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柳永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永远的柳永

柳永其人在《宋史》中无传。众多宋人笔记中的记载也只是小说家言,但仍以大略地窥见柳永的感情生活。

柳永尽情放浪多年,身心俱伤,晚年居名妓赵香香家。一日,赵香香在家做了个白日梦。梦见一黄衣吏从天而下,说:“奉玉帝意旨,《霓裳羽衣曲》已旧,欲易新声,特借重仙笔即刻便往。”柳永醒来,即要沐浴更衣,对赵香香说:“适蒙天帝召见,我将去矣。各家姐妹可寄一信,不能候之相见也。”言毕,瞑目而坐。香香视之,已死矣。一代词魂就这样飘然而去。

一些野史笔记记载,柳永晚年穷困潦倒,死时一贫如洗,是他的歌伎姐妹们集资营葬。死后亦无亲族祭奠。他既无家室,也无财产,死后无人过问。谢玉英、陈师师一班名妓念他的才学和情痴,凑一笔钱为他安葬。谢玉英曾与他拟为夫妻,为他戴重孝,众妓都为他戴孝守丧。出殡之时,东京满城歌伎都来了,半城缟素,一片哀声,这便是“群妓合金葬柳七的佳话”。谢玉英痛念柳七,哀伤过度,两个月后便死去。陈师师等念她情重,葬她于柳永墓旁。每年清明节,歌伎都相约赴其坟地祭扫,并相沿成习,称之“吊柳七”或“吊柳会”。这个习俗一直沿袭到南宋末期。

有道是:“乐游原上妓如云,尽上风流柳七坟。可笑纷纷绍绅辈,怜才不及众红裙。”

柳永的一生,就像是一本精彩的小说,有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潇洒时光,有无限缱绻的绮梦温存,有种种缠绵的相思与回忆,还有从众星拱月落到人生谷底的瞬间……这样的一幕幕,使他的人生如夏花般多姿多彩。他的才情在跌宕起伏的人生路上恣意挥洒,留下种种经典与传奇。

他的存在如同烟花,将大宋的江山点染得绮丽无比。他用极度的高温捍卫自己的光芒,在激荡起的红尘喧嚣尚未褪去之时决然地消失,只留下一地冰凉,一地破碎。

在词的发展史上,柳永是个里程碑。也算他那原本有些身不由己的人生经历里,取得了歪打正着的成就。

在柳永之前词坛多小令而极少长调慢词,不过是士大夫们的歌筵舞席之消遣。在宋朝初期的半个多世纪,词几乎是处于停滞状态。据《碧鸡漫志》记载“四五十年间,词作者不过10人,词作仅存33首。”直到11世纪上半叶柳永等词人先后登上词坛之后,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词坛上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宋词开始逐渐步入辉煌。

小令的体制短小,一首多则五六十字,少则二三十字,容量有限。而慢词的篇幅较大,一调少则八九十字,多则一二百字。慢词篇幅体制的扩大,相应地扩充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使慢词与小令两种体式平分秋色,齐头并进。这点是非常了不起的,可以说,没柳永的创新开拓,后世的苏东坡、辛弃疾等大家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想象的。

在两宋词坛上,柳永是创用词调最多的词人。他现存213首词,用了133种词调。而在宋代所用880多个词调中,有100多调是柳永首创或首次使用。现在,最有代表性的两种词谱当推清代万树编的《词律》和清代康熙敕撰的《词谱》,每一种中都有这样的说明:“此调唯耆卿有之,他无可考。此调只有此词,无别词可校。”

有人说,词从晚唐五代时开始诞生、成长,到温庭筠那里开始成为文人词。到了北宋柳永手中才真正成熟起来。柳永以他的文学音乐天才和毕生精力、心血,将宋词发展定型成为一种真正成熟的文学体裁。张端义《贵耳集》卷上引项平斋之语也说:“学诗当学杜诗,学词当学柳词。”将柳永的地位与唐朝诗圣杜甫相提并论,可谓称赏无以复加。

所以有人戏称:“宋词这锅饭,是温庭筠生了火,是柳永把它煮熟的。”

词能够提升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柳永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一曰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改变了以往小令一统天下的局面。李清照《词论》中称:“有柳永者……变旧声为新声……大得声称于世。”此处所说的“变旧声为新声”,道出了柳永填词在艺术上善于翻新旧曲的特色。如《女冠子》词调,原来只有41个字,被他增为111个字和114个字两体。他还能自造新声,如《夜半乐》词调,一改词惯为上、下两阕为三叠。是他使慢词发展成为与小令双峰并峙的一种成熟的文学样式,自此,长词成为流行的词体。柳永以前,慢词总共不过十余首,而柳永一人就创作了132首。

其二曰创意。晚唐以来,词里抒发的大多是类型化、普泛化的情感。从李煜才开始注意表现自己的人生感受,柳永承其余绪,以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作为关注对象,像是表现都市的繁华、山川的壮丽、羁旅的愁思、怀古的叹喟、对劳动生活的描述以及对官场争逐的厌弃,他的羁旅行役词展示的就是他一生宦游求索,挣扎浮沉的悲凉。使词都呈现出较为宽阔的画面和较为深刻的情感。从而冲破了晚唐五代词多写男女情爱与闺阁园庭的狭小范围,把词笔投向关塞山河、通都大邑、历史兴亡之中,这就使其词呈现出高远深邃、雄阔浑厚的境界。

其三曰创法。柳永以前常见的抒情方法是运用比兴,通过外在物象的描绘烘托映衬主人公瞬间的心绪。柳永借鉴汉赋的铺陈骈文手法,首次将赋法移植入词。故其抒情词往往具有一定的叙事色彩。《雨霖铃》就像一曲长亭送别的独幕剧,事中有人,情由事生。后来的秦观周邦彦多用此法而变化之。他擅长白描手法,他的词铺叙刻画,情景交融,更多吸收生活中的语言,以俚语入词,形成自家独特的语言风格,即所谓“屯田蹊径”、“柳七风调”。柳词语言通俗浅近,能够雅俗共赏,因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创作“流行歌曲”的大师。是他使长词成为流行的词体,而他将土语、方言入词以及铺叙的写法,后来也被词界普遍地采用了。慢词扩大了词的容量,丰富的表现力,能把小令难以表达的复杂内容曲折尽致地表达出来,而这也是为大家所能普遍接受,很快成为词的主流的原因。南宋吴曾《能改斋漫录》云:“词自晚唐以来,但有小令,慢曲当起于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梁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传播四方,其后东坡少游山谷相继有作,慢词遂盛。”

柳永是一个专攻作词的职业词人,倚声填词是他毕生精力之所注。虽然柳永在官场上的地位低微,但在词史的发展上却是一个杰出的人物。经他不经意的一推,就把词的发展向前推了一大步,

应当说,柳永词的由俗化雅,柳永这一人格形象的出现,与大宋王朝的经济社会文化转型是有关系的。北宋商品经济繁荣发达,商人市民阶层崛起,他们的生活态度和审美趣味深刻影响了时代的文学审美风尚。

关于柳永和他的词,历来评价不一。当时的词坛“雅文化圈”不太认可柳永的词,认为他的词出语俚俗,浅近卑俗。与柳永同时代的另一大词人张先讥诮柳词“语意颠倒”。严有翼《艺苑雌黄》评柳词是:“大概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蝶之语。”王灼《碧鸡漫志》认为柳词有“野狐涎之毒”:“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

当时的词坛领袖晏殊就对柳词有些不以为然。据张舜民《画墁录》记载: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宗,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贤俊作曲子吗?”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慵拈伴伊坐。'”柳遂退。

但是,柳永词的艺术影响力却是公认的。与晏殊相比,另一文坛巨星苏轼却是另一种胸怀。赵令畴《候靖录》卷七引苏轼语评价:“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 在柳词中,写都市繁华的《望海潮》(东南形胜);写羁旅情怀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写旅途景色及感受的《夜半乐》(冻云暗淡天气);写离愁别绪的《雨霖铃》(寒蝉凄切);悲秋念远的《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淡);写执着追求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等等,这些词艺术性极高,历来被认为是柳词的代表作,是宋词中第一流的精品。

苏东坡曾经老是和柳永比:“我词何如柳七?”“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他总是忘不了柳永。可见苏东坡对柳永的词相当看重。他不赞成柳永格调淫靡一类的词,却认为柳永的《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于诗中不减唐人高处。既然苏东坡看到了这一点,他自己所开拓出来的“天风海涛”之曲也未必不受柳永词的启发。柳永词的开阔博大影响了苏东坡,苏东坡开拓发展为独树一帜的豪放风格词派。而柳永词中铺陈叙述的手法影响了周邦彦,周邦彦开拓为新的词作风格。

苏东坡在翰林院时,曾问一幕僚,自己的词与柳词有何区别。幕僚回答:“柳词只好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儿手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而学士之词则必须由关西大汉执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哈哈大笑。可见,东坡是豁达的,也是清醒的。

柳永在当世“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盛况,已代表了他词作的风靡程度。可见并不缺少知音。柳永词不仅为红袖女子所喜,就怜方外之士亦爱慕之,令人称奇。刑州开元寺有一僧名法眀,平素落魄不检,嗜酒好博。每次至大醉,即唱柳永词。由是乡人莫不侮之。每有召饮者其欣然而从,酒酣乃讴柳词数阙而后已,乡人皆称其为疯和尚。忽有一日,谓众僧言:“吾明日当逝,汝等无出观。”众僧笑言:“岂有是哉。”翌日晨起,法眀摄衣就坐,呼众言:“吾往矣,当留一讼而去。”众人惊愕而细听其言“平生醉里颠蹶,醉里却有分明。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乃逝。(见《类苑》)柳永若得知此事,即是一生惆怅,也应慨然长笑。

据说宣和年间,有个叫作刘季高的人,曾经在相国寺吃饭时和人谈论柳词,大肆诋毁,旁若无人。有一个老太监听见了,默然起身,徐徐取出纸笔,跪在刘季高面前请求说:“您以为柳词不好,何不自己作一篇给我看?”刘季高哑口无言,这才知道大庭广众间不宜轻论柳词是非,可见柳永的拥趸直到北宋末尚绵延不绝。哪怕是批评他的人,也承认他的作品是难以胜过的。

据《后山诗话》记载,宋仁宗其实也是很欣赏柳永词。柳永的每一首新词出来,立即都能传入禁中。这位仁宗皇帝赵祯常常酒后命宫女们演唱消遣。北宋时翰林院学士范镇,与柳永同年,他很喜爱柳的才华,可听说柳专心致志地写词时,便叹息说,怎么把心思用在这上头。范镇退休之后,听见亲朋故旧之间盛行唱柳词,不少是描述宋仁宗统治期间的繁盛和风土人情,很有感触而又叹息说:“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镇在翰院十余载,不能出一语咏歌,乃于耆卿词见之。”(《方與胜揽》卷十引)译成现代白话文就是说:“仁宗皇帝统治四十二年,我在翰林院任职十余年,写不出一句歌词赞颂,竟然在柳永词中见到了。”

宋人黄裳在《书乐章集后》中曾这样评价:“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无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见其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所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能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转引宋人评价柳永词《戚氏》:“离骚寂寞千载后,戚氏凄凉一曲终。”以《离骚》来比柳词,可谓推祟之至。

正如当代学者李劼所说:一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道尽宋朝人文气象。纵观一部中国历史,有宋一朝犹如一个感伤的黎明。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自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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