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尺牍的辑刻与传布

古代尺牍，即今天的书信（私人书信）。与尺牍相同或相近的概念有书、柬、帖、简、简札、简帖、小简、小札、简书、书简、简牍、札翰、书札、启札、书翰、书牍、手札、手迹、墨翰等。明代，“尺牍”这一概念用得最为普遍，故可用之统称明代的书信。明代特别是万历以后，尺牍创作盛极一时，作者多，名家多，作品多，质量高，影响大。明代尺牍的大量辑刻与传布，是当时一大文化景观，很有系统梳理和评述的必要。

因交通不便，通讯落后，明代尺牍编辑困难，主要靠征集，尤其向友人征集手稿。凌郡丞（迪知）有志于尺牍的选编，曾致书王世贞，搜集他与友人的尺牍，王世贞在回信《凌郡丞》中，对友人选编尺牍之举谈了自己的看法：

生平于故人竿尺殊卤莽，前岁始晓令侍笔者录得数纸，及检子舆、明卿、子相书百之一，并仆近稿录去，始塞白耳。屠青浦处为作一纸，公可令苍头别持索之。家弟亦令检得少许后附上也。不知公所梓合今古人或颛本朝否？鄙意以长书论事理，若望之、少卿、子长之类；小简叙寒暄，如晋人致语，分作两部，庶为全璧。（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二○四，《四库全书》本）

可见，嘉靖时已有人有意辑刻尺牍了，王世贞提出尺牍选集以历代和当代或“长书”和“小简”分类选编，有明确的选家意识。

有人平时有意收藏保存友人尺牍，如张时彻编辑《交游书翰》四卷，万历三年（1575）自刻本。方用彬粘存其三十余年交友往来尺牍，辑成《诸名人尺牍》七卷。

选家视尺牍销售情况，读者欢迎的便增选续刻，故多系列。如黄河清辑《风教云笺》四卷，又辑《后集》四卷、《续集》四卷，万历间舒用中天香书屋先后刻印，前两集又有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江刻本。钟惺辑、冯梦龙订释《如面谭》十六卷，又有《如面谭二集》十八卷，明末刻本。

尺牍辑刻的动机与意图，多是书商的商业行为，精心包装，书名即有广告效应，靠精美华丽的字眼吸引读者眼球。第一，强调是著名作者，如“名公”“大家”“大名家”“贤豪”等，如王穉登《新镌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四卷。第二，强调是著名作品，如“名翰”“含芳”“尺牍绮穀”“满纸千金”“笔舌珠玑”“字字珠”“双鱼摘锦”等，如纫裳居士《尺牍含芳》四卷。第三，强调实用，如“捷用”“通用”“类便”“通俗”或“风教”，如陈继儒《补选捷用尺牍双鱼》四卷、孙应瑞《尺牍类便》四卷，提供日常生活实用的书仪活套。第四，强调是最新版本，多冠以“新刊”“新镌”“新锲”“新刻”，如冯汝宗辑、王大醇注释《新镌注释历代尺牍绮穀》四卷。因以赢利为目的，故多冗滥，校刊不精，注释评点粗率凡庸。书商懂得应不同的消费群体，刊刻不同内容的尺牍，尺牍辑刻商品化。

有的书商还伪托名人选辑尺牍，借名人以重其书，还借名人“序”以扩大尺牍传布范围，实以谋利为目的。黄河清辑《风教云笺》四卷，专集王世贞等嘉靖、万历间诸名士启札，有万历十五年（1587）王世贞序。辑刻者作为门人或友人托有名的师友刊刻其书，以扩大影响。如原题“东海屠隆纬真辑”的《国朝七名公尺牍》八卷，专选王世贞等“后七子”尺牍，有万历刻本。实为项伯达辑刻，题其师屠隆名，有万历三十一年（1603）冯梦祯序和屠隆序。屠隆在此书序中即明说：“新安项生，谋合刻七子尺牍，属不佞寓目焉。”（题屠隆辑《国朝七名公尺牍》卷首，明万历刻本）万历间刻本詹万善（长卿）《小詹子尺牍》二卷，周继序称万善以邑茂才得减赀入太学，此尺牍即刻于读书南雍时。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批评道：

余尝谓明人不务实学，即尺牍亦无非肤泛语。盖其流于肤泛也，而明人益欲为之。长卿一太学生耳，便交接气类如此，尚何暇伏案读书耶？（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隆庆、万历间隐士周履靖编、姚士粦删定《梅坞贻琼》四卷，收名流为己著作题咏序跋，并往来书牍附之，周履靖当时声气颇广，凡有著作，必请胜流为之题咏序跋，积久渐多，因集为此帙，并往来书牍，凡11体，160余篇，可见明季山人例以标榜相尚。赵宦光《牒草》四卷，皆其尺牍，标目参差，前两卷题曰《寒山藏》，而以《牒草》为子目；一卷题曰《附录》，皆他人之作，又一卷题曰《牒草》卷之八，则当不止此四卷。盖随时刊刻，以为赠遗之具，故不得而画一。《四库全书总目》别集存目七《牒草》提要云：“有明中叶以后，山人墨客，标榜成风。稍成书画诗文者，下则厕食客之班，上則饰隐居之号，借士大夫以为利，士大夫亦借以为名。观于是集，可以见当时风气矣。”（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中华书局1965年版）道出晚明学风浮靡之弊，尺牍亦如此。王焞、许以忠辑《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八卷，选者王焞选录己作9篇，许以忠选录己作79篇，附骥名人，自捧自炫。

看重尺牍，辑刻传布，攀附名人，借以扬名，自我标榜，自我欣赏，或相互标榜，沽名钓誉，皆是庸俗习气。

明人编辑选录当代名人尺牍的有多种。选本如凌迪知辑《国朝名公翰藻》五十二卷，氏名爵里一卷，万历十年（1582）刻本。马睿卿辑《名家尺牍选》二十卷，共选当代二十名家尺牍，人各一卷，计有李梦阳、何景明、杨慎等。项桂芳辑、许以忠选《车书楼选刻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六卷，万历金陵书坊刻本，入选较多的有屠隆、王稚登、袁宏道、陈继儒、李贽等。李自荣辑《车书楼选注名公新语满纸千金》八卷。屠隆辑《国朝七名公尺牍》八卷，吴之鹏汇选、周绍胤校释《锲评释湖州弄丸集翰墨》四卷，徐宗夔辑《镌国朝名公翰藻超奇》十四卷，潘大复辑《留余堂名公尺牍》八卷，王世懋辑、郝世科增补《三子金兰翰墨》四卷、《金兰翰墨评林续集》四卷，方应祥编选《邮简类隽》十二卷，皆万历刻本。汪之琦辑《明尺牍谷音》七卷，崇祯七年（1634）刻本。

个人尺牍专集的辑刻大量涌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天一阁藏本佚名辑《二戴小简》二卷，收正德、嘉靖间戴豪《赘言录》、戴颙《筠溪集》各一卷，以两人尺牍各一卷合为一编，盖从全集摘出。吴森辑顾洛撰《致斋居士手翰》一卷，嘉靖三十六年（1557）吴森刻本。陈文烛《五岳山人尺牍》十七卷，万历十三年（1585）张淳刻本。汤显祖《临川汤若士先生玉茗堂尺牍》六卷，万历四十六年（1618）汤开远刻本。王世贞《弇州先生尺牍》三卷，潘季驯《留余堂尺牍》六卷，祝世禄《环碧斋尺牍》五卷，沈炼《塞鸿尺牍》一卷，皆刻本。祁彪佳《远山堂尺牍》不分卷，明末祁氏远山堂刻本。冯琦《宗伯冯先生尺牍》四卷，明末刻本。《玉茗堂尺牍》《弇州先生尺牍》等，在晚明影响最大。

文人还自选尺牍，据周亮工《尺牍新钞》，泰州王相自述有《自选尺牍》。

明人辑丛书中收入尺牍集，如陈继儒辑《寸札粹编》二卷，选录从汉到明的尺牍292札，收入《格致丛书》。

总集中含尺牍集，陆云龙辑《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二十一卷，中有《书隽》二卷、丁允和品定《小札简》二卷，崇祯刻本。

名家文集或全集中，多收有尺牍。汤显祖《玉茗堂全集》十六卷，中有《尺牍》六卷，天启元年刻本。沈际飞辑《独深居点定玉茗堂集》三十卷，中有《尺牍》六卷，明末刻本。刘锡玄《黔南十集》十三卷，中有《黔南尺牍》一卷，万历刻本。杜开美《兰陵堂稿》十四卷，中有《尺牍》四卷，万历刻本。申时行《申文定公集》三十一卷，中有《纶扉简牍》十卷。

一些有名的文学选本，如陆云龙辑《皇明小品十六家》、郑元勋辑《媚幽阁文娱》等，亦收录尺牍。

有尺牍抄本流传，如《明人尺牍》。

明人还特意选辑刊行不少前代尺牍，以供学习欣赏。杨慎较早注重辑刻前人尺牍，选编《赤牍清裁》八卷，所录自《左传》《史记》迄于六朝，嘉靖十三年（1534）刻本，王世贞增益，成《尺牍清裁》二十八卷，嘉靖三十七年（1558）刻本，又采唐代至明代尺牍为六十卷，复旁披稗史，得梁、隋以前佚作四十余条，为补遗一卷，王世懋校，隆庆五年（1571）自刻本。又万历三年（1575）徐龙池、徐东山刻本，还有吴勉学补遗本（即万历刻本，前十一卷保留原貌，后附补遗四卷），颇精审，流传较广。杨慎本作“赤牍”，王世贞改作“尺牍”。所录虽真赝错杂，失于拣择，但观念上以“清”为特色，重文学性。杨慎、王世贞是明中叶文坛大家，他们对尺牍的重视，对晚明尺牍创作和辑刻起到一定的号召和推动作用。

陈继儒《书杨侍御刻苏黄题跋》云：“苏、黄之妙，最妙于题跋，其次尺牍。”（陈继儒《白石樵真稿》卷二十二，明崇禎刻本）晚明尺牍创作受苏轼、黄庭坚尺牍的影响最大。苏、黄尺牍合刊的有张所望编《苏黄尺牍》九卷，钟惺、谭元春编《苏黄尺牍选》八卷，黄嘉惠编《苏黄风流小品》十六卷（崇祯尔如堂刻本，其中有《东坡尺牍》二卷、《山谷尺牍》二卷）等，苏、黄尺牍受到晚明士人的普遍青睐，当作典范竞相模仿，评价时人尺牍也往往以苏、黄尺牍为标准。晚明尺牍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学习苏、黄尺牍开启的。除苏、黄尺牍外，辑刻刊行的前代尺牍，有名的还有陈臣忠辑《尺牍隽言》，萧士玮辑《牍隽》，题万玉堂主人辑《隋唐五代小简精选》《宋元小简精选》等。

晚明多古今尺牍合选合刊。徐渭辑《古今振雅云笺》十卷、《通俗云笺》二卷，刻本。顾洛辑《新刊精选古今大家翰牍遗矩》六卷、《精选国朝诸先生手翰》一卷，刻本。潘文渊辑《新刊古今尺牍闻见拔尤》八卷，嘉靖四十四年（1565）刻本。蒋以仕辑《瑶翰》二卷，万历三十二年（1604）自刻本。王锡爵辑《历朝尺牍大全》十四卷，万历三十九年（1611）刻本。王纳谏辑《评选古尺牍》八卷，天启元年（1621）刻本。沈佳胤辑《翰海》十二卷，天启、崇祯间刻本。题：“云间陈继儒眉公鉴定，门人沈佳胤锡侯辑，侄陈龙彩五若参。”收秦代至明代尺牍，以明代为主，文字间有删节。王世茂辑《车书楼选刻历朝翰墨鼎彝》十卷，黄复宇刻本，等等。

晚明时，尺牍兴盛。其中有几个主要原因：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发达，人口流动增多，社会交往频繁，文人喜游历交友，尺牍是亲友间互通音问、联络感情、交流思想的最好工具。试看汤显祖、袁宏道尺牍中，与之交往的同时代有名文人几乎皆能见到。其时，山人墨客标榜成风，促进了尺牍创作。晚明尺牍兴盛，与台阁重臣喜好尺牍大有关系。张居正崇尚风雅，其《太岳集书牍》（《张文忠公书牍》）十五卷，万历刻本，短小精悍，激励士气，廉顽立懦，多警句妙语。他看重自己的书牍，还欣赏别人好的书牍，俞安期辑《启隽类函》一百零九卷，自作《凡例》云：“江陵秉政，凡笺、启中得一二警语，立跻显要。”（俞安期辑《启隽类函》卷首，明万历刻本）可知当时所尚。书牍中重“警语”，成为一时风气，张居正的爱好推动了晚明尺牍创作的兴盛。

晚明选家选辑刊刻尺牍专集有时代特色，强调尺牍短小精悍的“小品”特征，称作“短简”“短札”“小简”“小札”，如《翠娱阁评选小札简》《车书楼选刻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新集》《寸札粹编》《国朝小简札》。或强调“隽”的特征，如《书隽》《牍隽》《邮简类隽》。强调“奇”的阅读心理效果，如《尺牍争奇》《国朝名公翰藻超奇》。强调尺牍文字“美”的特征，如《瑶翰》《春雪笺》等。陆云龙《翠娱阁评选小札简小引》云：

寸瑜胜尺瑕，语剌剌而不休，何如片言居要？况乎损尺牍为寸笺，亦宜敛长才为短劲。故敛奇于简，当如米颠卷石，块峦而具有岩鹫；敛锐于简，当如徐夫人匕首，纤锋而足制死命；敛巧于简，当如棘端之猴，渺末而具诸色相；敛广于简，当如一泓之水，涓涓而味饶大海。（陆云龙辑《翠娱阁评选小札简》卷首，明末刻本）

对尺牍短小精悍的“小品”特色做了精要概括。

钟惺《如面谈序》肯定尺牍的言情价值，江盈科《与屠赤水》信中注重阅读尺牍时的审美快感，完全视为艺术品来享受。

尺牍多写日常生活，多属私事、小事、琐事，是话家常，晚明人称作“如面谈”，如钟惺所编尺牍集即名曰《如面谈》。程嘉燧《与郑闲孟》：“每得兄书，必娓娓竟幅，琐细曲折，真当面谈。”（程嘉燧《松圆偈庵集》卷下，《续修四库全书》第1385册）正道出尺牍这一显著特色。因此，尺牍中的家书类最受推崇，甚至被奉为“文章”典范。唐顺之《与茅鹿门主事书》中说：“学为文章，但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如写家书，虽或疏卤，然绝无烟火酸馅习气，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唐顺之《荆川集》卷四，《四库全书》本）张岱《跋寓山注》称赏祁彪佳的《寓山注》“如数家物，如写家书”（张岱著，云告点校《琅嬛文集》，岳麓书社1985年版）。黄宗羲《明文授读》引冯梦祯语：“文章须如写家书一般。”（黄宗羲著，吴光编校《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晚明时，文人喜评点尺牍，尺牍评点与小说、戏曲评点同步繁荣。如《皇明小品十六家》中，陆云龙评钟惺《与郭笃卿》：“每读先生文，有一波未竟，一波又兴，一峰方转，一峰又出，令人不暇应接，而尺牍尤甚。”（陆云龙等选评，蒋金德点校《明人小品十六家》[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以下均出此书）屠隆《在京与友人》，陆云龙评曰：“一幅待漏图不如是。”又云：“入一幅江南意。”欣赏尺牍的绘画美。徐渭《与梅君》，袁宏道评曰：“诙谐成趣。”屠隆《与陆君策》，陆云龙评曰：“善言别趣，有文通赋中所未及。”欣赏尺牍的趣味。虞淳熙《答朱大复》，陆敏树评曰：“韵致疏冷。”屠隆《与元美先生》，陆云龙评云：“微言可以醒世。”袁中道《寄陶不退》，陆云龙评曰：“可坚人猛省进修之念。”看重尺牍的益世功能。评点推动和扩大了尺牍的传布。

尺牍的大量刊行，广泛传布，是尺牍文学兴盛的主要标志，强化了尺牍的著述化倾向，推动了文人尺牍创作的繁盛，促进了尺牍创作的进一步文学化。为了投合读者阅读心理，作者在语言上很下工夫，尺牍进一步雅化、美化。作为独特的载体和形式，尺牍可用以论道、论学、抒情、说理，无所不能。

尺牍受到晚明文人的普遍重视，但观念上视为“诗余”“小道”，地位和价值较低。隆庆五年（1571），王世贞《重刻尺牍清裁小序》云：“夫文至尺牍，斯称小道，有物有则，才者难之，况其他哉！”（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六十四）

晚明尺牍辑刻多应酬俗书，供民间写作指南。如书商、书肆托名屠隆辑《国朝七名公尺牍》八卷（实为项伯达辑）、《历朝翰墨选注》十四卷，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唐廷仁世德堂刻本，收历代尺牍，错谬百出。余君相辑《新锲赤水屠先生注释天梯翰墨》四卷，系从《翰墨选注》中节选刊刻。托名钟惺辑《文学大尺牍》《文辞大尺牍》，这些选本亦谬误特甚。熊寅幾辑《尺牍双鱼》，分类编排，如“婚书类”，按照顺序，列出了“求亲准帖”“答允”“过聘书”“回聘书”“请归亲期”“答允”“答不允”等程序。徐渭辑《新镌通俗云笺》二卷，刻本。王稚登辑、俞肇光注《新镌古今名公尺牍汇编选注》四卷，黄起元刻本。杨淙辑《新刊大家通用古今翰墨文宗后集》八卷，卷首二卷，万历六年（1578）刻本。谢天祐辑《新刻注释云龙翰柬大成》六卷，称呼一卷，活套一卷，万历七年（1579）刻本。黄志清辑《新镌历世诸大名家往来翰墨公类纂注品粹》十卷，万历二十五年（1597）刻本。冯汝宗辑、王大醇注释《新镌注释历代尺牍绮穀》四卷，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本。叶如璧辑《搜采历朝贤豪笔舌珠玑》六卷，万历刻本。陈继儒辑评《绣梓尺牍双鱼》十一卷、《一选名公尺牍》四卷、《补选捷用尺牍双鱼》四卷，金阊书林叶启元梓。钟惺辑《如面谭》，将搜集的1804通尺牍分为家属、情谊、请客、自陈等15类。沈佳胤辑《翰海》中有“情部”，下分“思”“惜别”“旅”“讯候”等类，选录汉至明代情书，明代多是王稚登等风流才子与青楼女子往来尺牍，“良家妇女”的情书极少。

明代尺牍还传布至域外，如日本，尺牍别集刻本有：李攀龙撰，清张所敬编，日本田中良畅评点《沧溟先生尺牍》三卷，享保十五年（1730）江都嵩山房须原屋新兵卫刻本，又，定历元年（1751）江都嵩山房小林新兵卫刻本；王世贞撰，沈一贯编《弇州先生尺牍选》二卷，宽保二年（1742）皇都丸屋市兵卫刻本，又，日本河士俊解，宝历七年（1757）皇都丸屋市兵卫刻本；王稚登撰，日本山世恭子愿、山世干子礼注解《王稚登尺牍解》二卷，明和八年（1771）东都书肆刻本。尺牍选集有王宇纂辑，陈瑞锡释注《新镌时用通式翰墨全书》十二卷，宽永二十年（1643）田原仁左卫门刻本；熊寅几辑《增补校正熊寅几先生尺牍双鱼》九卷，承应三年（1654）刻本；谢君度编《新刻古今切要士民便用书简翰苑玄英》四卷，宽文十二年（1672）小岛通春刻本；陈仁锡辑《尺牍奇赏》十五卷，贞亨四年（1687）柳枝轩刻本。

明代尺牍辑刻大体上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价值。

（一） 历史史料价值

明人尺牍涵盖面广，几乎涉及政治、经济、学术、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尺牍中多作者日常生活的详细记录，如《六如居士尺牍》将唐寅与亲友往来的尺牍分为庆贺类、通问类、文艺类、荐托类、邀约类、求借类、索取类、馈送类、饯送类、劝勉类、家书类、禀启类、寿文类等，为全面系统研究唐寅提供了真实丰富的原始材料。又如明万历间，徽州府歙县人方用彬粘存其三十余年交友往来的信札、函阑、礼帖等，辑成《诸名人尺牍》七卷，稿本，钤印有“乐山堂文库”，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按日、月、金、木、水、火、土，每集一册。所收系嘉靖、隆庆、万历间200余位文士尺牍真迹，如汪道昆、王世贞、田艺蘅、臧懋循、戚继光、周天球、詹景凤等，共763通，最早一通作于嘉靖四十三年（1564），最后一通作于万历二十六年（1598），历时达34年。尺牍往来所涉人物有乡绅、学者、文人、商贾、书画家等各类人物，多达618人。方用彬，明代徽州府歙县人，字元素，号黟江，国学生，生于嘉靖壬寅（1542），卒于万历戊申（1608），曾参加由汪道昆组织的丰干社，是“七君子”之一，颇受汪道昆赏识，但屡试不爽，只好四处游历，经商为生。他能诗文，懂篆刻，精书法，因此结交了大批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且常有尺牍往来。这批尺牍随着方用彬的足迹，所涉地域甚广，包括南北二京、苏杭、湖广等地。内容极其丰富，有文人间的吟唱酬答、书画鉴定，有商人的生意买卖，也有宗族内部的祭祀修谱等活动，真实生动地展示了晚明以方用彬为中心的各类人物的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文化生活和经济生活，为研究晚明经济史、社会史、文学史、书画史等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还可以透过徽州方氏宗族的个案来剖析晚明的封建宗法制度（参见陈智超《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二） 书法艺术价值

尺牍往往就是书法作品，艺术价值极高，尺牍辑刻，保存了许多书法名家的珍品，是书法史的宝贵资料。如明代书画大家董其昌、王时敏等传世书法作品并不少，尺牍则罕见，赖尺牍选集保存。许多未入书法名家之列的作者，其手书的艺术水平亦不容小觑，可据此窥见明人书法艺术特色之一斑。

（三） 文学史料价值

尺牍最直观地反映出文坛风尚、流派变迁、文人心态及审美趣味的变化，是研究作家生平行事、思想和创作的鲜活珍贵的材料，是研究文学史的重要依据，可从中挖掘利用。一些尺牍，作者文集或总集中并未收录，则可作辑佚文学史料之用。从李贽的尺牍中可见其思想和个性，从袁宏道的尺牍中可见其性情。作者交游情况，尺牍中皆有直接反映，如袁宏道与陶望龄、江盈科、汤显祖、虞淳熙、屠隆、王稚登、董其昌、李贽、李维桢、潘之恒等文学名家皆有尺牍往来。尺牍的兴盛正是晚明文学兴盛的标志之一。尺牘极能反映作者的真性情，是“真”文学。若没有选家和出版家的辑刻，这些作家本人多不重视的文学作品便随时湮没，古代文学史更成为欠缺、片面的文学史。

（四） 文学艺术价值

明人对尺牍的艺术特性有明晰的认识。杨慎、王世贞编《尺牍清裁》，已注重尺牍的清雅特色；陈仁锡编《尺牍奇赏》、张一中编《尺牍争奇》，看重欣赏尺牍时惊奇解颐的艺术享受。钟惺在《谭友夏》一信中说：“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种。以施之书牍题跋、语林说部，当是本色。至于鸿裁大篇，深重典雅，又当别论。”（钟惺著，李先耕、崔重庆标校《隐秀轩集》卷二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钟惺认为，“本色”的尺牍“奇俊辨博”，别是一体，与“鸿裁大篇”即正宗“载道”古文有显著的区别。朱锦文序《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比书启为“长矛”，短牍为“短兵”，其精妙不在长短，而在“各有所宜”“各适其宜”。（王焞、许以忠辑《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卷首，明刻本）强调尺牍短小而精悍的特色。编选尺牍，保存了鲜活的文学作品，可从中欣赏优美的文字，借鉴古人尺牍写作的技巧。

晚明尺牍遭到正统观念的排斥。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指出：“近时文人墨客，有以浅近之情事而敷以深远之华，以寒暄之套习而饰以绮绘之语，甚者词藻胜而谆切之谊反微，刻画多而往复之意弥远。此在笔端游戏，偶一为之可也，而动成卷帙，其丽不亿，始读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观，百篇以上，无不呕哕矣。而啖名俗子，裒然千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谢肇淛《五杂俎》卷十四，中华书局1959年版）讥贬否定尺牍习气，态度十分鲜明。

晚明尺牍中表现出的反传统、反正统的叛逆精神以及民族情感，遭到清代统治者的嫉恨，乾隆时即通过修撰《四库全书》，发动了大规模的查办禁书运动。许多明代尺牍专集如《如面谭》《精选当代各名公短札字字珠》等，皆在查禁之列，被冠以“违悖”“狂悖”“违碍”“乖谬”“谬妄”的罪名。遭查禁的明代尺牍名家有徐渭、李贽、屠隆、陈继儒、袁宏道、钟惺、王思任等。晚明大量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尺牍遭禁毁，正说明尺牍的价值不可小觑。《四库全书总目》对晚明小品基本上是否定的，尺牍也不例外。《四库全书》寓禁于刻，晚明尺牍传播史上首次遭遇一厄。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