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着一字,尽得风流”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清初大诗人王士祯(1634—1711),号渔洋山人,人称王渔洋。他作为钱谦益之后的诗坛盟主,领袖文坛数十载。“五十余年,海内学者仰如泰山北斗”(宋荦语)。他弘扬司空图、严羽的诗歌理论,论诗标举神韵,创清初神韵诗派,提出“兴会神到,得意忘言”,主张“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推崇王维、孟浩然清远闲淡的意境;并以大量的创作活动和实践风示天下,一时和者甚众,形成了一道独特的文艺景观。《再过露筋祠》:“行人系缆月初堕,门外野风开白莲。”以白莲喻指露筋女神圣洁高尚的节操,脍炙人口,令人拍案叫绝。而《真州绝句》其二:“好是日斜风定后,半江红树卖鲈鱼。”则深得王维“诗中有画”的壸奥,富有神韵。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意在言外、含蓄蕴藉的语言风格不仅在诗歌创作中颇受青睐,而且影响到作为叙事文体的小说。一般看来,诗歌篇幅较短,字数十分有限,文字整饬精炼,作者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去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苦吟诗人完全可以“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而小说文字庞杂散漫,要斟酌推敲,达到如此境界,肯定就不那么容易了。事实又是如何呢?细细研究,其实不然,那部“看来字字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平常”的《红楼梦》,最伟大又最复杂,就十分娴熟地运用了意在言外,含蓄蕴藉的艺术表现手法,笔者曾经称之为“不写之写”(沈新林《无为有处有还无——论〈红楼梦〉的不写之写》,《河南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也有学人称之为“空白艺术”,其本质一样,仅仅称谓不同罢了。

下面请先欣赏小说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中的一段文字:

凤姐儿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贾母这边说声“请”,刘姥姥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自己却鼓着腮不语。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的大笑起来。史湘云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的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她奶母,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曲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吃)。(引文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

这是一段著名的精彩描写,由于凤姐、鸳鸯的精心编导,调动了演员的积极性。通过刘姥姥的出色表演,让大观园的主人们个个开怀大笑,着实痛痛快快地乐了一把。不过,每个人的笑态并不相同,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人物的身份、性格。小说第一个写史湘云的笑,“一口饭都喷了出来”说明湘云最天真单纯,反应也最灵敏,性情潇洒,不拘小节,带有男儿气;第二个写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她笑在湘云之后,没有其他缘故,主要是她身体虚弱,才慢了半拍,其实她的反应敏捷和单纯、天真并不在湘云之下。第三写宝玉的与众不同的笑态,“滚到贾母的怀里”,一说明他的娇生惯养,二说明他的反应其实也很迅捷。第四写贾母的特殊的笑法,她搂着宝玉叫“心肝”,说明贾母年纪虽老,风采依旧,宝刀未老,其反应也不让年轻人太多;她担心的是怕笑坏了孙子宝玉。王夫人“用手指着凤姐儿”,分明她已经识破了凤姐的恶作剧,笑的说不出话来。薛姨妈笑的茶喷了出来,多少有点贬抑其失态,在作者看来,五十来岁的老妇,应当稳重点儿吧。“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实在有点过分了。探春的笑把饭碗合到迎春身上,笑得最痛快,动作幅度最大,是极度地写她的男儿气息,有点夸张,但非常真实,说明巾帼不让须眉。惜春最小也最娇,生活不能完全自理,有依赖性,所以她拉奶母揉肠子。那些在场的奴才们也是人,也有感情,也要笑,但他们受等级观念的制约,只好蹲着笑;笑的时候,还有服务主子的任务在身,必须“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们换衣裳”。可见贾府的等级观念何等森严。这里借笑,写出了十几个人的笑态和不同性格,这大概可以叫做“借一月以照万川”吧。有人问,难道在场的就这么多人吗?其他人为何没有笑呢?为何没有写呢?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场的至少还有宝钗和迎春。因为上文有交代:“贾母带着宝玉、湘云、黛玉、宝钗一桌,王夫人带着迎春姊妹三个一桌。”你看,宝玉、湘云、黛玉笑了;探春、惜春也笑了。偏偏少了宝钗和迎春,这肯定不是作者的粗心大意,漏写了二人,而是故意运用春秋笔法,微言大义。那么,作者要表现什么呢?她俩到底为什么没有笑出来呢?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恰恰是作者匠心独运的结晶,是难得的得意之笔。迎春为何不笑?原来她母亲早亡,父亲又热心讨小老婆,只管自己享乐,平素不管女儿;继母邢夫人为人自私,对她更缺少关爱。她既没有得到别人的温暖,也就冷漠对待一切,远离热闹,远离人群,喜欢独处,习以为常。她向来反应迟钝,沉默寡言,甚至木讷,人称“二木头”。他平素不善言辞,请看小说对她的介绍:第三回林黛玉初进贾府,她眼里的迎春是“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七十五回,她的珍贵发饰被奶妈偷出去换钱赌博,她不置可否;奶妈赌钱被抓,她不敢吭一声;反而是宝钗、黛玉、探春帮她向贾母求情。邢夫人批评她,她“低首弄衣带”。她的丫鬟司棋与表哥潘又安的恋情被发现,抄检大观园时,从箱子里查出了信物、情书,面临严厉处罚,作为主子的她,“连一句话也没有”。她的性格是“懦弱”,而“懦弱”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胆小怕事,寡言少语。看来,刘姥姥的出色表演,压根儿就没有引起她中枢神经的兴奋,其感情世界一片荒凉。这样写来,迎春形象才不同于其他女性,有“同树异枝,同枝异叶,同叶异花,同花异果”之妙,显得腾挪跌宕;也才符合迎春的性格特点。

薛宝钗又如何呢?她为何也不笑呢?原来她是大家闺秀,知书识礼,教养一流,城府极深,特别在长辈面前不苟言笑,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她算得上是标准的封建淑女,这是她与黛玉、湘云的根本区别所在。其实是她的感情被理智所替代了,人性被扭曲了,异化了,她是带着面具在生活,带着镣铐在跳舞,将自己的真性情、真面目隐藏得很深,一般人看不出来。这便是她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卓绝的生存智慧吧。请看小说对她的介绍:第二十二回,贾母“喜她稳重和平”,才破例捐资二十两,为她作生日;连其亲外孙女林黛玉也没有这样的待遇和幸运。不过宝钗也是人,也是女人,更是年轻女性,她的真性情也不是完全没有表现,她也有流露真性情的时候,只是机缘的凑巧而已。请看,宝玉挨打之后,她的表现如何呢?她深情地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今日。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刚说了半句,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速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我们细细分析,就会看出作者的用心是何等深细。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早听人一句话”的“人”,就是“我”,就是她本人。再看,“别说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心里也疼”。她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呢?“老太太、太太”的后面,应该是谁呀?按照常理,老太太是贾府第二代的当家女性;太太是贾府第三代的当家女性;那么,“我们”,明显是以集体代个人,其实就是“我”,应该是贾府第四代的当家女性,是贾宝玉的未婚妻才对。一不小心,她下意识地把自己放在贾宝玉未婚妻的位置上了。只不过她的语言艺术高超,把“我”换成了“我们”,颇能够迷惑一部分人罢了。难怪“她又忙咽住,自悔说的话急速了,不觉红了脸,低下头来”。她确实应该难以为情;简直有点不知羞耻了。这个城府的淑女居然自己跳出来,要求充当贾宝玉的未婚妻了。奇怪吗?怪也不怪,这是她的心里话,真心话,肺腑之言,不是吗?这样看来,宝钗的真实性情,微妙的心理也有自然流露的时候,仅仅是不像湘云那么轻率容易,机会极为难得罢了。宝玉挨打之后,她说的一句话,其中包含了很多文章。那些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当然也是“无为有处有还无”,也是“不写之写”。称之为“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大概也不错吧。

这样的范例还有不少。再如,小说四十回《史太君两宴大观园金鸳鸯三宣牙牌令》写贾母和大家喝酒行令,轮到黛玉行令:“鸳鸯又道:‘左边一个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听了,回头看看他。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鸳鸯道:‘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道:‘纱窗也没有红娘报’。”宝钗为何要看黛玉?因为黛玉顺口说出了明代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游园》里的句子“良辰美景奈何天”,后来又接着顺口说出了《西厢记》中的句子。而《西厢记》《牡丹亭》当时被视为“淫书”,是所谓的禁书,是不能看的,特别是女性不能看,尤其是年轻女性更不能看。所以,事后第二天,宝钗在第四十二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潇湘子雅谑补余音》中,煞有介事地专门找机会教训了黛玉:

进了房,宝钗便坐了,笑道:“你跪下,我要审你。”黛玉不解何故……宝钗冷笑道:“好个千金小姐,好个不出闺门的女孩儿,满嘴说的是什么?你只实说便罢。”黛玉不解,只是发笑,心里也不免疑惑起来。……宝钗笑道:“你还装憨儿,昨儿行酒令儿,你说的是什么?我竟不知哪里来的。”黛玉一想,方想起来,昨儿失于检点,那《西厢记》、《牡丹亭》说了两句,不觉红了脸。

读到这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宝钗自己没有看过《西厢记》《牡丹亭》,那么,她怎么知道“良辰美景奈何天”“纱窗也没有红娘报”的出处呢?又如何能发现黛玉的错误呢?显然,对于《西厢记》《牡丹亭》,她早已烂熟于心了,甚至比黛玉读得更早,记得更熟,不是吗?对于这一点,冰雪聪明如林黛玉者,当然不会想不到。宝钗心里十分明白,肯定不能瞒天过海,于是,便不打自招地说:“诸如这些‘西厢’‘琵琶’、以及‘元人百种’,无所不有。他们是偷背着我们看,我们却也偷背着他们看。”好了,她自己揭示出了谜底。这其实也是一种“不写之写”,宝钗自己看过《西厢记》《牡丹亭》,却敢大胆去教训黛玉,正是所谓的贼喊捉贼,其为人、其品行不是一清二楚了吗?作者的良苦用心正在于此吧。还有,林黛玉不是也可以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反唇相讥,进行反击吗?只要顺便轻轻地问宝钗一句“你怎么知道我看过禁书?如果你知道,那么,你不是先看过了吗?”那么宝钗的尴尬处境就不言自明了;但黛玉没有这么做,她为人厚道,不想当面让人难堪。所以,这一笔不仅表现出宝钗的胸有城府、虚伪,也还间接表现出了黛玉的诚实、厚道、善良,难道不是吗?

还有,第五回,因薛蟠打死人命,想远走避祸。于是,薛姨妈带着薛蟠和宝钗进京,但小说交代其进京的直接原因是让宝钗进宫待选,试图走贾元春的道路,进宫当女史,希望一旦侥幸让皇帝看上,便可能封为贵妃,那就一人得宠,全家鸡犬升天,可以使薛家得到中兴。但她们到了京城,却再也没有提起此事,既没有派人去打探信息,也没有去报名应征,这显得特别蹊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别以为这是作者的疏漏,其实作者的言外之意是,宝钗的真实目的并不在进宫待选——那只是一个托词——而是想住在贾府,与贾府攀亲;说白了,就是想嫁给贾宝玉。可以用来佐证这一观点的材料是,薛蟠事先曾对他母亲说过:“咱门京中虽有几处房舍,只是这十来年没人进京居住,那看守的人未免偷着租赁与人,须得先着几个人去打扫收拾才好。”可见,薛家在京师有自家房产,而且还不止一处房产,有许多处房产。但令人莫名其妙的是,他们却不肯住在自己家的高屋大厦里,偏偏愿意住在贾府不起眼的梨香院,况且一住就是几年。平心而论,如果住上短暂的十天半月,那还说得过去,作为权宜之计,还好勉强解释;如果一连住上若干年,那就不好解释了。这并非是事情中途有变的临时决策,而是事先原本计划如此。你看,薛姨妈一开始,就“又私与王夫人说明:一应日费供给一概免却,方是处常之法”。原来贾府是富而好礼之家,对于前来探访小住的亲戚,一般都发给日常生活费用,薛姨妈事先就声明他们不需要日费,其原因一是家道殷富,足够开销;二是业已做好了准备,要长期居住在贾府。由此不难窥知他们进京的真实初衷了。再说,梨香院那可不是什么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而是荣国府东北角上一所十来间平房,有一门通街,进出方便;相对于正房,不免寒酸;虽然小说曾专门交代,那是荣公暮年养静之所,却不太可信。因为后来成了十二个女戏子演习唱戏的场所(第三十六回《识分定情悟梨香院》);再后,甚至贾府死了人,居然就停在梨香院内,可见那也并不是什么风水宝地。薛姨妈他们一家一住多年,企图长期赖在贾府不走,指望与贾府攀亲的隐微用心昭然若揭。作者出于多种考虑,不便直说明言,而是采用婉曲隐蔽的手法,向读者暗送秋波,真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当然也是“不写之写”。

《红楼梦》中还有不少这样的表现手法,脂靖本十三回有常(棠)村批语:“九个字写尽天香楼事,是不写之写。”可见“不写之写”的确是小说客观存在的一种语言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

最后,讨论一下,清初诗歌、小说中存在的这种不写之写的语言表达艺术是否带有普遍性呢?清初散文中有没有这种艺术手法呢?回答是肯定的。笔者曾经读过清初散文三家之一侯方域的《马伶传》,觉得其中的语言艺术与《红楼梦》有异曲同工之妙。作品写金陵梨园兴化部的马伶,与华林部的李伶竞演《鸣凤记》中的严嵩,因不敌而败北。他总结演出失败的教训,自我检讨,挖掘出深层原因。并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为了演好角色,他离开剧班,私下去京城。来到当朝宰相顾秉谦家,“求为其门卒三年,日侍昆山相国于朝房,察其举止,聆其语言,久而得之,此吾之所为师也”。这段话是文章主旨所在,至关重要,应当仔细揣摩。其显性主题是,生活本身是文艺创作永不枯竭的源泉。马伶在侍候昆山相国的日子里,观察到一个封建王朝当国宰相的才气风度和言行举止。演员生来善于模仿,三年时间,肯定烂熟于心,表演起来自然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在那个时代,懂得这一文艺理论的人不多,侯方域表而出之,自有其不朽价值和时代意义,事实胜于雄辩,作品确实具有不可辩驳的说服力。反复把玩品味,我们可以发现,作品应该还有一个隐性主题,那就是对当朝宰相顾秉谦的批判。《马伶传》文末侯方域曰:“异哉,马伶之自得师也。夫其以李伶为绝技,无所干求,乃走事昆山,见昆山犹之见分宜也。以分宜教分宜,安得不工哉?”昆山、分宜,分别是顾秉谦和严嵩的籍贯,以地望代称人物,表示人物的声名显赫以及作者的崇敬之情。你看,马伶扮演臭名昭著的奸臣严嵩,却由模仿当朝宰相顾秉谦而获得成功。马伶从顾秉谦的一颦一笑,学到了明代大奸臣严嵩的音容笑貌,并能够传神地表演出来,且得到观众的认可和好评。这不是说明顾秉谦和严嵩本是同类奸佞,是一丘之貉吗?再联系顾秉谦曾经依附奸相魏忠贤,残害左光斗等忠臣义士,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潜在主题的合理性。侯方域作为明末四公子之一,又是复社领袖人物,虽然入清之后,曾一度迷失道路,居然参加科举考试,并中副榜举人,但那毕竟是另一码事,且导致他的“壮悔”终身,后来竟然抑郁而终,英年早逝。显而易见,在其生命历程中,正义性是一以贯之的。“不平则鸣”,正义文人面对不平现实,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必然要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加以揭示,以讽刺现实。于是他凭借娴熟的写作技巧,依托马伶学艺的经历,通过不写之写,巧妙地暗示给了读者。这样的“不写之写”,也可以称为含沙射影,歪打正着。这本质上也就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唯此,《马伶传》应该算得上是散文中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侯方域被誉为清初散文三家之一,肯定与本文不无关系吧。当然,清初散文家能如此挥洒自如者,不止侯方域一家。魏禧的《大铁椎传》极力铺叙一个有见识、有气节、力大无比、不为时所用的江湖英雄,游侠豪客,笔墨淋漓酣畅,豪气逼人,勇猛如见;并以此与张良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时所得的沧海君相比,其创作时间在刚刚改朝换代的清初,难道没有深意吗?难道不是作者反清复明意向的自然流露吗?只不过他别出心裁,采取了“不写之写”的机智高明手法,才能够躲过朝廷文字狱的浩劫,安然无恙啊。

总之,清初的诗歌、散文、小说不约而同地出现这种“不写之写”,肯定具有其内在的规律性,显然是一股普遍存在的文艺思潮,这使得严羽、司空图的诗歌理论在数百年后得以发扬光大,二人地下有知,定然手舞足蹈,乐不可支。其间的原因值得研究,令人深思。我以为,这固然与清初文艺界悄然掀起的复古思潮不无关系;但仔细推究,也应该与清初政治上文字狱的高压影响有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写之写”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可以直接通过语言技巧,不着痕迹,不落言筌,让人抓不到把柄,起码可以避免文字祸端;此外,能够给读者更高级的审美享受。所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语言艺术特别受到文人的追捧。今天看来,其艺术技巧仍然具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值得研究,值得借鉴。我们应该坚持古为今用,更好地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服务。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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