利广阔的现实生活。在这部不朽的巨著里， 卜迦丘以幽默泼辣的笔调，勇敢地批判黑暗、腐败和虚伪的基督教会及其所提倡的以经院哲学为基础、以禁欲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观，主张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从神学的枷锁和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在《十日谈》里，基督教会所作的种种丑行秽迹，被痛快淋漓地揭露，受到无情的鞭挞。笼罩在教会头上的灵光泯灭了，教会“神圣”的纱幕揭开了，使人们看到了一向被人顶礼膜拜的上帝的仆人们，原来是一群寄生的蛆虫。作者说：“我亲眼看见过成千个神父都是些色中饿鬼，他们调戏、勾引民间的妇女，这还不算，竟然还要诱奸那修道女;而正是这班人在礼拜堂的讲坛上声色俱厉地谴责这种行为。”
卜迦丘认为宇宙的主宰不是神而是人，人是自然的创造物，是血肉之躯，人生的目的不是死后的“永生”，而是现世的享乐。这种人的权利禁欲主义是阻挡不住的。因此，作者在《十日谈》里写了许多关于僧侣和修女们触犯教规、享受尘世欢乐的故事。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中指出：“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卜迦丘透露得更清楚了。”①
在《十日谈》里， 卜迦丘往往借“恋爱”事件，反对封建买卖婚姻，维护妇女的权利，提倡个性解放，宣扬人类平等的原则。第四天的第一个故事就是一篇正面的宣言。当贵族唐克烈大骂他女儿绮思梦达私订终身的行为时，绮思梦达辩护说：“你方才把我痛骂一顿，听你的口气，我缔结了一段私情，罪过还轻;只是千不该万不该去跟一个低三下四的男人发生关系，倒好象我要是找一个王孙公子来做情夫，那你就不会生我的气了。这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世俗成见。这你可不该责备我，只能去埋怨那命运之神，为什么他老是让那些庸俗无能之辈窃踞着显赫尊荣的高位，把那些人间英杰反而埋没在草莽里。……请你看看满朝的贵人，打量一下他们的品德、他们的举止、他们的行为，然后再看看纪斯卡多又是怎样;只要你不存偏见，下一个判断，那么你准会承认，最高贵的是他，而你那班朝贵都只是鄙夫而已。”
总之，《十日谈》典型地代表了早期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代表了当时处在巨大变革中的先进思想倾向。它勇敢地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树起了一面反封建、反教会的鲜明旗帜。《十日谈》是在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思潮兴起时怒放出来的一朵奇葩。《十日谈》反对禁欲主义和僧侣等神职人员的特权，歌颂个性自由，为后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家、思想家，乃至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提供了精神源泉和创作先例。
卜迦丘在写作《十日谈》的过程中，遭到了教会的攻击、威胁、诱劝，甚至一度动摇，但他坚持战斗，终于用几年功夫，完成了这部杰作。
《十日谈》中也包含很多消极的不健康的因素。主要是作者不遗余力地歌颂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宣扬放纵情欲。有的描写流于低级庸俗。
1354—1355年， 卜迦丘写作了他最后一部文艺作品、短篇小说《大鸦》。无论它的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性，都比《十日谈》逊色得多。此后，他作为一个学者，转向学术研究工作。
卜迦丘一生十分崇拜但丁，注释过但丁的名作《神曲》，曾任佛罗伦萨大学“神曲”讲座教师。他的《但丁传》是用意大利文撰写的，说明他并不主张过于迷恋古典文化。《但丁传》主要论证但丁的诗歌，未涉及但丁的政治观点。
卜迦丘是第一个认识希腊文的人文主义者。他一生酷爱研究希腊文学，花了大量金钱，收藏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品，并且手抄了许多名贵的古书。他花了近20年的劳动，写出了巨著《神谱》。用许多古代希腊、罗马和中世纪的史料，叙述了神和英雄们的神话，以及它们的起源和家世，力图揭示神话的现实基础。
《但丁传》和《神谱》反映了卜迦丘的文艺观点。他主张创作要反映现实生活，强调文学的巨大作用。他说：“虚构故事的美能吸引哲学证明和辞令说服所不能吸引的听众”;它“能够武装君王们，把他们导向战争，……它还能够摹写天空、大陆和海洋，……描绘人类性格的不同方面，唤起懒人，激发蠢徒，约束莽汉，说服罪犯，……”
卜迦丘的《但丁传》和《神谱》在扩大文艺复兴的影响上有一定意义。
卜迦丘还写过政论《论著名的女人》，反对中世纪把女人称作下等人和女人有罪的观念。
卜迦丘如同但丁、彼脱拉克也是新旧时代交替的代表人物，与他们有相同的缺点。他一方面热烈地歌颂新的、世俗的生活方式，同时又不可能完全摆脱旧事物的影响，因此新旧的矛盾就使他苦恼、惶惑和动摇。 卜迦丘在晚年时，当具有保守思想的人说他选择的道路是一条罪恶的道路，他的著作是违反上帝的心意的时候，他惊惶了，怀疑了。1362年，正是在怀疑和心慌意乱时刻，一个狂热的僧侣找到他，指责他的作品是“邪道的著作”。 卜迦丘更加动摇了，他想烧掉包括《十日谈》在内的所有著作。幸经好友彼脱拉克的及时发觉和劝阻，他才放弃了这个意图。
1373年， 卜迦丘已经患病多时，但他还答应了佛罗伦萨大学的聘请，担任“《神曲》研究”的讲座。1373年10月23日，因身体不支，作了最后一次讲演。第二年，彼脱拉克的死讯传来，给他莫大打击，从此病势加重，于1375年12月21日死于离佛罗伦萨20英里的小镇拆塔尔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