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达乌德(Mohamed Daoud，1909—1978)，阿富汗当代最有影响的政治家之一，曾任阿富汗王国首相(1953—1963年)和阿富汗共和国总统(1973年7月—1978年4月)。
1909年，达乌德生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他的家庭属穆沙希班王室家族。1930年，达乌德的伯父穆罕默德·纳迪尔将军为阿富汗国王，成为他的家族登上阿富汗最高统治地位的开始。
达乌德的父亲叫穆罕默德·阿齐兹，是国王纳迪尔的兄弟。纳迪尔称王后，任命阿齐兹为驻德国大使。1933年6月6日，阿齐兹在柏林遇刺身亡。
1921年，达乌德在法国上中学。1929年回国，在外交部短期任职后，进入喀布尔军事学院学习。他同他的堂弟穆罕默德·查希尔在这个学校同学，他们在家里又一起听叔父哈希姆讲述阿富汗历史和阿富汗的政治现实状况。这位查希尔，于1933年11月8日，继承父位，成为穆沙希班家族第二代、也是最后一代国王。
1931年，达乌德毕业于军事学院，并在陆军中任职。1932年，在东省司令部工作。1933年，他被任命为南格哈尔省省长兼驻军司令。1935年，晋升为中将，任坎大哈和法拉省省长兼驻军司令。1939年，被调任喀布尔中央军团司令，兼任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团司令(普什图语是“达·马卡兹·昆瓦尔”)，这对于任何一个想要夺取和保持政权的人，是一个关键性职位。
但是，当时阿富汗的政局使得到这个重要职位的人还不能发挥重要作用。因为查希尔国王在他即位的前二十年中，不理政事，是位“统而不治”的国王。两位叔父牢牢掌握着权力。1933—1946年，他的叔父哈希姆任首相。1946—1953年，另一位叔父马茂德任首相。达乌德在1946年参加内阁，担任了国防大臣;1948年兼任财政大臣。这些职位比中央军团司令的职务重要得多，即使这种重要职位，也不能使达乌德有所作为。他反对叔父的亲西方政策，反对在边界问题上的软弱政策，对社会经济改革缓慢和对兴修水利工程停滞不前也极为不满。然而，他的对抗手段只限于争论，并于1951年退出内阁。以后被调任驻瑞士和比利时大使。不久回国，又任中央军团司令。
1953年9月20日，查希尔国王任命达乌德为阿富汗王国的首相。这次事件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令人吃惊的、突如其来的、但经过大多数王族成员同意的“宫廷政变”。实际上这是哈希姆、马茂德两届内阁政策失败的必然结果。从1953年9月到1963年3月，达乌德一直任阿富汗首相，成为阿富汗内外政策的决策者。这个时期，在阿富汗当代史上，被称为“达乌德的十年”。
在这十年中，达乌德极力加快赫尔曼德河谷水利工程的建设。这项工程开始于1946年。兴建这项工程的目的，是为了把赫尔曼德河变成易于管理的运河，迅速发展该河谷地区的农业。具体的预期目标有三个：种植经济作物，定居牧民和建立粮食基地。1945年末，阿富汗政府开始同美国摩利逊·纳德森公司谈判，成立摩利逊·纳德森阿富汗公司。在1946—1953年建设期间，贪污舞弊事件迭起，工程陷于停滞状态，引起国内普遍不满。截至1949年9月，就有2000万美元流入了摩利逊·纳德森公司的钱柜。为此，阿富汗政府欠了美国一亿美元的贷款。达乌德谴责前政府的弊政，从执政起便开始了这项工程的第二阶段(1953—1963年)。他重新组织了工程行政管理机构，以便逐步用阿富汗的技术人员代替美国人。他主持建筑了许多水坝、在河谷地区建立了一些居民点。1961年，他领导下的阿富汗技术专家小组提出有关河谷地区的农业、灌溉、排水、植物保护计划。但整个说来，水利工程的管理和维修工作很差，许多计划不能落实，加上该河谷盐碱性太大，施工地点不适当，农业受益并不显著。
在这十年中，达乌德为加快阿富汗经济发展的速度，推行“国家主义”政策。这种政策是由国家指导和计划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受了土耳其凯末尔的“国家主义”原则和苏联计划经济的影响。达乌德在上台前，曾反对马茂德的亲西方政策，因而在上台后发展了同苏联的关系，1956年他曾对苏联作了国事访问。达乌德因此获得了“红色亲王”的称号。1956年，达乌德政府制订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56年9月—1961年8月)。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农业，相应地发展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它加强了全国交通事业的建设(如修公路、飞机场、内河港口、电讯网等)，并且争取外国贷款和技术援助。1954年1月，苏联贷款给阿富汗350万美元。1955年，阿富汗和苏联签订了商品交换货物议定书，规定阿富汗用羊毛、棉花和兽皮换取苏联的石油、轧钢和建筑材料。达乌德首次访问苏联时，双方签订了长期等量换货物资偿还的贷款协定。这个五年计划是在苏联的一亿美元贷款的情况下开始的。达乌德也争取美援，1956年同美国达成了修建坎大哈国际机场工程的贷款协议。在达乌德的政策影响下，苏联不断扩大在阿富汗的经济势力。1956—1968年，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达11亿美元，其中3亿为军事援助。
1962年，阿富汗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重点是发展工业，修建大小工厂40个，修建公路两条，大小飞机场8个。农业主要投资水利工程和推广新技术。这个计划是达乌德1960年夏访苏时得到3亿美元贷款的许诺下开始的。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达乌德企图继续二十年代阿马努拉国王失败了的社会改革。他的社会改革主要包括：鼓励妇女去掉面纱;创办男女合校;实行男女在政治、职业和社会地位方面平等;宣布政教分离;取消教产;选举民主化。为了实行这些改革，达乌德决定从打破阿富汗的旧习惯为突破口。1959年8月25日，在阿富汗独立节的庆祝会上，达乌德和他的副首相、王族成员、高级军官的妻子、女儿们出现在观礼台上。这些妇女都没有戴面纱。这个破例的行动，使喀布尔市民大为吃惊。他任命妇女做播音员，派阿富汗妇女代表团出席亚洲妇女大会，派一名妇女参加联合国的阿富汗代表团。在征得家长同意后，他让40个六年级女学生进入陶瓷厂和男工一起劳动。他为妇女在医学、理工、法律、语言等各类学校学习创造条件，还让她们去国外受高等教育。在改革之风的吹拂下，一批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伸张正义的文学艺术作品相继问世。对于反对改革的顽固派，他采取了一些制裁措施。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努力，总会取得成绩。”但他在封建神权势力的压力面前，并不坚定。1960年以后，实行收缩政策，放缓了改革步伐。
普什图尼斯坦问题是达乌德统治十年期间最尖锐的问题。普什图尼斯坦指位于阿富汗以东、印度河以西、帕米尔以南的山区。这里居住着七、八百万普什图人(或称巴克同人或帕坦人)，同阿富汗人同属一个民族。1893年，英国强迫阿富汗政府签订了名为“杜兰线”的国界协定，将这个山区划归英属印度。1921年阿富汗和英印政府签订的条约中，重申“杜兰线”为国界。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在英国支持下，通过“公民投票”将这个山区划归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认为这是非法的。因而不承认这次投票。1949年，长期居住在阿富汗的加法尔·汗回到普什图尼斯坦，领导了这个山区的红衫党，开展所谓独立运动。阿富汗政府支持这个运动。1955年，巴基斯坦政府把西部诸省区(包括普什图尼斯坦)合并为一个省，即所谓“一体化计划”。达乌德发表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巴基斯坦认为是干涉它的内政。双方互相指责，发展到兵戎相见。埃及、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政府，都曾出面调解，但未能解决两国边界纠纷。1961年两国宣布断交。从1961年到1963年，达乌德宣布封锁两国边界使阿富汗经济蒙受损失，引起国内不满。
达乌德用“巴·塔拉非”(“不偏不倚”)来命名他的对外政策，意思是在大国的“冷战”对抗中，对任何一方都持中立的和不结盟立场。他在1955年一次答记者问时说：“中立的定义不言自明，阿富汗不想跟随任何军事集团。”他欢迎苏联、美国、西德、捷克斯洛伐克、印度等国的不附带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但声明不参加任何外国军事防务条约。1955年达乌德政府拒绝加入美国控制的巴格达条约组织。他作为不结盟国家会议的创始人之一，出席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次会议。阿富汗在1950年承认我国。在他的任期内，阿富汗于1955年1月20日同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一直同我国保持着平等的经济往来和友好关系。1957年，达乌德首相和周恩来总理互相进行了友好访问。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于1960年8月访问阿富汗，两国在喀布尔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达乌德为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两国政府于1963年11月22日签定了中阿边界条约。
1963年，阿富汗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查希尔和达乌德争夺权力的斗争明朗化了。达乌德是一个专断独裁、不容异议的家长式人物，他发展个人权势使查希尔深怀疑惧。他们两人在政见上的分歧发展到政治上的决裂。查希尔不同意达乌德的对外政策，反对达乌德同巴基斯坦搞僵。因此，在1963年趁阿富汗同巴基斯坦断交之机，将达乌德赶下台。查希尔国王用“王室成员不得参政”的修改宪法条款，迫使达乌德辞职。辞职后，达乌德发表了《告国人书》，仍“向普什图尼斯坦的同胞们致以最诚挚的同情”，“希望普什图人民胜利地实现他们神圣的民族愿望”。
达乌德下台后，阿富汗政局长期动荡不宁。从1963—1973年的十年中，更换了五届首相，平均两年发生一次内阁危机。达乌德似乎无声无息地蛰居了整整10年，实际上却在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时机终于来到了。1973年6月25日，阿富汗国王查希尔到英国和意大利治疗眼疾。达乌德在青年军官集团的支持下，于7月17日2时30分发动政变，推翻了查希尔王朝，宣布阿富汗为共和国。 8月1日，宣布组成新内阁，他一身兼任四职：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和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他任命了一个主要由青年军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来协助他工作。政变发生时，查希尔正在罗马治病。消息传来，这位阿富汗当代史上在位四十年(1933—1973年)的君主，于8月宣布引退，从而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废黜国王的行列。
1977年1月，阿富汗进行了选举，通过了新宪法。同年2月，达乌德就任阿富汗共和国总统。他重新掌权后，在经济上实行了一些有利于发展工农业生产的政策。例如增加发放农业贷款，提高一些农产品的价格，扩大种植面积，恢复倒闭的工厂，将国家部分土地分给无地农民，鼓励私人投资，加强外汇管理，限制进口商品，等等。同时，通过政府贴现，加强市场管理，控制物价上涨幅度，统一重量单位。他还开展了反贪污、反走私斗争，实行银行国有化，收回私人侵占国家的土地。由于实行这些政策，阿富汗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收支顺差和外汇储备金迅速上升。收支顺差从1972年到1973年度的220万美元，一跃而为1976年到1977年度的650万美元。在同一时期，可兑外汇从180.9万美元增至12，847万美元。1976年3月开始实行的第一个七年计划，要求到1983年国民生产总值增至1，476.9万阿富汗尼①，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3.4%，平均年增长率为6.3%。政府国库在实行七年计划初期，剩余的阿富汗尼，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达乌德经济政策上的不当之处在于七年计划的重点仍然是发展工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在一个可耕地面积只有4%的农业国度里，不去发展农业，却去优先发展工业，结果不得不从国外进口粮食。
在社会改革方面，达乌德还继续他1953—1963年的工作。他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法令，如土地改革法、文官法、刑法、民法等。文官法中规定了政府官员必须具有高中文化程度和必须遵守的其他道德规范，目的在于提高官员文化水平和工作效率。在长达四卷的民法中，涉及到社会和司法的所有领域，如婚姻、继承、契约、不动产、交易、抵押、动产等。达乌德用这些法典代替了伊斯兰教的法典，从而在法制上最后完成了二十年代阿马努拉国王开始的社会改革工作。
达乌德决心进一步解决普什图尼斯坦的问题。1976年，他和布托进行了互访，双方同意在1955年万隆会议宣布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来解决政治分歧。两国关系从此有了改善，边境局势有所缓和。布托急于同阿富汗签订一个协定。达乌德认为布托反对普什图尼斯坦自治，签订协定的条件尚不成熟，而且布托政权并不稳定，因而对布托的建议反映冷淡。他只是说，关于签订协议一事，等1977年3月巴基斯坦大选以后再说。这次大选， 酿成布托的被捕。1977年10月，齐亚·哈克访问喀布尔，同达乌德的会谈没有成功。普什图尼斯坦问题，作为两国悬而未决的问题拖了下来。
在对外政策方面，达乌德重新执政后继续奉行不结盟的原则。1973年至1975年，他先后亲自出访或派特使访问了苏联、印度、伊拉克、伊朗、中国等十几个国家。他同苏联和美国保持着大致对等的关系。在经济援助上，苏联占第一位，美国占第二位。苏联曾力图用它的经济力量影响达乌德。但在1975年以后，达乌德感到他的地位已经稳固，便力图摆脱苏联的影响。为了得到宗教界支持，达乌德加强同穆斯林国家的关系。他得到了伊斯兰开发银行、科威特基金会的贷款和沙特阿拉伯的赠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为阿富汗提供了850万美元，以建立一座糖厂。伊朗于1975年提供20亿美元，超过了苏联对七年计划提供的全部援助。在达乌德任总统期间，同我国保持着友好关系。1974年他派伊纳姆作为总统特使访问我国，在北京签订了新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达乌德上台一开始，就受到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封建神权势力的攻击。达乌德吸取阿马努拉改革失败的教训，一方面打击反改革派势力，一方面安抚一些宗教首领。为其到处修缮、建造清真寺，拜谒圣裔陵墓，参加听经。为防止王族叛乱，在政变当天，就逮捕了前内阁成员及其他官员40多人，其中包括他的堂弟，中央军团司令阿卜杜尔·瓦利少将。1974年，审判了一批“穆斯林兄弟会”成员。1975年7月下旬，镇压了“穆斯林兄弟会”在北部帕尔旺省潘杰尔山谷发动的叛乱。
对达乌德最大的威胁，不是来自宗教和王族右翼势力，而在于苏联操纵的、以“左”的革命面目出现的人民民主党。人民民主党创建于1965年1月，它的主要领导成员是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曾任阿富汗官方巴赫塔通讯社处长)、巴布拉克·卡尔迈勒(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和哈菲佐拉·阿明(阿富汗国民议会议员)。两年以后，党内分裂为两派：塔拉基的“人民派”和卡尔迈勒的“旗帜派”。这两派在六十年代末，都在阿富汗军队中发展党员，扩大组织。达乌德在1973年发动政变时，得到了两派的支持。政变以后，两派在军队中，特别是在高级军官中继续发展党员。阿明在塔拉基的直接领导下，在军队中“开展”党的工作。
达乌德意识到人民民主党两派在军队中活动的危险性，也看到这批“左”派人物已成为苏联的代理人。加上宗教界人士强烈反对亲苏，而达乌德本人也需要英美支持，因而决定清洗政府中的亲苏派。人民民主党两派的活动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苏联霸权主义者一直把阿富汗作为同美国争夺的重点地区。他们除了经济渗透和政治干预之外，还不断在阿富汗培植代理人，以便破坏阿富汗的不结盟政策。人民民主党两派，都是亲苏派。两派虽然支持过达乌德上台，但发现达乌德排除苏联干涉并坚持不结盟政策时，便起而持反对立场。为了统一反达乌德政权的力量，1977年苏联出面，两派合并为人民民主党，把颠覆达乌德政权作为共同的主要目标。
达乌德政权在1978年遇到巨大的困难。经济发展因资金短缺、人力物力不足而停滞不前。土地改革受到封建地主的顽强反抗，以至无法进行。人民生活空前困苦。面对着这些困难，达乌德放弃了早期标榜的“民主”、“自由”许诺，加强独裁专制统治，结果，人民对立的情绪更加强烈。人民民主党决定利用这些情况，推翻达乌德。1978年2月，达乌德清洗了政府中的亲苏派。人民民主党决定在5月27日动手。1978年4月17日，人民民主党的著名政治家、工会领导人米尔·阿克巴尔·卡比尔被暗杀。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不满，从而成为人民民主党行动的导火线。他们抓紧时机，于4月19日在喀布尔组织了15，000人的游行示威。4月25日，达乌德政府开始大逮捕。4月26日，逮捕了塔拉基、卡尔迈勒和阿明等7个人民民主党领导人。人民民主党决定提前实行原来计划。4月27日晨，当达乌德在内阁开会，讨论处置塔拉基等人的问题时，一场历时24小时的政变发生了。
军队背离了达乌德。阿卜杜勒·卡迪尔空军上校和阿斯拉姆·瓦坦贾尔陆军少校率领军队进攻总统府。总统卫队抵抗失败。达乌德全家躲在地下室里拒绝投降。结果全家30余人被当场打死，只有一个孙女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