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保尔·马拉(Jean-Paul Marat，1743—1793)，法国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雅各宾派的领袖之一。
1743年5月24日，马拉诞生于瑞士一个清贫教员的家庭。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16岁来到法国，在巴黎攻读医学。1765年后曾在英国伦敦和纽卡斯尔行医。不久，他正式获得苏格兰圣·安德鲁大学医学博士称号。除了从事医学研究以外，他还从事光学等物理研究，并发表过不少论文。
法国大革命前，这位在医学和物理学方面已有显著成就的科学家，就对政治颇为关心。早年在巴黎学医时，他与百科全书派有接触，并大量阅读过启蒙思想家，尤其是孟德斯鸠和卢梭的著作。他还撰写政论文章《奴隶制枷锁》、《新刑法草案》等，猛烈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揭露财产集中和宗教奴役的罪恶，主张限制私有财产，声称人民有反抗的权利。正当大革命前夜，马拉于1789年2月发表了《献给祖国》的小册子，阐明他关于宪法的观点。他指出，唯有代表人民的机构，才有制定国家基本大法，修改宪法，监督保护宪法的权利。马拉当时在政治上并不知名，他的声音还不为人们所理解。但由于他的政治主张激进，科学院拒绝看他的论文，他还遭到一些学者的嘲骂和挖苦。
在7月14日巴黎人民攻陷巴士底狱前后的日子里，马拉倾注满腔热情参加到斗争中去。他曾经亲自带领群众在蓬纳夫桥拦截国王调来镇压人民的德意志龙骑兵团。人民武装起义的胜利使政权从王室转到制宪议会①手中，开始了革命的第一阶段，即大资产阶级执政时期。8月11日，制宪议会批准了取消封建义务的法令条文。农民信以为真，而马拉具有远见地对“八月法令”作出了正确估价。他写道：“贵族们只不过在焚烧着他们城堡的烈火映照之下，表示了区区的宽宏大量，只不过对手持武器夺回自由的人民，放弃了些许束缚他们的特权。”8月23日，他发表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草案》，再次鼓动贫苦群众起来反抗。
随着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宫廷加紧策划反革命阴谋，国王拒绝批准制宪议会通过的“八月法令”和《人权宣言》。马拉于1789年9月创刊《人民之友》报，他决心通过报纸揭露一切阴谋，撕下骗子、渎职官吏和叛徒的假面具，在危急时刻向人民敲响警钟。从那时起到1792年马拉进入国民公会止，他一直作为反对派记者参与政治活动。
马拉首先关心的问题是宪法的制定和执行。他多次抨击制宪议会制定的宪法，指出它只不过是一个与国王、贵族妥协的产物，根据这部宪法组成的政府将是一个在人民立法幌子下的绝对君主制政府。他提出自己的宪法草案，赞同启蒙思想家们主张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思想，还不断在报纸上阐述更为大胆的见解。他说，唯有人民可以掌握国家的绝对主权，一切权利都是人民给予的，人民通过它选出的代表行使主权，并且对他们进行监督，人民可以任命他们，也可以罢免他们。
马拉利用报纸这个阵地为下层人民说话。在1789年10月巴黎饥荒的日子里，他责难粮食委员会无所作为，揭露投机商不顾人民死活，贪得无厌，攫取暴利。他激烈抨击税收制度，以穷人的名义对富人发出愤怒的质问：“你们凭什么占有财富?而这一切财富几乎都是以卑鄙的手段夺得的，是用奸诈或暴力从穷人那儿抢来的，是通过恩赐、诈骗、盗窃、贪污获得的。”
马拉的攻击锋芒还针对当时两个在大革命初期起过作用、受人们崇敬的偶像。一个是日内瓦银行家内克尔，人们把他看作力主改革的部长，相信他能将革命进行下去。但马拉斥责他为银行家、经纪人、投机商的朋友，并于1790年1月18日出版了《控告内克尔》的小册子，向饥饿的巴黎人民揭露内克尔同囤积面粉以提高价格的面包商的密切关系。另一个是曾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大革命的积极拥护者，被称为新旧大陆著名英雄的拉法耶特。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但马拉毫不犹豫地起来推翻这尊偶像，揭露他与国王、贵族的妥协行径。因为拉法耶特惧怕人民政权，企图中止革命，在充当国民自卫军司令以后，妄图解除人民武装。果然，他于1791年7月17日在马尔斯广场把枪口对准了人民，而后逃往国外。
虽然国王不得不表面上宣誓忠于宪法，但宫廷没有放弃夺回政权的企图，正在策划新的反革命阴谋。马拉认定阴谋分子就出在制宪议会里，因此他不再只限于一般地批判宪法，而开始发表具有煽动性的文章。他认为合法的行动不再有任何结果，主张诉诸于暴力，诉诸于革命行动。他曾这样写道：“哲学为当今的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对发动和推进这场革命起了作用，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仅仅通过写文章是不够的，必须行动起来。”他在1790年7月发表的两本小册子《革命敌人的恶毒计划》和《我们完蛋了》中，号召人民行动起来反对议会。在国王求助于外籍军队来镇压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于1790年7月30日的《人民之友》报上第一次提出了革命专政的必要性：“如果有人说十个世纪以来随意奴役、掠夺、压迫我们的人会心甘情愿地决心和我们平等相处，那是狂言乱语;他们将永远阴谋反对我们，除非他们自己被消灭，如果我们不当机立断，通过必要的、也是唯一的暴力手段，那么我们将不可能逃脱内战的危险，将落得横遭屠戮的下场。”
马拉的思想在1792年8月10日起义和9月屠杀事件中都曾起到宣传鼓动作用。这年的春天和夏初，他就不断揭露宫廷和保王派勾结武装干涉者进军巴黎的阴谋。为了保卫法国，抵御内外敌人，他寄希望于各省到巴黎来参加7月14日庆祝活动的结盟军代表。 7月20日和8月7日他曾先后两次向代表发出号召，要求他们行动起来拯救共和国。8月10日的起义推翻了斐扬派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废黜了国王，建立了吉伦特派的统治，革命进入第二阶段。起义的第二天，马拉揭露立法议会中2/3的议员在8月10日前参与了反革命勾当，要求革命法庭审判叛徒。内外敌人沆瀣一气的卑劣行径深深激怒了巴黎人民，纷纷要求严惩革命敌人，但立法议会表现得软弱无力。9月2日，愤怒的群众在雅各宾派一些人的鼓动下打开所有监狱的门，动用私刑，镇压了被囚禁的保王分子和嫌疑分子。马拉在9月3日和4日的报上指出，既然官方司法机关如此失职，只好依靠人民审判的手段。由于马拉的反政府活动，他多次遭到追捕，有时不得不转入地下，经常改变住地，甚至流亡国外。
1792年9月20日，法军在瓦尔米大败普鲁士军，获得反击外国武装干涉者的第一次胜利。次日，由全民选举的国民公会在巴黎开幕，宣布废除王权，22日又宣布成立共和国。这就是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马拉当选为国民公会代表。从此，他结束了作为反对派记者的生涯，开始以人民的代表的身份在国民公会的讲台上从事他的政治活动。与此同时，他仍然坚持办报，把《人民之友》报改为《法兰西共和国报》。
国民公会成立初期，曾在革命中起过促进作用的、代表外省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掌握政府的实权。革命给中产阶级带来了好处，为了避免人民力量上台，他们希望革命就此止步。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和城市平民的雅各宾派(也称山岳派)，在国民公会中与吉伦特派展开了斗争。马拉作为山岳派的领导人之一，是反对吉伦特派最激烈的一个。
在国内事务上，马拉首先揭露吉伦特派在审判国王问题上的两面手法，指责他们一方面发表漂亮的革命词藻，一方面却竭尽全力挽救国王的生命。其次，当1792年至1793年冬季各地闹饥荒时，马拉斥责吉伦特政府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在国外事务上，马拉谴责吉伦特派是投敌叛变的杜穆里埃将军的同谋。
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的实力并未因雅各宾派的进攻而削弱，相反，他们决心反击，对马拉也展开了攻势。在国民公会上，吉伦特派先后几次指责马拉提倡政治独裁，鼓吹大屠杀，鼓励群众抢劫商人。他们甚至决定控诉马拉。但都未成功，却为马拉提供了在国民公会讲台上为自己辩护和重申自己主张的机会。
1793年4月初，马拉以雅各宾总部主席的身份签署了向各郡发出的一份通令，要求各郡发动声势浩大的请愿和控诉运动，反对那些主张拯救国王的不忠诚议员和与敌勾结的卖国贼。其矛头实际是针对吉伦特代表的。后者立即在国民公会内采取进攻。4月13日，经过一次激烈的辩论后，在平原派(国民公会内的温和派)的协助下，通过了把马拉交付法庭审讯的法令。革命法庭于4月24日开庭。巴黎人民从四面八方赶来保卫“人民之友”，他们陪同马拉一起来到法庭。在法庭上，作为被告的马拉成了原告，公众、法官和庭长都为他开脱。最后马拉被宣判无罪，并且像凯旋归来者一样被狂热的群众送到国民公会。吉伦特派不仅没有压垮马拉，反而使他的名声更加显赫，在雅各宾派和国民公会中的威望不断提高。
为了彻底推翻吉伦特派，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马拉和丹东等决定举行起义。马拉在报纸上再一次宣告他早在1789年就已阐明的立场：人民选出的代表如果能忠于职守，保护人民的权利和利益，人民应该尊重他们的命令，给予他们行使权力的保证。但是如果这些代表滥用人民的信任，出卖人民的权利和利益，掠夺、欺压、危害人民，那么人民应该夺回他们的权力，并予以惩罚。
雅各宾派夺权起义的前夜， 6月1日晚，马拉来到市政厅，亲自走上钟楼，敲起警钟。他要求市议会的成员不取得控告卖国贼的决定决不罢休。6月2日，群众包围国民公会，要求交出被指名撤职的代表。马拉在队伍中到处奔忙，鼓动起义者说：“你们不要示弱，不把人交给你们，就决不离开岗位。”最后，国民公会在大炮的威胁下通过了逮捕29名吉伦特代表的法令。从此，国民公会排除了吉伦特派的控制，雅各宾派取得了斗争的全面胜利。法国大革命进入第三阶段——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在这场斗争中，马拉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吉伦特派没有偃旗息鼓。侥幸逃到外省的吉伦特代表在全国掀起反对巴黎和雅各宾派的暴动。他们把消灭雅各宾派最积极的领导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第一个牺牲在他们手里的就是马拉。
当时马拉全身患有严重湿疹，极度痛苦，只得经常躺在床上或坐在浴盆里以减轻病痛。他不再去国民公会，但仍注视着事态发展和继续出版他的报纸。他越来越激烈地批评国民公会，甚至把矛头针对救国委员会①的领导人丹东。他认为丹东在摆脱吉伦特派以后企图重蹈覆辙。他号召革命力量在危险面前团结起来，但没有人作出反应，他感到失望和担忧。
就在马拉身心交病之际，一个名叫夏洛蒂·科黛的吉伦特派的狂热拥护者，从吉伦特暴动者聚集的冈城来到巴黎。她听了吉伦特派领袖对马拉的描绘，决定要“把国家从暴君手中拯救出来”。来到巴黎后，她两次前往马拉寓所，但未被接见，1793年7月13日，她第三次前往，冒充爱国女革命家，同马拉谈起冈城吉伦特派人的阴谋。交谈时，她乘马拉不备，把藏在怀里的刀子拔出，深深刺入了人民之友的胸膛。
马拉之死震动了整个法国。 7月16日，巴黎人民为马拉举行了庄严的葬仪。连续几个星期，巴黎各区及外省各城市为他举行追悼会。每次散会时都爆发出复仇的呼声。人们写诗篇歌颂他，还为他铸造了纪念章。有人在公共场所呼唤他的名字。各地爱国志士修起了“马拉墓”。所有民众团体集会处都安放有马拉的半身像。国民公会也决定给予他以进入先贤祠②的荣誉。
马拉的一生与法国大革命紧密相连。他自始至终站在斗争前列，热情地投身于各次起义和革命事件。他主办的《人民之友》报是革命民主派的喉舌，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起到了宣传鼓动作用。他也是一位思想家，在宪法、人权、新闻和言论自由、人民贫困的原因、暴力、革命专政等等问题上，都有独到的见解。在大革命中涌现的无数英雄人物中，马拉以政治嗅觉灵敏，观点激进，笔锋锐利，善于鼓动，具有毫不妥协的精神著称。正因如此，国王、贵族、大资产阶级把他恨之入骨。诚然，他采取过过激的行动，提出过不适时的狂热主张，但他热爱人民，真诚地同情人民的疾苦，始终为穷人伸张正义，因而他深得民心，不愧为真正的“人民之友”。
1793年的雅各宾派是18世纪最革命的阶级即城乡贫民的代表。当时，这个阶级已经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用最革命的办法、直到用上断头台的办法制服了本国的君主、地主以及温和的资产者，而欧洲的君主就联合起来用战争反对这个阶级，反对这个18世纪真正革命的阶级。
——列 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