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杰明·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十九世纪下半叶英国资产阶级著名的国务活动家和作家，保守党领袖。他曾任三届内阁的财政大臣，两度出任首相，在把托利党改造为保守党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迪斯累里是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积极鼓吹者和卫道士，他任首相期间，大力推行对外侵略和殖民扩张政策。他的名字是同英国殖民帝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迪斯累里于1804年诞生在伦敦，他的父母亲都是意大利籍的犹太人，还在十八世纪时就随家庭移居英国。父亲伊萨克·迪斯累里是个有成就的文学家，曾到欧洲大陆旅行过，是法国著名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和卢梭的信仰者，又同国内启蒙派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骚塞、历史小说家司各特等过从较密，受他们的影响，思想倾向于进步。伊萨克本来就不是犹太教的虔诚教徒，后来，因为同犹太人马尔科斯争吵，从1817年起他就退出了犹太教的集会，让他的孩子们改宗了英国国教。
迪斯累里少年时代所受教育颇有些特殊，这对他以后性格和思想的形成也许不无影响。他虽然13岁就接受了英国国教洗礼，但事实上他仍是在犹太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他幼年在一些较小的私立学校受教育，上学期间用的是希伯来文(即犹太人的语文)，12岁之前没有进过英国国教的教堂。13岁时，父亲又送他进入一个不信奉国教的牧师伊利科根博士办的学校读书，学到的古典知识有限。这样一种多少有些与众不同的教育，培养了迪斯累里这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独特的性格。他习惯于独自行动，内心里有着一股傲气和强烈的领袖欲，为达到目的有时不惜冒风险。“冒险事业是为冒险者安排的”，这是他年轻时代的行动信条。他颇以自己的犹太人种族而骄傲，一直到老年时，他还曾对一个年轻的犹太人这样说：“你和我同属于一个种族，这个种族能够做到一切而不失败”。
他15岁时辍学回家，在家自学期间，梦想将来当个伟人，能像荷马、恺撒、莎士比亚或拿破仑那样举世闻名。17岁时，父亲送他进入一个犹太人聚居的弗里德利克区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他在这里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并和文学界有了交往。1824年，他首次随父亲出国到德国，沿莱茵河作短暂旅行，大大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当沿着这美妙动人的河顺流而下时，我就下决心不当律师了”。
从德国回来后，他离开了律师事务所，决心干一番大事业。1824年，他参与了一桩美洲矿业公司的投机事业，负责编写介绍矿业公司的小册子。父亲的一位朋友出版商约翰·马雷欣赏他的才能，约他合资办一份日报，取名《代表》，他慨然应允。不料半年后公司破产，迪斯累里负了一笔巨债，这成了他整个前半生背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办报也成了空谈，为此还同马雷发生了争吵。投机事业受挫后，他继续从事创作。1826年，他的一部匿名中篇政治讽刺小说《维维安·格雷》问世。小说攻击马雷，他本人的作者身份也很快被戳穿，因而遭到马雷和文学界朋友们的冷遇。这一系列变故，对一个初出茅芦的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不堪忍受的沉重打击，他已接近精神失常。为了恢复健康，他到意大利、瑞士旅行，养病期间，又撰写了《波帕尼拉大尉旅行记》、《年青的公爵》等作品。
1830—1831年，迪斯累里到地中海沿岸和近东国家进行了一次长达16个月的旅行，游历了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巴勒斯坦和埃及。这次旅游，在迪斯累里的生活道路上具有转折的意义。他的健康完全恢复。在国外、尤其是近东的访问，引起了他对政治、外交的浓厚兴趣，深感要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必须投身于政治斗争。
从国外回来后，迪斯累里决心竞选议员。1832年初，他搬入了伦敦西区(资产阶级聚居区)，开始出入豪华府邸，走访政界知名人士，出版他的新作、传记体小说《康泰利尼·弗来铭》，展开了积极的竞选活动。
迪斯累里在思想上倾向于托利党，但当时正值1832年第一次议会选举改革前后，辉格党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居优势。这使他左右为难。审时度势，迪斯累里决心以独立的激进派面目出现。他在一次竞选演说中说：“我不管什么党不党，我是没有党的依靠，独立站在这里”。又说：“我也是保守党，保守我们制度中一切好的;我又是激烈党，革除一切坏的”。但是，没有明确的党派背景，毕竟得不到各方面的信任和支持，所以他最初几次在家乡附近外康布城镇的竞选活动都遭到了失败。1835年迪斯累里加入了保守党，但直到1837年他第五次竞选时，才在温德汉·列维斯帮助下，二人一起作为肯特郡梅德斯通的保守党议员进入了议会。不久，列维斯去世。1839年，迪斯累里同列维斯的寡妻、比他大12岁的、有钱的玛利安娜·伊万斯结了婚。这桩婚事虽然在上流社会受到非议、讥笑，被认为男女双方在各个方面都不门当户对，但迪斯累里夫妇却非常美满地一直生活到白头偕老。
迪斯累里在议会里的活动是从领导“青年英国”开始的。1841年大选后，皮尔组织起他的第二届保守党内阁。迪斯累里未能入阁，对皮尔十分不满。这个时期，他在下院领导了一个名为“青年英国”的托利党人小集团的活动。这个团体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三个年轻人，迪斯累里是它的真正领袖。“青年英国”的宣传，美化中世纪封建社会，主张恢复贵族的一切特权。为了欺骗群众，他们在议会里蛊惑人心地宣称他们赞同保护童工的法案，反对压迫爱尔兰等。实质上“青年英国”的思想反映了土地贵族对工业资产阶级势力日益上升的不满情绪。他们既反对皮尔政府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让步，也反对真正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所以马克思贴切地指出，“青年英国”所主张的是“封建的社会主义”。1844—1847年问世的迪斯累里的三部曲《康宁斯比(年轻的一代)》、《西比尔(两个国家)》和《坦克雷德(新十字军征伐)》中，就通过文学语言清楚地表达了“青年英国”这种观点。《西比尔》一书更直接写道：“我的愿望是亲眼看到能重新有自由的君王……‘青年英国’认为工业城市、矿山、……工业化给人民带来了苦恼、贫困”。由于没有群众基础，“青年英国”在组织上很快趋于瓦解，到四十年代后期，这股反动思潮就成了历史上的陈迹。
谷物法的废除，促使迪斯累里和皮尔最后决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国完成工业革命，经济飞速发展。资产阶级要求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皮尔政府在自由资产阶级推动下，决定放弃保护关税政策，于1846年废除谷物法，开放粮食的自由贸易。这一决定引起了托利党人的强烈不满，迪斯累里借机在下院组织起反皮尔内阁的反对派。皮尔派从托利党中分裂出来，皮尔内阁也随之倒台。1848年，迪斯累里正式当选为保守党的领袖，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逝世。
迪斯累里担任党领袖的初期，保守党不仅四分五裂，困难重重，而且正面临一个大转变的新时期。到十九世纪中叶，党已经采用“保守党”的名称，组织上也已经扩建成有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全国性大党;但是在政治上还没有完成适应新形势的转变。它的政治路线已经不能满足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已经大发展的新形势下的新需要。从1846年皮尔内阁倒台到1874年迪斯累里组阁的近30年间，保守党仅有三次机会执政(即1852、1858—59、1866—68的三届德比-迪斯累里内阁)，时间总共不足5年。为了摆脱困境，迪斯累里提出改造保守党的纲领。主要是两点：对内推行比较积极、灵活的政策，进行一些微小的社会改革，以欺骗群众;对外则肩负起建立庞大殖民帝国的使命。由于德比的健康状况不佳，三届内阁的重担主要是财政大臣迪斯累里承担。1859年，迪斯累里向议会提出了一个新的选举改革法案，要求扩大选民人数，把农村租地经营者的选举资格由50英镑降低到10英镑，目的在于争取这部分人的支持。但是，保守党议员认为这个要求太过份，而自由党人还感到不满足，法案因而未能通过。
1867年2月，迪斯累里吸取了1866年格莱斯顿失败的教训，在人民群众推动下，又提出了一个比自由党1866年法案稍进一步的新的议会改革法案。议会于1867年8月通过。新法案规定，在城市里，凡交纳济贫税的房主和每年支付不少于10英镑房租、居住期不少于一年的房客都有选举权。在各郡，年收入不少于5英镑的土地所有者和年支付12英镑地租的租地经营者都得到了选举权。一部分熟练工人也取得了选举权。新法案使选民增加了一倍，达到250万人。1867年议会改革的成功，不仅巩固了保守党的队伍，提高了党的威望，而且使迪斯累里个人的声誉大增。1868年2月，德比因病去职，迪斯累里就接替了首相职位。正如他自己说的，他终于“攀到了油滑竿的顶端”。但是，由于政府在爱尔兰和其他一些问题上仍不得人心，在1868年末大选中保守党失败，迪斯累里被迫辞职。
在重建保守党的过程中，除了内政方面的一些改革外，迪斯累里还把积极向外侵略扩张、建立强大的、称霸世界的英国殖民帝国作为他的奋斗纲领。1868—1874年在野时期，迪斯累里就曾大力攻击格莱斯顿自由党内阁没有远见，无视帝国的利益。1874年2月，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迪斯累里以70岁的高龄，受命组织他自己的首届内阁。迪斯累里是在形势已经大为好转的情况下执政的：保守党在国内已赢得声誉，内阁又得到议会大多数的支持。所以，虽然他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也欠佳，但他在任职期间仍不遗余力地推行殖民侵略扩张政策，为修建英国殖民帝国大厦立下了汗马功劳。
首先是夺取了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权。苏伊士运河1869年通航。在这之前，英国本来没有对修建运河投资，但运河通航后所带来的巨额收入使英国资产阶级垂涎欲滴。1875年，埃及总督伊斯迈尔遇到财政危机，打算出卖所握有的运河股票。迪斯累里乘人之危，匆匆向银行家借了400万英镑，私自决定(未通过议会)廉价购买了伊斯迈尔手中的全部股票(约占运河全部股票的45%)。再加上一些小额股票，英国一举控制了这条东西海上交通的命脉，并为进一步侵略埃及打下了基础。迪斯累里的擅自行动，不仅未受到议会谴责，反而使资产阶级欣喜若狂。
其次，1876年，由迪斯累里建议，议会通过决定，授予维多利亚女王以“印度女皇”的称号，并于1877年元旦在印度首都德里举行了隆重的加冕典礼。维多利亚多年的女皇梦终成现实。迪斯累里此举不简单是报答女王对他的恩宠，更主要地是向英印人民炫耀帝国的伟大，在人民群众中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原来只在口头上使用过的“英帝国”的称谓，自此以后就成了英国的正式名称之一而见诸官方文件了。为了表彰迪斯累里的功绩，维多利亚女王晋封他为比孔斯菲尔德伯爵。
迪斯累里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还是所谓东方问题。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土耳其奴役下的巴尔干各族人民发动声势浩大的起义，保加利亚民族独立运动高涨，近东的形势又告紧张。英国由于在土耳其拥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而竭力支持土耳其苏丹，反对巴尔干的民族解放运动。沙皇俄国则相反，它力图假手斯拉夫人的解放斗争，摧毁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从而削弱竞争对手英国在近东的势力。双方各不相让，矛盾斗争愈演愈烈，终于导致了1877年俄土战争的再次爆发。消息传到英国，引起了政府内外的强烈不满。反对派自由党首领格莱斯顿率先发动攻击，对政府东方政策的正确性公开表示怀疑。内阁内部也反映出不满。外交大臣小德比勋爵要求对政府传统的东方政策重新进行审查。战争开始后，土耳其很快遭到失败，战争于1878年1月宣告结束。但是，为了使和约签订得有利于英国，迪斯累里要求派舰队到土耳其，炫耀武力。小德比勋爵坚决反对，因而去职。迪斯累里不顾国内的舆论，一意孤行，终于在3月份实现了向土耳其派兵的计划。
1878年6月，在柏林召开签订战后和约的会议，迪斯累里亲自率代表团出席。经过事先同土耳其秘密协商，英国在柏林会议上分得了它久已渴望的地中海上的战略要地——塞浦路斯岛。尽管迪斯累里从柏林返回英国时，宣称他带回了“体面的和平”，实际上，正如列宁指出的，这是一次“掠夺土耳其”的会议，土耳其在会议上被部分地肢解了。很清楚，迪斯累里在东方问题上的政策是掠夺的政策。柏林会议不仅未能解决东方问题，反而更加剧了英俄之间的矛盾。
在中近东，除土耳其外，迪斯累里还积极向伊朗、阿富汗扩张。俄土战争之后，英俄在阿富汗的争夺又激烈起来。为了尽快占领阿富汗，英国于1878年发动了第二次侵略阿富汗战争，英军在一开始击败了阿富汗军队的抵抗，攻占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接受屈辱的媾和条件。但是英国的胜利没有保持多久，阿富汗爆发了全民的反英起义，英国侵略军受到阿富汗人民的沉重打击。阿富汗军队收复了首都，粉碎了迪斯累里并吞阿富汗的计划。
在阿富汗的失利给迪斯累里政府的统治以沉重打击。继之而来的在南非的失败则最终导致内阁的倒台。
英国早就图谋侵占南非两个布尔人的国家——奥兰治和德兰士瓦，一直未能得逞。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布尔人国家领土上发现了钻石矿，为了占有这些宝藏，1877年迪斯累里保守党政府宣布占领布尔人共和国。当时布尔人正同南非土著居民祖鲁人作战，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英国人立即投入了反对祖鲁人的战斗。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在战争中，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英国军队竟然被手执棍棒、弓箭的祖鲁人打得惨败。虽然最后(1879年秋)祖鲁人还是遭到了失败，但他们给英国军队的沉重打击和1880年开始的德兰士瓦布尔人的起义，却使得迪斯累里政府威信扫地。1880年4月大选，保守党失败，长达6年的迪斯累里保守党内阁宣告结束。
1881年4月迪斯累里逝世。终年77岁。
迪斯累里在历史上曾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的高度赞扬，被认为是在英国政治界上升到顶点的最杰出人物之一。连他的政敌格莱斯顿都称赞说：“比孔斯菲尔德勋爵的仕途生涯在许多方面都是议会史上最值得称颂的”。这种称赞不难理解。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为巩固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竭尽了全力。他的政治发迹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十九世纪中、后期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一个缩影。他从政初期，曾坚决维护代表十八世纪英国土地贵族和高级教士利益的旧托利党立场。后来，他又因反对废除谷物法和开放自由贸易而同皮尔分手。但他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实践家，他具有远见卓识。当他自己成了保守党首领，并着手整顿四分五裂、政治基础日趋缩小的党时，他已逐渐意识到，要振兴保守党，最根本的是要改造它，革新它，使之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在他政治活动后期，特别是首相任内，他对内进行一些欺骗性的改革，对外进行疯狂的殖民侵略扩张，他的这些活动深受资产阶级赞许，为保守党争得了荣誉，为建树英国殖民帝国立下了功劳。他本人则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加封，戴着比孔斯菲尔德伯爵的头衔进入了上院，侧身于贵族行列之中。这就是迪斯累里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