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古代希腊伟大的思想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亚里斯多德生于爱琴海北岸的哈尔基迪凯半岛上的斯塔吉罗斯，这是安德罗斯岛建立的殖民地。他父亲尼科马霍斯是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二世的侍医，母亲法伊斯提斯来自优卑亚岛的哈尔基斯。亚里斯多德早年丧父，由监护人普罗克塞诺斯抚养。公元前367年，他到雅典，就读于柏拉图开办的“学园”，钻研各科知识凡20年，为同侪中之出类拔萃者，柏拉图曾称之为“学园的精英”。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亚里斯多德到小亚的阿索斯城，在城主赫尔麦伊阿斯宫廷作客。后者将其侄女皮提阿斯嫁与亚里斯多德。他在那里住了3年，因赫尔麦伊阿斯被波斯国王杀害，移居列斯博斯岛的米提列涅城。皮提阿斯生一女，与母亲同名，皮提阿斯死后，亚里斯多德与她的侍婢赫尔皮利斯同居，得一子，取名尼科马霍斯。
公元前343年，亚里斯多德应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之聘，担任了时年13岁的王子亚历山大的教师。
公元前335年，他返回雅典，在雅典东郊的一所名叫吕凯伊昂的体育场开办了自己的学校。亚里斯多德主持吕凯伊昂13个年头，一边教学，一边写作。这是他最为成熟也最有成就的时期，他遗存的大部分作品完成于此时。弟子分两班。他每天上午教高级班，人数有限，课程包括哲学、物理学、辩证术等。下午教普通班，讲授修辞学、政治学等课目。因他经常率领一群弟子在校园的林荫道上踱着方步授课，所以他的学派得名“逍遥学派”。
亚里斯多德的研究工作得到了亚历山大的赞助。据说这位跃马东方的“大王”派了成千的人员供他支配，有打猎的、捕鱼的、养蜂的、喂鸟的，等等，分布在希腊和亚洲的各个地区。这样便帮助他建成了一座规模可观的生物实验室。亚历山大还下令为亚里斯多德搜集各邦各城的法律政制资料，为他提供800塔兰特的研究费用。此类说法不见得每一细节都可信，但大体说来，他们师徒间存在这样的关系，既是可能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至于亚里斯多德对亚历山大究竟有多少影响，人们普遍估计不高。因为从这两个大人物的思想作为、性格志趣上看，似乎没有什么共同之点。纵然如此，他们的过从毕竟是不寻常的。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的死耗从巴比伦传来，雅典人一时间将自己对马其顿人的怒气发泄到亚里斯多德的头上。他被控犯了“渎神罪”。他眼见祸之将至，匆匆避居于哈尔基斯。次年辞世，享年63岁。
亚里斯多德是古典世界最博学的人。他创造性地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对当时已知的各个学科几乎都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并且开辟了诸如逻辑学、动物学等新的领域。亚里斯多德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学者和教师。他的著作内容极其广泛，其中主要的是有关哲学和各种学科的论述，文学作品不多。这些著作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为广大读者写的;一是为听讲的学生写的教材。现在能够见到的主要是后一类作品。他早年以对话形式精心撰写的一些普及读物，都已散佚。他的著述有400卷(一说1，000卷)之多，现存47部著作。现存著作本身构成某种类型的百科全书，包括自然科学的许多学科、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等。
亚里斯多德是逻辑学即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正确地指出，思维的真或假，取决于是否符合思维对象的实际。他提出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前者是从个别事物推出普遍原则，后者是以普遍原则论及个别事物。简单的逻辑演绎即三段论式，由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组成。他为概念划分了十大范畴，即实体(本质)、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状态、所有(领有)、活动(主动)与遭受(被动)。他提出并阐述了思维的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
他的逻辑学早在古代就引起了人们的重视。新柏拉图派的波尔菲利乌斯(公元232—304)为他的《范畴篇》作过“导论”。哲学家波提乌斯(约公元480—525)以拉丁文翻译了他的《范畴篇》(及上述“导论”)与《解释篇》，为中古研究亚里斯多德的逻辑学开了先声。他当年所规定的或发现的那些原则和范畴，他所使用的某些专门词语，迄今仍为逻辑教本所采用。
达尔文说过：林耐(1707—1778，瑞典生物学家)和居维叶(1769—1832，法国生物学家)是他所崇拜的两尊不同的偶像，然而比起亚里斯多德，他们不过是小学生而已。亚里斯多德著有《动物的生殖》、《动物的构成》、《动物的形态》、《动物志》、《植物学》，等等。他在著作中提到500多种动物，曾亲自解剖50余种。他虽未解剖人体，但解剖过人的胚胎。他研究生物学的方法，特别是在动物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可以作为他注重实际的最好说明。他那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是永远值得记忆的。
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由于生产技术水平较低，长时期内科学与哲学浑然一体，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因为当时没有机器，没有望远镜和显微镜，他们不可避免地在知识方面会有许多缺陷和失误，亚里斯多德也不能例外。比如，在生理学上，他分不出动脉和静脉，不知道有筋的存在，对脑的功用也不很清楚。但他却触及到了遗传学的问题，注意到埃利斯一位妇女嫁给黑人所生婴孩却是白的皮肤，可是再传一代则又见到了黑皮肤。他不能解决这第二代的黑色究竟隐藏在何处。事实上，亚里斯多德的许多观察和实验都得到后来的生物学家及医学家的首肯。
在物理学上，亚里斯多德犯过众所周知的错误，说物体在同一地点下落，其速度与重量成正比。只是到了1590年，通过伽里略在比萨斜塔做的实验，这个错误方始得以纠正。不过，正是从亚里斯多德开始，科学才初步地有了分科的研究。
亚里斯多德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名，首先因为他是一位大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与柏拉图唯心论体系之间确有很大的分歧，但这只是就出发点而言。倘使从结局来看，他们的分歧并不是不可调和的。柏拉图体系的最大特点，也是它的最大弱点，在于承不认现实世界的真实性。他臆造出一个绝对完美的理念世界，反而说现实世界是这个理念世界的不完全的摹本。亚里斯多德对老师这套本末倒置的玄学是根本不能接受的，所以他才说出“真理和师友皆吾所亲，然不得已时宁舍友情而保全真理”这样的话。他认为追求真理乃是哲学家的“神圣职责”。曾有人说，亚里斯多德对柏拉图的批评相当尖锐，有时还带点挖苦，可能是他个人对老师有所不满。这种说法未必符合事实。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批评柏拉图体系是富有建设性的，是严肃的。正因如此，“真理高于吾师”方传为千古美谈。
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原名“第一哲学”，含有统摄其他各门学科之意。他肯定客观世界是真实的存在，而且是人类认识的来源，认识产生于对外界事物的感觉，没有这种感觉便没有知识。这样，他就坚持了认识论的反映论的观点，从而使他密切地“接近了唯物主义”①。他完全否定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个独立自存的理念世界，认为理念实际上就是共性，它只能寓于个性之中，存在于人们的抽象概念中。
在批评柏拉图理念论的同时，亚里斯多德创立了他自己的“四因说”。他认为，一切事物的产生、运动和发展，都不外四种原因的作用，四因是：质料因、动力因、形式因和目的因。试以一座大理石雕像为例，石材是质料，雕刻师的工作产生动力，造成一尊阿波罗神是它的形式，目的即雕像本身的完成。他认为，形式不能离开质料而自存，但质料必须具有某种形式才有意义。他说，质料只是一种可能性，是消极的东西，唯有形式赋予它以确定性，使之转化为现实性，成为积极的东西。质料和形式的关系只是相对的。比如说房屋是形式，砖瓦则是房屋的质料，对于泥土来说砖瓦又是它的形式。形式和质料，除了在思想上，二者是绝对不可分割的。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形式，不仅有形，而且有能，它是能动的力。这在有机体的生成演变中表现得格外明显(显然与他研究生物学有关)。
亚里斯多德虽不否认运动和变化，然而，按他的看法，归根结蒂，一切运动和变化皆有赖于某种形式的推动。可是，推动者的背后又必有所推动，循此类推，第一原因或第一推动者只能是没有质料的形式。他心目中的“第一推动者是否同于通常所称的上帝，可以置而不论。但是，至少可以认定，它是属于一种精神(观念)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这样，亚里斯多德便由动摇于唯心、唯物之间，终于做了唯心主义的俘虏。
在系统研究原始文献的基础上，亚里斯多德编纂过大量历史资料汇编。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收集了158个国家的宪法，系统整理了雅典每年的悲剧和喜剧演出记录。1890年在埃及的纸草中发现的《雅典政制》一书，就是他编写的各国政制中仅存的一本。
《雅典政制》一书写于公元前329年和328年之间。它基于对各种文献、传说和实物的研究，系统地阐述了雅典民主政体发展的历史。
《雅典政制》、《政治学》以及关于伦理学的著作表明，在政治观点方面，亚里斯多德虽在基本倾向上与柏拉图有所不同，对柏拉图“理想国”的批评毫无顾忌;但对于建设优良城邦的关心和重视，依然是他们师徒的共同特点。
亚里斯多德有句名言，即“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他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他们为了过自足而且至善的生活，必须结为城邦(希腊人普遍的国家形式);游离于城邦之外的如不是神灵，就一定是野兽。他对各种政治体制(主要是希腊的)作过比较研究，举出君主、贵族、共和、僭主、寡头和平民六种政体，详细地分析了它们的利弊。他显然不赞成“哲学王”的统治。即使是少数贵族的统治，在他看来，也难免会流于腐败。寡头政体是代表富人利益的，它与贵族政体(有德者执政)常不易区分。对于平民政体，亚里斯多德并不一概地予以排斥，甚至说过多数不易腐败的话。但他对激进民主派抱着根深蒂固的成见，痛斥“平民领袖”(如雅典的克列昂等)假民主之名以遂行其私欲，是一批蛊惑人心的政客。比较地说，他是属意于共和政体的。其原因是，此种政体由中等阶级公民当权，而同时又能够考虑到富者和贫者两方的利益，方可维持城邦的秩序，因此也最为符合“正义”。他认为富人掌权压迫平民，平民掌权压制富人，各趋极端，不行正义。这是造成城邦不稳定的根源。
亚里斯多德主张法治。他说“法律是不受情欲影响的理智”。诚然，奴隶主的法律不可能不反映奴隶主的意志和情欲，但这句话也表明，法治优于人治，有法胜于无法。在谈到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时，他说，不应把法律看作是奴役，其实法律是一种拯救。他认为，公民应享有自由，自由并不意味着放纵，人人都各行其所欲，将造成城邦的混乱。他告诫说，自由不应超越法律的限度，这样法律也就保障了公民的自由。这些思想都是相当有见识的。
象许多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一样，亚里斯多德对奴隶阶级抱有深刻的阶级偏见。据他说，造物者造成两种人，一种人天生是自由的，另一种人天生是当奴隶的。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会说话的工具。文明的希腊人奴役其他“蛮族”合乎天经地义，因为他们本来是不平等的。奴与主的关系对双方皆属有益，也是正义的。按他的逻辑，对于不平等的人施以不平等才是真平等。他为奴隶制作了最大胆的辩护。
流传至今的亚里斯多德论述文学的著作有两部：《诗学》和《修辞学》。它们都是亚里斯多德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和探索的结果。他的这些著作还未得到仔细的推敲和加工，因而有的地方显得意义不明或者不连贯。也许这是他的讲义的片断或者是他的学生的课堂笔记。亚里斯多德广泛考察了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文艺的产生和分类，文艺与现实的关系，文艺的不同种类的特点，等等。他认为文艺是人类活动的特殊形式，文艺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与柏拉图不同，他认为文艺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亚里斯多德开创的吕凯伊昂存在到公元529年，被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封闭。但是，研习、注疏、翻译亚里斯多德著作的工作方兴未艾，继续不辍，仿佛一缕古典落日的余晖，映射到中古的欧洲大地。他的学说影响于基督教者甚巨。教会神学家托·阿奎那(约1225—1274)号称研究亚里斯多德的权威。十三世纪中期，在英、法、德、意等地区，亚里斯多德的著作成为基督教学校的必修科目。十四世纪巴黎的文教法令规定，学校除“圣经”外，所有的世俗知识皆应向亚里斯多德的著作寻求指导。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尼科马霍斯伦理学》曾作为学生的经典读本。这位来自斯塔吉罗斯的希腊教师竟获得如此的殊荣，仅仅是用他的杰出智慧和才能来解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的学说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把亚里斯多德塑造成一尊偶像，这束缚了学术的发展和对真理的探求，也与亚里斯多德本人的治学精神格格不入。
“文艺复兴”兴起后，人们重新拿起怀疑和批判的武器。自从弗·培根(1561—1626)以来，对亚里斯多德的学说(有的是被神学家歪曲了的)作了广泛的批评。这种批评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树立理性的权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不仅恢复了亚里斯多德的世俗面孔，也肯定了他在人类科学文化史上的显著地位。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亚里斯多德的功业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