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是从诗人心底里流出的生命体验。每家的诗词，都有独特的生命内涵。要了解每家词作的独特性，必须了解词人的独特个性。想要深入领会辛弃疾的词，先需了解辛弃疾其人。
一、 英雄人
辛弃疾其人最突出的特点是什么？英雄！辛弃疾不止一次地自称为英雄、自诩为英雄。他狂放的时候，感“叹少年胸襟，忒煞英雄。把黄英红萼，甚物堪同。除非腰佩黄金印，座中拥、红粉娇容”（《金菊对芙蓉》）。失意的时候，想“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水龙吟》）。老了，自伤“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满江红》），“谁念英雄老矣，不道功名蕞尔，决策尚悠悠”（《水调歌头》）。
辛弃疾天生一副英雄模样，身材肥胖魁梧，壮健如虎，红颊青眼，目光有棱，眼睛一瞪，就光芒直射，威严冷峻。挚友陈亮题赞他的画像时，说他“眼光有棱，足以映照一世之豪”（《辛稼轩画像赞》）。词友刘过写诗赞扬辛弃疾，说“精神此老健如虎，红颊白须双眼青”（《呈稼轩》）。
辛弃疾究竟算不算英雄？我们先看古代的英雄标准、英雄特质。三国时代刘劭《人物志》卷八《英雄》是这样定义英雄的：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者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是故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夫聪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胆，则说不行。胆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则事不立。是故英以其聪谋始，以其明见机，待雄之胆行之。雄以其力服众，以其勇排难，待英之智成之，然后乃能各济其所长也。若聪能谋始，而明不见机，乃可以坐论而不可以处事。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而勇不能行，可以循常而不可以虑变。若力能过人，而勇不能行，可以为力人，未可以为先登。力能过人，勇能行之，而智不能断事，可以为先登，未足以为将帅。必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然后可以为英。张良是也。气力过人，勇能行之，智足断事，乃可以为雄。韩信是也。这段话的大意是说，草中精秀出众的叫“英”，兽中特别超群的叫“雄”。所以人们把文武出众的人与之类比，将智慧超群的称为“英”，胆力过人的称为“雄”。“英”有聪明智慧，但如果没有“雄”的胆量，他的理想就没法实现。“雄”有胆略武力，但如果没有“英”的智慧，也难以成就事业。所以，“英”以他的智慧做出战略部署，并能把握战略机遇，还需要“雄”的胆量来付诸行动。“雄”有过人的力量来服众，超常的勇气排除困难，但需要“英”的智慧来成就事业。“英”和“雄”各济所长，才能成就伟业。如果只有远见谋略，而不善于把握战机，这种人只能坐而论道，而不能应对实战。有远见谋略，又能把握战略机遇，但如果没有勇气付出行动，这种人只能守常规而不能随机应变，不能解决突发的危机。如果力量过人，但没有勇气行动，只能做力士，而不能冲锋陷阵。力量过人，勇于冲锋陷阵，但如果智慧不足以临机断事，这种人可以为先锋，难以做将帅。称得上是“英”的，一定是有远见谋略，善于掌控战机，而且有胆量做出决断，付出行动的人。张良就是这样的人。称得上是“雄”的，必定是武力过人，勇敢无畏，有行动力，而且临事机智果断。韩信就是其例。
综合来看，英雄的特点是聪能谋始，明能见机，胆能决之，勇能行之，气力过人，智足断事。辛弃疾就是这样的英雄。且看他年轻时代的几件壮举。
1. 年少从军
人们都知道，二十二岁时，辛弃疾曾聚众二千，起兵抗金，后投奔耿京部下，为掌书记。他在《美芹十论》中说：“辛巳岁，金亮南下。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辛巳岁，即绍兴三十一年（1161）。我们要追问的是，他为什么要起兵抗金，起兵的动机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率两千人投奔耿京部下，而不是只身前往？或者说他为什么要隶属于耿京部下，而不是自立山头，独立抗战？为什么是在绍兴三十一年辛巳（1161）起兵，而不是在此前或此后起兵？
辛弃疾起兵是为民族大义，而不是做绿林好汉。辛弃疾的家乡是济南，自幼生长在金人占领区，饱受民族压迫与欺凌。《美芹十论·观衅篇》说：当时胡人“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孳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所以，他从小就立志要为民族报仇雪耻，所谓“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美芹十论》）。
他起兵抗战的动机是雪洗国耻，收复中原。既然起兵抗战是为收复中原，孤军奋战，自不可能成功，必须壮大力量，团结义士，共图大业。对此，他在《美芹十论》中说得很明白：“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辛弃疾不自立山头单干，而要投奔耿京的队伍，目的是共“图恢复”大计。
辛弃疾率众两千投奔耿京，而不是只身前往，这体现出辛弃疾的“聪能谋始”。试想，当时辛弃疾年方二十出头，一个毛头小伙，如果只身前往，必然短期内难以获得耿京的信任重用。带上两千人的队伍投奔，陡然间就壮大了耿京的实力，耿京自然会对辛弃疾刮目相看，而委以重任。
且看耿京是如何逐步壮大的。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百四十九记载：济南人耿京怨恨金人的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才揭竿而起。先是结集李铁枪等六人入东山，逐渐发展到数十人，攻取莱芜、泰安后，队伍扩展到百余人。莱州贾瑞带领数十人归耿京，耿京大喜。耿京听从贾瑞的建议，将百余名部下分为诸军，各令招人，不久，就招募到了数十万人。辛弃疾带领二千人归隶耿京，耿京自然是大喜过望。率众两千入伙，等于是“投名状”，有了这个资本，辛弃疾在耿京的队伍中就能迅速受到重视，得到重用，才有可能“与图恢复”，实现他远大的战略意图。所以，辛弃疾率众两千投奔耿京，是深思熟虑的战略考量，是他实现“恢复”大业的第一步。
辛弃疾之所以在绍兴三十一年冬天起兵，而不是在这之前或之后，是因为其时金主完颜亮率领百万大军南下侵宋，北方兵力空虚，加之完颜亮南侵前，向中原民众预征五年的租稅，致使民怨沸腾，民不聊生，中原豪杰，如河北大名的王友直、山东济南的耿京、太行山的陈俊，倡义集众，并起反抗。辛弃疾敏锐地抓住这个难得的战略机遇，趁机而起，聚兵反抗。辛弃疾曾说“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美芹十论》），所谓“投衅而起”，就是寻找机会起兵反抗。
辛弃疾在《美芹十论·观衅》中曾分析过北方民众适时群起反金的原因：深受民族压迫的中原之民，此前不敢茂然起兵抗金，主要是习惯了苟且偷安，又惧怕金人的诛杀之威。之所以到绍兴三十一年辛巳纷纷揭竿而起，是因为“怨已深，痛已巨，而怒已盈”。只可惜当时南宋朝廷没有抓住这难得的机遇。如果南宋朝廷当年能把握这个机遇，与北方义兵相互声援，南北呼应，或者可一举而定中原。很显然，辛弃疾在绍兴三十一年起兵，正是看到了中原的人心对金人已怨恨至极，此时举义旗，聚义兵，容易得到民众的响应。趁金兵主力南下时举兵，金朝也无力顾及，义兵容易立足生存，也容易壮大发展。辛弃疾的“明能见机”，“勇能行之”，在此得到充分展現。
2. 追杀义端
辛弃疾任耿京的掌书记后，遇到一突发事件，差点丢掉性命，但他以雷霆手段处置，转危为安。《宋史·辛弃疾传》记载这件事的原委是：辛弃疾归耿京之后，曾劝说一位义兵头领义端和尚带领千余人归顺耿京部下。不想这义端为人不义，行为不端，是个投机分子。参与耿京的队伍不久，他就盗窃辛弃疾掌管的军印潜逃。耿京大怒，要杀辛弃疾。辛弃疾说：“请给我三天期限，抓不到义端，再来就死不迟。”果然，辛弃疾很快就追上了义端，义端向辛弃疾求饶说：“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辛弃疾手起刀落，斩其首级，夺回军印。耿京自此更加信任辛弃疾。
辛弃疾料定义端是叛逃至金兵军营，把掌握的军事情报献给金帅，以博取个人利益，表明辛弃疾判断力强，料事如神。义端逃跑之后，他能追上义端并活捉生擒，表明辛弃疾的“气力过人”且“勇能行之”。义端喜谈兵，又能聚众千余人，自非等闲之辈。而他见辛弃疾追来就恐惧不已，说辛弃疾的前身是犀牛，足见辛弃疾力大无比，他毫不留情地杀死叛徒义端，足见他行事果敢。
3. 决策南向
辛弃疾任耿京掌书记数月之后，就向耿京献策，把队伍拉到南宋，图谋发展。这就是《宋史·辛弃疾传》里说的“劝京决策南向”。《美芹十论》里也说：“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所谓“决策南向”，“纳款于朝”，是说要带领二十万五兵马，投诚南宋王朝。
为什么辛弃疾要耿京“决策南向”？他是基于怎样的战略考量？
原来，绍兴三十一年冬天完颜亮南侵渡淮不久，十一月就被部下杀死。金兵主力部队全部撤回北方，这对义军的生存构成严重的威胁。更为严重的，金世宗继位后，对北方义军采取了攻心瓦解的策略，下令“在山者为盗贼，下山者为良民”（章颖《宋中兴四将传·魏胜传》），“放罪”赦免抗金义军。于是北方义军人心涣散，大多解甲归田，不少义军队伍随即土崩瓦解。如王友直部，原“有众数十万”，自从金世宗下达归农为民的赦令后，只剩下三十多人。因无法生存，王友直只好率三十名部下南奔向南宋投诚（《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九）。
王友直部队瓦解之后，耿京部队自然是独木难支。如果不及时另寻出路，也很快会像王友直部队一样溃散，或被金兵消灭。所以，辛弃疾劝耿京“决策南向”，而耿京也言听计从，采纳了辛弃疾的建议。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年，敏锐地察觉到部队的生存危机，为二十五万的军队寻找出路，辛弃疾的“聪能谋始，明能见机”，再一次得到充分的展现。
4. 生擒叛将
耿京听从辛弃疾南下投诚的计策后，即委派贾瑞和辛弃疾等十一人前往南宋接洽。辛弃疾一行从山东东平出发，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到达楚州（今江苏淮阴），会见淮南转运副使杨抗。正月十八日，来到建康（今南京）。其时宋高宗赵构巡幸至建康，闻辛弃疾一行南来，大喜，随即召见，并分别授予官职，耿京部下有二百多人被授官。贾瑞、辛弃疾一行接受任命之后，即返回山东。枢密院委派使臣吴革、李彪二人携带官诰文书随贾瑞、辛弃疾等一同前往，准备到山东当面宣布朝廷的任命。到达海州（今江苏连云港）后，京东招讨使李宝又派部将王世隆率十数名骑兵护送贾瑞、辛弃疾一行。
就在辛弃疾等人准备离开海州前往山东时，原来的部下马全福前来报讯，说耿京被叛将张安国杀害，义兵队伍已经溃散，张安国率部投降了金人。辛弃疾闻讯大惊，立机立断，与王世隆及马全福等相约潜回山东，生擒张安国。将张安国活捉生擒之后，送往临安正法。史载：绍兴三十二年，京令弃疾奉表归宋，高宗劳师建康，召见，嘉纳之，授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并以节使印告召京。会张安国、邵进已杀京降金，弃疾还至海州，与众谋曰：“我缘主帅来归朝，不期事变，何以复命？”乃约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径趋金营，安国方与金将酣饮，即众中缚之以归，金将追之不及。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仍授前官。（《宋史·辛弃疾传》）
即帐中缚之，献于临安斩之。（陈泾《通鉴续编》卷十七）
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洪迈《稼轩记》）
挟安国马上，还朝以正典刑。（《朱子语类》卷一三三）这几条记载，详略虽然不同，但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信息：一、辛弃疾率领的是五十骑兵，而金兵营中有五万之众，敌我力量悬殊一千倍；二、辛弃疾是在金兵营帐中活捉生擒张安国的。三、辛弃疾是将张安国绑缚于马上，昼夜不停，越过淮河，将张安国送至临安问斩。
这在常人看来，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作战任务，辛弃疾却完成了。这充分体现出辛弃疾超常的智慧、超常的胆略，超常的勇力。
辛弃疾是怎样以少胜多，从五万之众中生擒叛将？惊心动魄的具体过程已无法复原，但我们可以从辛弃疾一贯的战略战术可以推测个大概。辛弃疾的《美芹十论》，有“察情”“观衅”两篇。观衅，就是洞察敌人的失误、过失、软肋、薄弱环节，伺机击之。“察情”，就是掌握敌人的动向，了解对手的情报。辛弃疾在《察情》中说：“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辛弃疾强调，两军对垒，必须了解对手，不了解对手就会怀疑，怀疑就会恐惧，在恐惧之中应战，肯定考虑不周详。能充分了解对手，心情就安定，安定就不会被表象所疑惑，不疑惑就能掌握主动权。古代善用兵的，并非能每战必胜，而是能做到不被敌人占胜，立于不败之地，不被敌人战胜，就可以寻找破敌之机，最终获得胜利。
辛弃疾非常重视情报的搜集，常常派间谍前往敌占区搜集情报。他曾对友人程珌说：“弃疾之遣谍也，必钩之以旁证，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济南。中山之为州也，或背水，或负山，官寺帑廪，位置之方，左右之所归，当悉数之。其往济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棄疾少年所经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洺水集》卷二《丙子轮对札子》）辛弃疾在《美芹十论》和《九议》中也一再强调：“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余矣。”“事有操纵在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可想而知，辛弃疾到山东后，绝对不会是大张旗鼓地强攻进入金人营地活捉张安国，必定是先派人去侦察敌情，了解金兵防守的薄弱环节和松懈时机，对金兵的活动规律和地形地貌了然于心后，再制定出万无一失的突击方案，然后一举而成。
我们要问，辛弃疾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活捉生擒张安国，而不是像擒杀义端那样就地杀掉？暗杀张安国比生擒张安国要容易得多。他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把张安国送给临安行在？他是出于什么样的战略考虑？
辛弃疾回归南宋，是想担当大任，成就恢复大业。而要担当大任，就要有政治资本进入仕途，要表现出超常的才干、智慧、胆略为上峰所知。说服耿京把二十五万军队拉到南宋，原本是回归南宋的重要资本和投名状，随着耿京被杀，义军解体，这个投名状立即化为乌有。《美芹十论》说：“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所谓“事乃大谬”，不仅是说原本想带回南宋献给朝廷的二十五万兵马已然溃散，自己个人的“事”业前途也将遭受重创！他必须策划新的方案，重新设计投名状。辛弃疾一直重视战略规划，他的《美芹十论》开篇就说：“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余；事既至而计，则应之常不足。”国家层面是这样，个人层面也是这样。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做好规划安排，一旦事情发生，就可以绰有余裕地应对。事情发生后再考虑处置的方案，应对总会有疏漏不足。八百多年前，辛弃疾就是这样的战略规划意识，实在是非常的超前，他超越的不止一个时代。
耿京被杀，原来承诺带回南宋的二十五万军队全部瓦解之后，辛弃疾回南宋朝廷后怎样解释？谁能相信他们所说的二十五万军队是真实的？辛弃疾想到，如果把叛徒张安国活捉到南宋，既能做“人证”，也能在南宋群臣面前展现他非凡的智慧、非凡的胆略和非凡的勇气。于是，他经过精心策划，精心部署，活捉生擒了张安国，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洪迈是这样描述辛弃疾活捉张安国事件的社会影响的：“壮声英概，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用是简深知。”（《稼轩记》）孝宗皇帝闻知辛弃疾的壮举，感叹不已，赞赏有加，从此深加信任器重。可以说，活捉张安国，为辛弃疾打响了回归南宋的声名，打拼出了未来仕途的政治资本，达到了辛弃疾展示自我的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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