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御览》卷九七二记载：“葡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贡献，人皆不识。”有唐一代，疆域大幅擴展，中国地理范围在隋朝统一的基础上实现了更大的地域统一。唐朝前期，先后灭了东、西突厥，统治辖区扩大至漠北和西域的咸海至阿姆河以西地区。其中就包括了盛产葡萄及葡萄酒的西域地区，并且这一状况维持了将近三百年。地域间交流畅通成为葡萄酒顺利发展的前提。唐初时对酿酒行业宽松的政策以及持续性更是推动了包括酿制葡萄酒在内的唐代酿酒业的繁荣。
据《旧唐书·高昌传》记载：
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
贞观十四年（640），大将侯君集不战而屈人之兵，将高昌国
（治所位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纳入唐的版图，随后设置了伊州（今哈密地区）、西州（今吐鲁番一带）和庭州（今乌鲁木齐一带）
三个正式行政区。不久，唐政府在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市西北）设置了安西都护府，统辖安西四镇（龟兹、疏勒、于阗、碎叶），辖境相当于今新疆及中亚楚河流域。“唐王朝建立后，经过几十年的稳定和拓展，发展成为亚洲东部一个空前强大的大帝国。灭亡西突厥汗国后，唐的势力范围向西扩展到两河（锡尔河和阿姆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开始与于公元617年立国的大食帝国发生接触。……不久，唐为保护欧亚丝道，大食为扩展领土，开始在中亚地区展开激烈的明争暗斗。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唐一直处于优势，牢牢控制着中亚地区”（刘玉峰《唐德宗评传》，齐鲁书社2002年版）。这是唐朝能够大面积推广葡萄种植以及葡萄酒引入和发展的前提条件。
高昌物产中早以葡萄闻名，因此可以想见其在葡萄酒酿造以及东传的路上，这里也是绕不过的重镇，在中西交流传播史上也具有极为独特的地位。在今新疆吐鲁番市东南有一处阿斯塔那古墓，是古高昌国公共墓地的遗址所在，其中在出土的东晋时期（424—441）墓葬里发现有众多的入殉葡萄果穗和枝条、葡萄种子、葡萄干等，在墓室内绘有庭院葡萄的壁画。阿斯塔那382号古墓出土文献中有任命管理浇葡萄地的官方文件《功营条任行水官文书》曰：“功曹书佐汜泰……今引水溉两部葡萄。”反映了当时高昌地区早就已经成规模的种植葡萄，并且有完善的灌溉和保存葡萄方法。阿斯塔那320号墓出土《高昌张武顺等葡萄亩数及租酒帐》残件，保留65个寺院葡萄园亩数、储酒、酒租等数字。高昌故城遗址中还发现有生产葡萄酒的作坊。“许多唐代遗址里时常发现一种陶制的大缸和大瓮。它们质地坚实，火候较高，壁厚，有的高达1.5 米以上，分布范围也限在库车县境内的龟兹古城里，一次就发现大缸18 个，出土时分3 排，每排6 个，排列有序。缸外均有10 厘米厚的胶泥保护着”（黄文弼《新疆考古的发现》，《考古》1959年第2期）。大量的文物和历史文献说明，早在1500年以前，这里的葡萄种植业和葡萄酿酒业就已经十分发达，规模相当可观。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后，此地出产的葡萄和葡萄酒也运往中原地区，是西域高昌与中原往来的重要见证。
直至唐朝初期，葡萄本身都十分缺少，遑论以压榨葡萄取汁久酿才成的葡萄酒。《旧唐书》卷六一《陈叔达传》记载：
（高祖）尝赐食于御前，（陈叔达）得葡萄，执而不食。高祖问其故。对曰：“臣母患口干，求之不能致，欲归以遗母。”
国家初建，产自西域的葡萄多依赖丝绸之路的贸易而得，只有在皇帝宴请大臣的国宴上方有鲜葡萄的身影。陈叔达官职侍中，位同宰相，为患病母亲求葡萄而不可得，当时葡萄之稀少珍贵可见一斑。无怪乎平定高昌后，特产葡萄和葡萄酒也吸引了大唐皇帝。在唐军于640 年进入以后，天朝皇帝就要求吐鲁番地区用葡萄和葡萄酒纳贡。唐太宗还命人在皇宫园林种植葡萄，甚至亲自参与酿酒也就不足为奇了。《太平御览》卷八四四记载：
及破高昌，收马乳葡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帝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益，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
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都十分钟爱葡萄酒，贵为一国之君的皇帝都是葡萄酒的忠实粉丝，可见葡萄酒之魅力。唐朝时期的葡萄酒已经有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酒精度数适中，口感美好，且有益健康，相比于当时唐朝生产的低酒精度的谷物发酵米酒和以药酒为主的配制酒来说更受欢迎。唐太宗喜欢自己动手酿制葡萄酒，为了得到更优质口味的葡萄酒，“帝自损益造酒”，甚至亲自改良技术，貌似成功，“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益”，酒色美好多样，既有葡萄芳香，又兼美酒气质。唐太宗很长时间里一直热衷葡萄酒，且颇得其乐，曾在《置酒坐飞阁》中赋诗抒发这种美酒所带来的愉悦欢畅：
高轩临碧渚，飞檐迥架空。余花攒镂槛，残柳散雕栊。岸菊初含蕊，园梨始带红。莫虑昆山暗，还共尽杯中。
正是在疆域开拓，政策宽松以及在最高统治阶层的关注和参与下，来自原西域地区的马乳等优良葡萄品种以及先进酿酒工艺引入到中原，推动了内地葡萄的广泛种植和葡萄酒酿造工艺的升级改造。
最早种植葡萄的无疑是都城长安一带，长安因此也是唐朝重要的葡萄种植基地。
《全唐诗》卷一一GA996张谔《延平门高斋亭子应岐王教》曰“昨夜蒲萄初上架，今朝杨柳半垂堤”，卷九六沈佺期《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曰“杨柳千条花欲绽，蒲萄百丈蔓初萦”，都描绘了春日里京城葡萄初上架以及蔓条初展的一派生机盎然的春日景象；卷一三三李颀《送康洽入京进乐府歌》诗曰“长安春物旧相宜，小苑蒲萄花满枝”，更是将长安里的葡萄作为都城的代表风物来吟咏，很显然文人们已将葡萄作为特殊情感的寄托，这一外来物种的异域风格已经褪去，融入了中原地区人民文化生活中。
长安临近地区无疑深受其影响。诗人乔知之，唐朝同州冯翊
（今陕西大荔）人，在《倡女行》中描述“石榴酒，葡萄浆，兰桂芳，茱萸香”，由此可以推测乔知之生活的同州冯翊县也是葡萄酒产地之一。
都城长安酿酒好手云集，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下，官员也熟知葡萄酿酒之道。据柳宗元《龙城录》记載：
魏左相能治酒，有名曰醽渌、翠涛，常以大金罂内贮盛十年，饮不歇其味，即世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尝有诗赐公，称：醽渌胜兰生，翠涛过玉薤。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败。公此酒本学酿于西胡人，岂非得大宛之法？
唐太宗时名臣魏徴善竟也颇好此道，且“千日醉不醒，十年味不变”，可见技艺之精，由此，都城之中葡萄酒风尚的普及和流行不难想象。
唐朝河东道一带则是葡萄大面积种植的地区。河东道相当于今日山西省全境，此地自产自酿的葡萄酒业日渐有名，远销边塞地区。《全唐诗》卷四二四白居易《司徒令公分守东洛移镇北都》中有“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的吟咏，且自注曰“葡萄酒出太原”。河东地区的乾和葡萄酒还逐渐形成了自身的品牌，跻身当时的国家名酒之列。《唐国史补》卷下评价：“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乾和葡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宜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乾和葡萄酒因而成为太原府进贡的珍品。
王绩（585—644），初唐诗人。字无功，自号东皋子，绛州龙门
（今山西河津）人。“高情胜气，独步当时”（辛元房《唐才子传·王绩》），时称“斗酒学士”（《新唐书·王绩传》）。追慕魏晋陶渊明，后弃官归隐东皋而终。《过酒家》五首之一云：“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相逢不令尽，别后为谁空。”王绩一生大多时间生活在故乡河东绛州龙门县，可以推断河东的绛州也出产优质葡萄酒。
唐朝东都洛阳也是葡萄酒的重要产地。洛阳葡萄酒的酿造历史比较早，三国时魏文帝曹丕曾对葡萄和葡萄酒大加褒扬，推动了洛阳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业的发展。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南北朝时长安、洛阳、邺城三地都普遍地栽种葡萄。延至唐代，洛阳种植的葡萄进一步扩大。
此外，唐代出名的葡萄酒产地还有江南道的金陵。《全唐诗》卷一八四李白《对酒》诗中吟咏：
葡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
他又在《金陵酒肆留别》一诗中写道：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
这两首诗描绘了金陵的葡萄酒和侍酒美女，道尽了江南的旖旎风情。山南道的郢州和荆州也生产葡萄和葡萄酒。刘复的《春游曲》描述了郢州葡萄酒：“细酌蒲桃酒，娇歌玉树花。”唐时吏部侍郎韩愈多次赋诗咏赞洛阳葡萄，《燕河南府秀才得生字》中云：“柿红蒲萄紫，肴里相扶檠。芳茶出蜀门，好酒浓且清。”寓居荆州的他在《题张十一旅舍三咏》之《葡萄》篇中更是讲授了使得葡萄高产的注意事项：“新茎未遍半犹枯，高架支离倒复扶。若欲满盘堆马乳，莫辞添竹引龙须。”可见其对葡萄的细致了解。李白《将游衡岳过汉江双松亭留别族弟浮屠谈皓》客居湖北时曰：“忆我初来时，蒲萄开景风。”
岑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在广西曰：“桂林葡萄新吐蔓，武城刺蜜未可食。”华北地区也常见葡萄，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八记载：
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由葡萄，可就其所食之。天宝中，沙门昙霄因游诸岳，至此谷，得葡萄食之。
根据对相关史书和诗文的考证，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时中原地区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分布区域等情况。唐代内地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的分布区域主要在陇右地区，长安地区，河东地区，洛阳地区，江南道，山南道等地。其中，以河东为最。唐十道中种葡萄的将近九道，甚至岭南道都可见葡萄种植的记载。
诗人刘禹锡曾经听闻河东道乡人讲述葡萄在此地的种植历史后，有感而发，做《蒲桃歌》曰：
野田生葡萄，缠绕一枝高。移来碧墀下，张王日日高。分岐浩繁缛，修蔓蟠诘曲。扬翘向庭柯，意思如有属。为之立长檠，布濩当轩绿。米液溉其根，理疏看渗漉。繁葩组绶结，悬实珠玑蹙。马乳带轻霜，龙鳞曜初旭。有客汾阴至，临堂瞪双目。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
这是有名的诗人专门为葡萄做的一首有名的《蒲萄歌》，描绘了从种植葡萄到收获葡萄的全过程，包括了修剪、搭葡萄架、施肥、灌溉以及获得葡萄丰收的过程。刘禹锡作为政府的高官，能准确地掌握葡萄栽培技术，可见盛唐时期葡萄种植业的发达。正如著名汉学家薛爱华所观察到的那样，“直到唐朝统治的初年，由于唐朝势力迅速扩张到了伊朗人和突厥人的地方，而葡萄以及葡萄酒也就在唐朝境内变得家喻户晓了。唐朝本土出产的各种葡萄品种，在这些备受人们称赞的葡萄园里得到了发展”（薛爱华《撒马尔罕的金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从西域到中土，从皇宫到民间，葡萄这一来自异域的小小生灵在都城长安扎根后，开枝散叶，蔓延全国，逐渐形成葡萄种植以及葡萄酒酿造的新时代，而葡萄酒文化也从此融入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江流中。
唐朝诗歌在某程度上可以说是诗酒文化，其中葡萄酒也颇具代表性，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王翰的《凉州词》：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687—726），字子羽，唐并州晋阳（今山西太原市）人。才知超群，不拘礼节。王翰时任驾部员外郎远赴西北前线，出生于河东一带的他对葡萄酒想来不陌生，而掌管驾部职务负责战区军需粮草的他更是见多了边塞男儿慷慨激昂，色泽殷红的葡萄美酒斟满在夜光酒杯之中，酒色如血，大漠悲歌，戍边将士豪情悲壮，“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或许是对此最好的注解。
凉州，现今的甘肃武威一带，唐朝之前即以葡萄种植和酿造闻名，也充满了来自中原的文化风格，一如汉学家薛爱华所说，“我们知道，凉州就如同旧金山的唐人街一样，这是一座唐朝的胡城，葡萄酒在当时的确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迷人的联想的，精纯稀有的饮料。但是甚至在驼路更西的敦煌，葡萄酒也是重要庆典上的一种珍贵的附加饮料，这就正如香槟在我们的宴会上一样”（《撒马尔罕的金桃》）。
值得说明的是，唐朝开通西域，葡萄酒应该最早出现在边塞一带，军中帐下行功论赏，将领士卒开怀痛饮，首选味美多产的葡萄酒，因此军旅题材中屡屡出现便不足为奇了。高适曾在凉州参军，记载：“军中无事，君子饮食宴乐……觞葡萄以递欢。”《全唐诗》卷一三二李颀《塞下曲》曰：“黄云雁门郡，日暮风沙里。……帐下饮葡萄，平生存心是。”《全唐诗》卷八二七贯休《塞上曲二首》则更生动的描述边塞情景：“葡萄酒白雕蜡红，苜蓿根甜沙鼠出。”诗人李颀，《唐才子传》称其“性疏简，厌薄世务”，其有名的《古从军行》中写道：
胡雁哀鸣夜夜飞，胡儿眼泪双双落。闻道玉门犹被遮，应将性命逐轻车。年年战骨埋荒外，空见蒲桃入汉家。
这首《古从军行》写了边塞军旅生活的矛盾复杂感情，虽借用汉武帝引进葡萄的典故讽刺时事，却依然反映出唐时葡萄在民间的流行与普及。而且，边疆军旅所饮酒不但有酒色如血的红葡萄酒，更有色白兼黄的白葡萄酒，不仅有来自西域的优质葡萄酒，更得内地所产的本土葡萄酒。法国汉学研究学者童丕（Eric Trombert）也曾指出：“
（盛唐时期）粟特人通常所带的商品是马、皮毛和其他易于携带的贵重物品，而不是葡萄酒。这个时代确实不再需要从如此遥远的地方运酒来：凉州已能生产上乘的葡萄酒。”（童丕《中国北方的粟特遗存——山西的葡萄种植业，粟特人在中国——历史、考古、语言的新探索》，中华书局2005版）
前文提及的“斗酒学士”王绩《过酒家》五首之二、三云：
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倚垆便得睡，横瓮足堪眠。
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
嗜酒如命的斗酒学士看来经常光顾胡姬当垆的葡萄酒酒家，可诗人经济拮据难免赊账，日积月累力所难及，债台高筑的他却又抵挡不住葡萄美酒的诱惑，再“高情圣气”也难免愧对酒家胡女了。
葡萄酒的另一忠实粉丝当属唐朝第一浪漫诗人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街上酒家眠”，这是杜甫有名的《饮中八仙歌》之描绘李白的诗句。李白诗作很多都是以酒为题材，葡萄酒更是李大诗人的心头之爱，吟诗作对时不忘“蒲萄酒，金叵罗，吴姬十五细马驮”；高唱《襄阳歌》时更是迷恋葡萄酒，恨不得人生百年，天天都沉醉在葡萄酒里。“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将黄鹤楼前的滔滔江水，比作新酿的葡萄酒，恨不得就醉死在葡萄酒的世界里。
李白为世人留下了太多的酣畅诗篇，其中婉约婀娜的《清平调》三首更是古往今来应制诗歌里面的难得佳作，唐李濬《松窗杂录》记载：
（开元中，玄宗、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遂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学士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承诏旨，犹苦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云想衣裳花想容……”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笑颔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抑亦一时之极致耳。
当时正在“长安市上酒家眠”的李白酒醉未醒，信手而得：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
《清平调》三首可谓饱蘸诗人玲珑才情的肆意释放，堪称张扬太真之美的神来之作，无怪乎杨贵妃“笑颔意甚厚”，一定要赏赐最好的美酒于诗人，于是特“持颇梨
（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葡萄酒”为李白酌饮。
综上所述，唐朝以前中原地区的葡萄酒主要依賴于丝绸之路的往来输入贸易，且葡萄酒消费仅是王室贵族专享的奢侈品。唐朝以后，随着疆域扩大，使得源自西域的葡萄酒开始大规模的输入内地，同时随着多民族的深入往来，熟悉葡萄酒酿造技艺的胡人胡肆入住内地。当时长安西市及城东曲江一代有许多胡人开的酒肆，多以葡萄酒闻名。不难想象，唐朝经常歌咏葡萄酒的诗人们如王绩、王翰、李白、白居易等是出入胡姬酒家的常客。满腹文章的文人骚客们，蒲饮陶陶然也！这是在葡萄酒的微醺下，诗人们诗兴大发，情性尽情舒展，开启了唐代令人不能不为之陶醉的“诗酒文化”。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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