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别集

金、元、明别集

1.《元遗山先生全集》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县）人。唐朝诗人元结后裔。青少年时代曾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蒙古军队南下，他流亡到了河南。三十二岁中进士，做过南阳及内乡的县令，官至尚书省左司员外郎。蒙古灭金后，被羁于山东聊城，和北方人民共同遭受到空前的灾难，诗人义愤填膺，激起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后回故乡从事着述，再未出仕。

《元遗山先生集》共40卷，收录元好问诗1360余首，题材多样，内容丰富。元好问的诗继承了我国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金元时期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元军的残暴行径，沉痛悲歌，感染力极强，具有诗史的意义，是杜甫之后又一现实主义的高峰。如：“高原水出山河改，战地风来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车驾东狩后即事》），“单骑驱人动数千”，“更教何处过明年”（《续小娘歌》其三）等。元好问的述怀、咏物诗，雄浑开阔，多悲愤之气。写景诗构思新奇，描绘生动，气势宏大。

元好问诗学杜甫，讲究真实情感。七古、七律的成就最高，七律尤见工力。他的《论诗绝句三十首》对建安以来的诗歌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表明了他喜爱纯朴自然、反对人为雕琢的态度。

元好问的词现存370余首，艺术上取法苏轼、辛弃疾，内容极为丰富，兼有婉约、豪放诸种风格，被誉为“集两宋之大成者”，代表作有《木兰花慢·游三台》、《水龙吟·水调歌头》等。

2.《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

张养浩（1270—1329），字希孟，号云庄，济南（今山东济南）人。历任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等。厌恶仕途险恶，遂弃官归隐，屡召不赴。后因救灾受职，劳累死于任上。

《云庄休居自适小乐府》收录了张养浩小令161首，套数2首。作品大多为辞官归隐时所作。张养浩的散曲可分为三类：一是揭露官场险恶和世态炎凉，感情沉痛，描写深刻，如《朱履曲》：“祸来也何处躲，天怒也怎生饶？把归来时威风不见。”二是描写田园风光和归隐后的轻松自如，如《中吕·朝天曲》：“挂冠，弃官，偷走连云栈，湖山佳处屋两间，掩映垂杨岸。”三是同情人民疾苦，代表作为《山坡羊·潼关怀古》，揭示了封建王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会现实。

张养浩的散曲格调高远，感情诚挚纯朴，文字平白流畅。作品在元散曲中独具特色，也是元代少数有散曲别集传世的作家之一。

3.《铁崖先生古乐府》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诸暨（今浙江绍兴）人。元末诗坛领袖，其诗被称为“铁崖体”。

《铁崖先生古乐府》10卷，由杨维桢门人吴复编撰，收录了杨维桢古诗、杂诗共409首。吴复对这些诗大多进行了评注。杨维桢的古乐府较为有名。语言与格调介于卢仝、李贺之间，但流于奇诡怪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其评价说：“其高者或突过古人，其下者亦多堕入魔趣。故文采照映一时，而弹射者亦复四起。”

4.《宋文宪全集》

宋濂（1310—1381），字景濂，号潜溪，浦江（今浙江金华）人。宋濂被明太祖誉为“开国文臣之首”，学问渊博，擅长散文，文章宗法唐、宋，曲折畅达，雍容浑穆，以辞达、明道、养气为宗旨，被称为明代第一大家。

宋濂着述版本较多，有《宋学士文集》75卷，收文900余篇，系宋濂自己编撰，由其子宋燧缮录，《四部丛刊》据此刻本影印。较完备的版本是嘉靖刻本，严荣编辑的《宋文宪全集》，共53卷，收录文章1400余篇。宋濂的传记散文成就较高，用笔细腻而简练，善于利用一些具体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突出细节，如《记李歌》、《秦士录》、《王冕传》等。

5.《诚意伯文集》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今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因受排挤辞官归隐，应朱元璋征召，成为明开国功臣。曾被封为诚意伯，后被朱元璋毒害。

刘基的着作主要有《覆瓿集》，收录写于元朝末期的诗文；《犁眉公集》，是晚年所作诗文的汇集；《写情集》，是词作专集；《郁离子》，是寓言专集；另外还有《春秋明经》。《诚意伯文集》20卷，系后人更定次序，重新编定的文集，除《写情集》、《郁离子》外共计收文220篇、诗1100余首。刘基诗文兼长，文章俊逸豪迈。明史称他：“所为文章，气昌而奇，与宋濂并为一代之宗。”诗包罗古今各体，沉郁顿挫，自成一家，风格上类似于杜甫、韩愈。沈德潜推他为一代之冠。《郁离子》写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元末时期，用寓言的形式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也表现了他渊博的学识和富有创造性的进步思想。

6.《高青丘集》

高启（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曾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因坚辞户部侍郎一职，朱元璋认为他不合作，借故腰斩于南京。

《高青丘集》系徐澄宇、沈北宗以清雍正年间金坛辑注的《高青丘诗集注》为底本，再校以他本而成，是目前最完备的版本。高启最早的着作是他生前自订的《缶鸣集》，共12卷，收录诗歌900余首，由他的内侄周立于永乐元年印行。金坛辑注的《高青丘诗集注》，被认为是较完备的本子，收集许多佚书并附录作者本传、图赞、年谱、时人的哀诔、祭文和后人对他的诗评、杂记，书后有补遗《扣舷集》、附录《凫藻集》等。

高启的诗歌摹拟百家，众体兼长，虽有拟古倾向，但才情丰富，不满现实，诗中颇多寄托，是明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他描写农村生活的作品，揭露了统治者的残暴，表现出对农民的同情关心，如《养蚕词》、《采茶词》等。艺术成就最高和最有特色个性的作品是他的七言歌行和七言律诗，如《醉歌赠宋仲温》、《清明呈馆中诸公》等。

高启与杨基、张羽、徐贲号称“四杰”。

7.《空同集》

李梦阳（1472—1527），“前七子”之一。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阳）人。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为人刚毅正直，因同权贵、宦官作对，以至屡次下狱，最终被罢黜。

《空同集》共66卷。李梦阳在文学上“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反对“台阁体”，对打击“台阁体”和“八股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他坚持“刻意古节”，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走向了盲目尊古的道路，最终导致了剽窃模拟。他的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作品以乐府和古诗居多，其中也有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朝饮马送陈子出塞》揭露了明朝军队的腐败，《玄明宫行》则刻画了宦官的穷奢极欲。

8.《弇州山人四部稿》

王世贞（1528—1590），字元美，号凤州，又号弇州山人，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后七子”领袖之一。幼年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进士，为官正直，曾触忤权臣杨继盛等。后官至刑部尚书，病逝乡里。

《弇州山人四部稿》174卷，《续稿》207卷，《弇山堂别集》100卷，《画苑》10卷，《王氏书苑》10卷。《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均按赋部、诗部、文部、说部四部分类。王世贞工诗能词，主张“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他作诗自《诗经》至汉魏晋南北朝乐府、李杜诗无不模拟，但他的高明在于往往用古词、古调写时事，现实感较为强烈。他写了不少感时伤世的政治诗，如《钧州变》揭露贵族藩王的荒淫残暴，《袁江流铃山岗当庐江小吏行》谴责了严嵩父子的“负国”和横行不法，《正德宫词》讽谕明武宗沉湎酒色。王世贞的律诗和七绝很有成就，某些不刻意仿古的诗很有才思。

王世贞的戏曲、散文都较有成就。曲论收录在《艺苑卮言》的附录中。王世贞认为，戏曲成功的关键，主要在于能否“动人”。传奇戏曲《鸣凤记》据传作者为王世贞。此剧揭露了严嵩父子专权贿赂、祸国殃民的罪行，赞扬了杨继盛等人与权奸誓死斗争的精神。人物纷繁，形象鲜明，但结构较为松散，人物也缺乏性格特征。

9.《震川先生全集》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人称震川先生，昆山（今江苏昆山）人。少年即有文名，中举后，二十余年屡试不第，遂聚徒读书论道，年六十始中进士。

《震川先生全集》共40卷，其中正集30卷，别集10卷，收录散文774篇、诗歌113首。归有光是“唐宋派”的代表，他反对模仿秦汉古文的前后七子，主张继承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他善于把生活琐事引至“载道”的古文中，使古文和社会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文章清淡自然，长于即事抒情，能用简约平凡的字句，表达真挚的情感。但其散文大多为经解、题跋、议论、墓志、碑铭、祭文、赠序、寿序、行状以及制义，这类作品内容空洞贫乏。叙事、抒情散文却多出色之作，这类作品或叙述家庭琐事、生死聚散，朴素简洁，亲切动人，代表作为《项脊轩志》等；或写吏治腐败、百姓困苦、恶霸横行、倭寇骚扰，表达作者为民请命的心愿，如《九县告示》、《备倭事略》等；或勾勒刻绘普通人物，如《可茶小传》、《鹿野翁传》等；或记载世态民情，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如《壬戌纪行》、《己未会试杂记》等。

归有光的散文即事抒情，注重细节，结构精巧，波折多变，被后人推崇为明代第一大散文家。但其许多散文内容空洞，言之无物，又多写琐屑杂事，缺乏深刻广泛的社会现实内容。

10.《徐渭集》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青藤道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天才超逸，但屡试不第。豪放不拘，鄙弃礼法，终生潦倒。多才多艺，自称“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晚年佯狂，诗文益奇。

《徐渭集》共4册，收录有徐渭的诗、文、词、杂剧，另有补编和附录。徐渭的诗、文超越同辈。诗、文注重抒发真实情感，与李贺风格相似。徐渭的文学成就主要在于杂剧，作品充分表现了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代表作是《四声猿》，包括《渔阳弄》、《雌木兰》、《女状元》、《翠乡梦》。作品透过喜剧、闹剧的形式，表现出悲愤的内容，达到了“嬉笑之骂怒于裂眦，长歌之哀甚于痛哭”的境界。徐渭论曲重视南戏，提倡本色，不拘泥音律。他的浪漫主义文学风格对汤显祖、袁宏道及弟子王骥德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1.《袁中郎全集》

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号石公，公安（今湖北公安）人。曾问学李贽，思想、行动颇受其影响。兄弟三人——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并称为“公安派”，时人称为“三袁”。

《袁中郎全集》共40卷，其中文集25卷，诗集15卷。袁宏道的散文自成一家，他打破了传统古文的格局，促进了文体的解放。着作大体可分为尺牍、随笔、传记、游记四类：尺牍大多简洁凝练，风趣诙谐；随笔题材丰富，意趣盎然，如《促织》、《斗蛛》等；传记塑造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如《徐文长传》、《醉叟传》等；游记真切动人，语言平易，描写细腻，文笔优美，善于在写景中注入主观情感，如《虎丘》、《满井游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流传较广的正是这部分文章。

袁宏道的诗歌成就逊于散文，现有1700余首。语言通俗浅显，大多抒发个人情趣，也有部分作品对社会现实进行了批判。

以袁宏道为代表的“公安派”，反对七子的复古主义，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强调文学的时代性，反对贵古贱今；重视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成就主要是散文，他们打破了传统古文的陈规格局，语言不事雕琢，个性流露自然，对古代散文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但他们忽视现实，创作题材狭窄，态度消极避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