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都长安的道观与诗人的诗歌创作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诗人刘禹锡在十年贬谪后被召回京，尝游长安玄都观而作诗戏赠同游者云：“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有人以为其诗语含讥刺，执政恶之，因再遭远贬。十四年后他重回长安，又赋《再游玄都观绝句》诗云：“百亩中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显示出其倔强不屈的个性。刘禹锡诗赋玄都观桃花的故事，因唐人孟棨《本事诗》的记述而盛传于世，成为一段唐代文坛的著名掌故。其实，唐代诗人及其诗歌创作与道观的关联，远不止刘诗一例，仅《全唐诗》中诗题涉道观之名者，已近三百首，至若所写内容涉道观题材者，则可谓不胜枚举。不过，就道观与诗人关系最密切与影响最大者论，则以唐都长安为最令人瞩目。

唐长安城是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都城，而都城中众多不同宗教活动场所所体现的文化多元性，则是其特色之一。当年宇文恺奉隋文帝之命设计此城时，即特别给予了释、道二教以相应的都城空间，宫观作为道教徒栖息修行之地，当时也就成为都城坊里规划中的一个重要构成单元。至唐时，作为都城道教活动场所的宫观数量，不仅未尝少降，反而有所增加。据徐松《唐两京城坊考》之载录统计，唐长安城108坊以朱雀大街为界，街东与街西各有道观22所，加上大明宫中2所，合计46所。由于唐统治者奉老子为祖，故道教在唐已俨然为国教，因而唐都长安的宫观来源，也大都与皇亲国戚、王公贵胄密切相关。46所道观中，其创设与皇室及王公贵胄相关者多达25所，超过总数的一半以上。而道观之成，亦多由王公显贵之宅第改建。举其最著者，如长兴坊之乾元观，乃代宗大历十三年由泾原节度使马璘之宅改建。据载，“璘初创是宅，重价募天下巧工营缮，室宇宏丽，冠绝当时，璘临终献之。代宗以其当王城形胜之地，墙宇新洁，遂命为观，以追远之福，上资肃宗，加乾元观之名”。又如崇业坊之玄真观，其“半以东，原本为尚书左仆射、申国公高士廉宅，西北隅，本左金吾卫。神龙元年，并为长宁公主第。其东有山池别院，即旧东阳公主亭子。韦庶人败，公主随夫为外官，随奏请为景龙观，仍以中宗年号为名。初欲出卖，官估木石当二千万，山池仍不为数。天宝十三载，改为玄真观”。而辅兴坊的金仙女冠观与玉贞女冠观，则是睿宗为其二女金仙公主和玉贞公主所建。由于长安道观来源的这种特殊性，其环境之宽敞，营缮之精巧，花木之名贵，自然非比寻常。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原来的公侯宅第一旦变为道教宫观时，其也由原来私人独占的生活空间，具有了某种公共社会活动空间的特性。而这一点，则是其与唐代的诗人和他们的生活与创作产生关联的重要机缘。

由于长安道教宫观宽敞雅静的环境氛围，唐代士子也就将之当成了最为理想的修业之所。杜光庭《神仙感遇传》曾记进士王璘，因投旅馆住宿不成，遂入丰邑坊景云观租一独院居住，每月五百文即“税辔秣驷焉”；裴铏《传奇·许栖岩》亦载许栖岩举进士时“习业于昊天观”。而最著名的则是诗人白居易。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罢校书郎后，与友人元稹准备应制举，遂由原所居之常乐坊居所移居长安永崇坊之华阳观。他在《策林序》中说：“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磨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而华阳观这一段寓居生活，也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记忆，后来他屡屡将之写入诗歌之中，深情回味与友人“曾同曲水花亭醉，亦共华阳竹院居”（《赠韦八》）的经历，乃至有“形容意绪遥看取，不似华阳观里时”的慨叹（《渭村酬李二十见寄》）。宋代钱易的《南部新书》曾记载说：“长安举子，自六月已后，落第者不出京，谓之‘过夏’。多借静坊庙院及闲宅居住，作新文章，谓之‘夏课’。亦有十人五人醵率酒馔，请题目于知己朝达，谓之‘私试’。七月已后，投献新课，并于诸州府拔解。人为语曰：‘槐花黄，举子忙。’”又载：“新进士放榜后，翌日排光范门候过宰相……昔游诗云：‘华阳观里钟声集，建福门前鼓动期。’”据此推测，当时应试举子，居华阳观者当不少。不仅应试举子税居道观习业，官僚文人，亦有因故借宿道观者。杨凭即曾宿于长安开元观，写有《长安春夜宿开元观》诗，而卢纶则因病居龙兴观，有《卧病寓居龙兴观枉冯十七著作书知罢摄洛阳赴缑氏因题十四韵寄冯生并赠乔尊师时予罢推官》诗记其事。

长安道观宽敞的空间，不仅为诗人提供了寓居借宿之便，而且其雅静幽美之境也成为诗人平日休闲游览之上选。官僚文人常携手同游，赋诗唱和，以纪风雅。武元衡曾与同僚游昊天观，写有《夏日陪冯、许二侍郎与严秘书游昊天观览旧题寄同里杨华州中丞》诗，看诗题中“览旧题”语，知其此前曾游览此观，并且题壁留诗，以为纪念。而他还有一首《和杨三舍人〈晚秋与崔二舍人张秘监苗考功同游昊天观，时中书寓直不得陪随，因追往年曾与旧僚联游此观，纪题在壁，已有沦亡，书事感怀，辄以呈寄，兼呈东省三给事之作〉，杨君见征鄙词，因以继和》的诗，可知因游览昊天观，还引起了他们之间诗歌的赓续唱和。诗人权德舆也曾陪同僚游览昊天观，写有《晚秋陪崔阁老张秘监阁老苗考功同游昊天观，时杨阁老新直未满，以诗见寄，斐然酬和，有愧芜音》诗。武、权诗中“杨中丞”“杨阁老”，都是指诗人杨于凌，他的未能同游，乃是因“寓直”，也即“值班”，可知当时官员是有着严格的值班纪律的。而权德舆在游览道观时，还写有《上巳日贡院赠内》两首绝句，赠给自己的妻子，云“三日韶光处处新，九華仙洞七香轮。老夫留滞何由往，珉玉相和正绕身（原注：时以沽美玉为诗题）”、“禊饮寻春兴有余，深情婉婉见双鱼。同心齐体如身到，临水烦君便祓除”，亦堪称古人夫妻相庄的佳话。

文人的道观之游，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赏月与赏花。赏月，文人又称“玩月”，欧阳詹曾有《玩月诗序》记其长安道观玩月事，后人乃至以为玩月之典实。其中说：“月可玩，玩月，古也。谢赋鲍诗，眺之庭前，亮之楼中，皆玩也。贞元十二年欧闽君子陈可封，在秦寓于永崇里华阳观，予与乡故人安阳邵楚苌、济南林蕴、颍川陈诩，亦旅长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诣陈之居，修厥玩事。”白居易也有《首夏同诸校正游开元观因宿玩月》诗。但长安道观玩月，似以华阳观为胜，其可为证者，除欧阳詹所记，还有白居易的《华阳观中八月十五日夜招友玩月》一诗：“人道秋中明月好，欲邀同赏意如何？华阳洞里秋坛上，今夜清光此处多。”诗写得直截明快，恰如今人之“短信”，而又不乏韵致。四句之中，兼具时间、地点、邀约之诚及赏月之意，词气恳切而语意婉转，如此良辰美景、欢情胜友，友人岂有不应邀之理？！

赏花是诗人道观之游的另一胜事。诗人张籍曾感慨：“街西无数闲游处，不似九华仙观中。花里可怜池上景，几重墙壁贮春风。”（《九华观看花》）其实，唐代长安的佛寺与道观，皆多莳植花木，而牡丹、桃花、杏花、梨花、凌霄花、玉蕊花、荷花，是诸寺观中最有名者。此外，寺观还多植松种竹，树柏养藤，使寺观具园林之胜。而就长安佛寺道观各自的养植而言，则又各擅胜场。其中崇敬寺、慈恩寺的牡丹，玄都观、华阳观的桃花，唐昌观的玉蕊花，最著名于长安。玄都观的桃花，前及之刘禹锡诗曾写及，而诗人章孝标也有《玄都观栽桃十韵》诗，其中有“驱使鬼神功，攒栽万树红。熏香丹凤阙，妆点紫琼宫”之句，可知刘禹锡所写玄都观赏桃花事，乃写实之作。不过，道观花木之最著名的，还是唐昌观的玉蕊花。白居易与友人元稹尝留恋诸寺观赏花，记其游览说：“唐昌玉蕊会，崇敬牡丹期。”（《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而唐昌观的玉蕊花之出名，还可从围绕其花事的一个传奇故事而得到证明。唐人康的《剧谈录》记载，宪宗元和中，安业坊唐昌观玉蕊花盛开，一日，有年约十七八的女子，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衣绣绿衣乘马而来，其容貌婉约，迥出众人。身后有二女冠三小仆随从。仆者皆丱头黄衫，端丽无比。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至花所，时异香芬馥，闻于数十步之外，旁观者以为出自宫掖，莫敢逼而视之。女子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对黄冠者说：“曩者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当时观者如堵，咸觉烟霏鹤唳，景物辉焕。其举辔百步，则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方悟为神仙之游。而此后余香不散者，经历月余日。这个故事，不仅充满艳冶与神奇的色彩，而更重要的，则是它曾引致了一场带有诗歌创作竞赛色彩的诗人唱和活动。这场唱和之事，以严休复为首唱，元稹、劉禹锡、白居易以及张籍（《剧谈录》中无张籍，但《全唐诗》所存张籍诗，与四人内容同，则张籍疑亦当为唱和者之一，等皆参与其中，成为中唐围绕道观花事与诗歌之创作的轶闻佳话）。五人中，白居易、元稹各一首绝句，其他人则每人两首绝句。我们姑举刘禹锡的《和严给事闻唐昌观玉蕊花下有游仙二绝》以窥斑见豹：“玉女来看玉蕊花，异香先引七香车。攀枝弄雪时回顾，惊怪人间日易斜。”“雪蕊琼丝满院春，羽衣轻步不生尘。君平帘下徒相问，长伴吹箫别有人。”道观降神之说，今天看来固然荒诞，但其故事却并非没有现实基础。唐代女冠众多，而又多出贵盛之家，即皇家公主亦多入道为黄冠。据《唐会要》，唐公主入道者有11人之多。这其中也有出于不得已者。如太平公主，乃武则天亲生女，武氏甚宠爱。高宗仪凤中，吐蕃求太平公主和亲，武则天不欲其入蕃，乃使之出家为女冠。太平公主后嫁薛绍，因不复入道观。薛绍死，其又改嫁武承嗣。唐人每称女冠为“女真”，所谓“女真”，也即女仙之谓。像太平公主这样的女冠，其姿容娇艳、随从不俗，自是可以想象，因而所谓唐昌观玉蕊院降真人之事，焉知不是贵家出身的女冠来赏花？因此，唐人渲染的这一故事，实则有着现实生活的影子，这也是值得细细体味的。

长安的道观，作为道教活动场所，其兴衰荣悴也与唐王朝的命运密切相关，乃至可作为国势变化的晴雨表看。比如曾经繁盛一时，引无数游人奔竞观赏的唐昌观玉蕊花，在晚唐时则已盛况不再。晚唐诗人郑谷《中台五题》其四云：“唐昌树已荒，天意眷文昌。晓入微风起，春时雪满墙。”后注：“右玉蕊，乱前唐昌观玉蕊最盛。”这大约是唐末动乱、昭宗出奔以后的事。经历乱后的唐昌观玉蕊花，已不复往日之繁盛。由此亦可见，唐长安的道观与诗歌，不仅反映着当时的时代风貌、诗人趣味、诗坛风尚，而且也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唐代长安的道观乃至整个唐代的道观及与之相关的诗歌，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的关注与考察探究的。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