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列弗·克伦威尔(Oliver Cromvell，1599—1658)，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领导人。
克伦威尔于1599年4月25日出生在英国亨丁顿郡。先祖托马斯·克伦威尔，是亨利八世御前推动宗教改革的著名大臣埃塞克斯伯爵。曾祖亨利·克伦威尔，在伊丽莎白时期，由于财富和勇敢被誉为同西班牙作战的“金色骑士”。父亲罗伯特·克伦威尔，曾任亨丁顿市议会议员、自治镇副司法官、郡治安法官等职。克伦威尔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祖上依靠宗教改革发迹、代代享有封建特权的乡绅世家。虽然他出生时家道已经中落，但是余泽未竭。所以他后来回忆说：“我生来就是个绅士，地位既非煊赫，也非默默无闻”。
克伦威尔的童年很少为人所知。王党传记家说他从小任性乖张，脾气很坏。而近代则有人称赞他少时颖悟，敏于决断。他读小学时就接受清教思想的影响。校长是个著名的清教徒，著有抨击天主教的剧本，他努力培养克伦威尔“手勤眼慎”的习惯。17岁时，克伦威尔去剑桥，攻读于锡德尼·苏萨克斯学院。这个学院是当时大主教洛德所抱怨的两个“清教保育院”之一，使克伦威尔受到更多的清教思想的影响。1617年，父亲突然去世，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子，不得不抛弃学业，回家照料。两年后又到伦敦学习法律，所得虽然粗浅，但为他日后当选议会议员和郡治安法官准备了条件。21岁结婚。妻子伊丽莎白·波琪是商人的女儿，带来一份可观的嫁妆，并且是位能干的主妇。从此定居在亨丁顿务农。前几年父亲去世时遗下年收入300镑的地产，他继承了其中的1/3。后来他又继承了舅父的一小笔财产。可见克伦威尔虽有家资，但并不丰厚。不过，这个家族在郡中素有影响。克伦威尔也注意建立自己的威望，所以他在1628年被选为亨丁顿自治镇代表，出席查理一世的第三届国会，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当时斯图亚特王朝的封建统治危机已经深重。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国会中的代表，纷纷抵制查理一世强向人民借贷、征收新税和滥售专利权、特许状。国会通过了著名的“权利请愿书”。克伦威尔虽然没有参与请愿书的起草，但是和约翰·义律、约翰·皮姆等国王的反对派站在一起，抨击宠臣白金汉公爵，对专制王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629年2月，他在两次会议上发言，揭露曾受国会指诉的“君权神授”的拥护者曼沃林被提升为主教一事，并检举温彻斯特主教尼尔蓄意散布天主教影响的罪行，引起国会的重视。经过调查，国会强烈谴责了尼尔和洛德。
之后11年是英国无国会统治时期，专制暴行变本加厉。克伦威尔在1631年5月卖掉亨丁顿的财产，带了1，800英镑迁居到圣伊维斯小镇，后又迁居到剑桥附近的伊莱(他在这里的故居至今尚存)。他参与的两件事情历来引人注意：亨丁顿市政案件和伊莱沼泽地纠纷。
1630年，亨丁顿市议会获得了查理一世的新令状，改建亨丁顿市府。令状公布时，群众怨声四起。因为有关规定给市府委员以剥夺农民在公田上放牧的权利，并对不服从市府领导的人课以过多的罚金。克伦威尔有感于公愤，怒气冲冲地责问市长和书记官，为农民争权益。于是市府向枢密院报告了这一情况，克伦威尔被枢密院拘留审查。处理这一案件的是曼彻斯特伯爵。他虽然责备克伦威尔带头闹事，但同时指令修改令状，有三处作了重新规定。其中有：“农民在公田上放牧的现在牲畜头数，根据所有权和用途，不得减削或变动之”。克伦威尔的请命获得了成功。
1634年，贝尔德福伯爵的冒险公司，对伊莱周围360，000英亩公用沼泽地施工排水。宣布三年后竣工，公司取得其中95，000英亩干地作为报酬。农民在这些土地上放牧的习惯权利丧失了。1638年，他们用镰刀和草杈武装起来，捣毁公司土地的围篱。他们说：“伊莱的克伦威尔先生曾经答应，只要他们按照在公田上放一头牛出四便士的代价把钱付给他，他就要让排泽者负五年的法律责任，在这期间农民可以享用每一寸公田”。克伦威尔可能用这笔钱去和公司打交道，为沼泽地居民争权益。查理一世趁机干预纠纷，宣布排泽并未真正竣工，由他接管全部工程，当地居民暂时可以使用公田。王党为此讥评他为“沼泽地勋爵”。
无国会统治加深了国内阶级矛盾，查理一世为转移人民视线而对苏格兰寻衅，结果导致了战争。1640年4月，国王为筹集战争经费不得不重新召开国会。反对派首领皮姆、汉普顿等再度当选。克伦威尔也从剑桥郡当选为议员。他们猛烈抨击国王宠臣斯特拉福伯爵以及宗教迫害、滥征捐税等暴政。这届史称的“短期国会”揭开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11月，召开“长期国会”，标志了革命的开始。克伦威尔虽然没有参与指控斯特拉福的行动，但是他的一系列活动进一步引人瞩目。他参加了国会的18个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议案。国会开会后两周，他上呈请愿书，要求释放狱中的李尔本。李尔本获释后，普林、巴斯威克和倍登等长老派清教徒也相继出狱。12月30日，他动议《例年国会》提案的二读，结果得以制定了“三年法规”。1641年5月21日，他和小凡恩草拟的《根枝法》提交国会，主张废除主教制度及其大小神甫。由于议会意见分歧很大，提案未有结果。此外，他还参加了《大抗议书》的起草。
查理一世拒绝《大抗议书》提出的保证工商业自由、建立大臣对国会负责制、限制主教权力等一系列要求，亲自带卫队到国会搜捕皮姆、汉普顿等五名反对派首领。行动失败后，他便前往英国北部，于1642年8月在诺丁汉竖起国王军旗，宣布讨伐国会。革命进入了内战阶段。
在历时四年的首次内战中，克伦威尔军功卓著。他在亨丁顿、剑桥等郡招募了一支主要由自耕农组成的千人骑兵队，所向披靡。1644年7月，他在马斯顿草原一役中大捷，扭转了国会军初时失利的局面。1645年1月，下院授权他建立一支二万多人的“新模范军”。6月，这支军队在纳斯比战役中摧毁王军主力，奠定了国会军取得首次内战胜利的基础。1646年6月，他攻克王党大本营牛津。不久，查理一世作了国会的阶下囚。国会为了表彰克伦威尔的功勋，授予他年收入2，500英镑的庄园，他的家也从伊莱迁到伦敦。
首次内战结束后，代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上层利益的长老派①独占了胜利果实。他们企图彻底排斥国会中的独立派②，就首先打击独立派的军事力量，操纵议会下达解散军队令，清除新模范军中所有独立派军官，并企图扣发战士欠薪。广大士兵为之哗然。他们在平等派思想的影响下，选出自己的代表，组成鼓动委员会，其任务是为在议会捍卫士兵的利益而斗争，首先是开展索讨欠薪和抵制解散令运动。作为独立派的克伦威尔，对长老派独揽政权非常不满，不愿失去自己的力量支柱——军队，但又不肯和士兵统一行动，尽量避免同国会决裂。但军队士兵自发采取军事行动，攻占长老派的炮兵阵地，并且由鼓动员警告克伦威尔，不容他首尾两端。这时他才赶紧表示愿与大多数高级军官站到士兵方面来。为了笼络士兵和控制军队，他建议成立了全军大会，吸收鼓动员参加。会上通过代表全军观点的《庄严协约》和《军队声明》，表达平等派的主权在民思想。1647年8月6日，军队开入伦敦，长老派重要议员仓惶逃走。从此，独立派掌握了国会实权。
这时，平等派和独立派的矛盾又上升为主要矛盾。焦点在于国家体制和选举权问题。平等派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人民公约》中，认为人民是国家政权的根本源泉，除乞丐和流浪汉外，成年男子都应享有选举权。人民选出的下院具有行使国家职能的最高权力，国王和上院应予取消。独立派的政见表达在《军队建议纲目》中，主张保留国王和上院，年收入40镑以上的英国公民才有选举权。为了讨论上述不同政治方案，1647年10月28日至11月8日在伦敦郊外帕特尼举行了全军会议。两派争论非常激烈，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为了压迫军队士兵服从，克伦威尔和高级军官合谋，拟分别在各地召集团的会议。但11月15日在哈福德郡附近的威尔召开第一次团的会议时，除指挥部决定的五个团外，还出现另外两个团，强烈要求立即实现《人民公约》。克伦威尔以威胁利诱手段在这两个团中制造分裂，把平等派的起义意图扼杀在萌芽状态。至此，平等派运动大势已去，不可复振。
克伦威尔加紧同国王谈判，希望就此实现其政治主张。但是查理一世宁可和苏格兰长老相勾结，不愿接受克伦威尔的条件。1647年11月11日，国王逃跑。21日，国王差送王后的“马鞍书信”被克伦威尔截获，信中清楚地表达了国王的上述态度。12月26日，查理一世同苏格兰使者签订秘密协约，准备引苏格兰军队入境，配合王党叛乱，再次挑起内战。克伦威尔立即转变态度，联合其他革命力量，于12月29日在温德莎举行军官会议，吸收平等派军官和以前的鼓动员到会，决定把查理一世作为血腥的罪魁交付审判。两派重新联合起来。8月，克伦威尔在普雷斯顿战役中击溃苏格兰军队。9月，占领苏格兰首都爱丁堡，取得了第二次内战的胜利。
筹建共和国提上了议事日程。克伦威尔对处决国王的态度是坚决的。1649年1月30日，查理一世以暴君、叛徒、杀人犯和国家敌人的罪名被处决。2月6日，下院决议废除上院。次日，决议取消王位。13日，通过把政权交给国务会议的法案。5月19日，英国宣布为共和国。
这个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躯壳，不容许人民群众享有政治和社会平等。克伦威尔掉过头来镇压民主革命运动了。还在3月底，他就下令逮捕了李尔本。4、5月间，把伦敦和福德的起义士兵淹没在血泊中，驱散了在圣乔治山上垦荒的掘土派。
在稳定了国内局势后，克伦威尔于同年9月率军侵入爱尔兰，镇压当地民族起义。结果，爱尔兰的2/3土地被掠夺。获得土地的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成了大地主。许多军官和士兵攫取土地后开始蜕化变质，成了英国保守集团的支柱。这就隐伏了共和国覆灭的危机。
在侵略爱尔兰战争期间，克伦威尔受议会之召挥师北上苏格兰，于1651年9月3日彻底消灭了查理一世儿子的军队，他掠走了爱丁堡的国徽，预示了三年之后苏格兰合并于英格兰。
克伦威尔已独揽大权。当长期国会腐败无能、威信扫地之际，克伦威尔依靠高级军官的支持，驱散长期国会议员，建立护国政体。他于1653年12月16日在伦敦的盛大典礼中就任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护国主。高级军官拟就的《政府约法》规定，护国主终身任职，兼领陆海军总司令。立法权属于护国主和国会，国会的许多重要传统权力转归护国主。行政权属于护国主和国务会议，实际上护国主能够支配国务会议。克伦威尔成了军事独裁者，共和国名存实亡。
护国时期，物价高涨，赋敛增加，什一税仍未废除，更多穷苦人沦为债囚。激进的教友派出现了，吸引广大群众反抗新的专制统治。克伦威尔不得不推行局部法律改革以消弭国内怨忿。他对王党实行镇抚并用、以镇压为主的政策，常没收其财产或课以罚金来充实空虚的国库。在人民群众和王党左右夹攻加剧时，克伦威尔公然抛弃宪法的外衣，于1655年把全国分为11个军区，各设总督管理地方行政和监督居民。赤裸裸的军刀统治引得民怨沸腾，不到一年时间就被迫废止。
克伦威尔继续推行符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利益的对外掠夺政策。他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于1652年发动英荷战争，迫使荷兰接受《航海条例》。1654年，英国取得同葡萄牙殖民地通商的特权，迫使丹麦允许英国船只自由进出波罗的海，又在加勒比海上从西班牙手中夺取了奴隶贸易中心牙买加。1658年，攻占敦刻尔克，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了贸易据点。凡此种种为英国不久取代荷兰的海上霸权地位奠定了基础。
克伦威尔护国主被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视为财产和秩序的保卫者，但是高级军官操纵政治又为他们所不满。1657年，国会呈递《恭顺的请愿谏议书》，请克伦威尔当国王，企图以传统的王政限制军人的影响。他虽有心践祚，但怕失去军队的支持，委婉谢绝王请，而把护国主改为世袭，稍稍压制高级军官的气焰。这时，各地平等派、共和主义者和激进派共同发动反政府的暴动，农民起义接连发生，王党叛乱在新的策划之中。克伦威尔欲图召集第三届护国议会以缓和局势，但因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而未遂。1658年9月3日，他在白金汉宫病逝。直到11月23日才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理查·克伦威尔继任护国主，但残局已不可收拾。两年后，斯图亚特王朝终于复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