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概况

《尚书》

概况

《尚书》原来只是称为《书》，先秦经籍中，还没有《尚书》这一名字。春秋以后它才被儒家尊奉为经典。荀子在《劝学篇》中，首次把《尚书》称之为《书经》。汉朝开始，才称之为《尚书》。“尚”者“上”也，即上古之书的意思。它是中国虞、夏、商、周时代的政治文献资料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远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记言历史。所谓记言，其实是一种特别的记事方式，相对来讲，记言比较直接，记事比较间接。记言是按照原说的话写下来，是较为原始的一种记事方式。

根据现存内容的分析，《尚书》的成书应该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差不多是从西周开始编辑，到战国时代才基本完成。原来说它是由孔子编定，现在看来，不应该完全是这样。但孔子有可能校订过。《尚书》保存了不少极具价值的史料，是后世赖以研究上古三代历史的可靠依据。在战国时代就是儒家教习的课程，汉初立于学官，设置博士，此后的两千多年，它一直被作为儒家的经典。历代的朝廷都视为“大经大法”，被当做帝王的教科书。

由于年代久远，《尚书》是一本非常难读的书。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就曾发出感慨说：“周诰殷盘，佶屈聱牙。”（《韩昌黎集·进学解》）意思是文字生涩，语句拗口。汉代开始，就因为理解困难，很多经学家便开始了《尚书》的注解与注释。造成理解困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词汇过于古老。《尚书》的大部分是西周初期的文献，还有部分是夏、商时期遗传下来的，所使用的词汇，大部分是原始的古义。有一部分古义，不但现代汉语不再应用，即使是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左传》和《战国策》中也很少应用。2.语法词序的变化。语音、词汇和语法的演变，尽管变化最慢的是语法，但《尚书》成书的时代，在语法和词序方面，与后代还是有很大的不同。三是虚词助词极少。文言虚词用于表示语法关系和语气，可以使语义明确，语句顺畅。《尚书》很少用虚词，不但拗口，还常常难以断句，因而意义更加艰涩难懂。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历代产生了无数的经学注解大家。

《尚书》共分四部分，篇目有：

《虞书》、《夏书》共4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

《商书》共5篇：《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共19篇：《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根据内容，《尚书》分为“六体”：典、谟、训、诰、誓、命。

典：可以为后代效法的先王的事迹与史实，相当于现代所说的历史事件。

谟：“君有典，臣有谟。”“谟”即大臣的谋略、计划。

训：君主告诫臣下的言辞说教。

诰：现代所讲的告示、文告，具有劝说、告诫、警告的意思。

誓：誓词，是君主用于告诫将士、下属或向敌人宣战的条文。

命：君主的命令。

《尚书》曾经有三种文本通行，它们是：《今文尚书》（伏生传）、《古文尚书》（孔安国传）、伪《古文尚书》。

西汉初年，济南人伏生传授下来29篇《尚书》。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伏生，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按道理讲，既然是秦博士伏生所藏，也应该是古文。可是，伏生在齐鲁间传授的时候已经是汉朝，这时通行的汉字是隶书，他的学生们也应该是用秦统一后的文字——隶书来记录书写的。另外，由于晁错记录时用的同样是隶书，所以，伏生原来的古文《尚书》就这样变成了汉朝人眼中的今文《尚书》。在今文《尚书》的传授过程中，儒生们常常利用邹衍的阴阳五行的观点阐述他们的迷信思想，逐渐就形成了今文经学派，并且被朝廷立为博士官。

《古文尚书》，是用秦朝以前的古文字书写的，共有四十五篇，比今文多出了十六篇。

《古文尚书》的被发现，纯粹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就侵占了孔子的部分旧宅，拆墙毁屋的过程中，在墙壁中发现了许多古书。古人迷信，鲁恭王以为是孔子显了灵，于是就把这些古书交给了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墙也不敢再拆了。汉武帝时，孔安国将这些书献给了朝廷。可是，这时候先秦以前的文字早已废止，这些古书竟无人能读懂，所以便放在了皇家图书馆里。直到成帝时，经学家刘向才发现了这些被弃置的“宝贝”。刘向拿出其中的《尚书》与流行的今文本比较，发现不仅文本不同，而且比二十九篇《今文尚书》还多出十六篇。这本书就被称为《古文尚书》。

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子承父业，继续这些古文字经学的研究。哀帝的时候，刘歆拿出这些古文字研究成果——《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想让哀帝封他为古文博士，可当时的今文“五经”博士们却认为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坚决反对，刘歆便写长信和他们争辩。这便是后来的所谓今古文之争。今古文之争以此为起点，其后争论长达二百余年。

王莽篡夺了汉朝的江山后，为了粉饰他所谓的“复古改制”，便任命刘歆为国师并封侯，让刘歆借助《尚书》中的文义，来附会他的托古改制。刘歆也借机立为古文经学博士。东汉光武帝时，古文经学博士被取消。从此以后，古文经学再没有立于学官。王莽时的古文本是竹简，王莽失败后，大部分竹简散失。东汉年间，杜林在西州（今新疆）得漆书《古文尚书》一篇，杜林随身携带，像爱护生命一般。后来，他传给了卫宏。自此开始，后汉讲古文的学者，都以此本为母本。

章帝时，古文经学家贾逵曾经上书说：“《公羊》理短，《左氏》理长。”极力为古文经争取地位。汉章帝也赞同了贾逵的主张，便诏令选拔高材生跟随贾逵学习《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古文经学得到了短暂的复兴。到了东汉末年，郑玄开始跟随马融学习古文经学，后来郑玄融会今古文经学，遍注群经。此后，今、古文之别渐趋混同，郑学大行于世。清代，乾嘉学派倡导汉学，继承的是古文经学的传统。近代的章太炎，可以说是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

伪《古文尚书》有两种：一是西汉时张霸所伪造的一百零二篇，二是魏晋时期五肃所伪造的二十五篇。但是，很多人把这笔账错记到了东晋豫章内史梅赜的头上。

汉成帝时，山东莱州有个叫张霸的人，他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拆分为一百篇，又采用《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成首尾各一篇，拼凑成《古文尚书百二篇》。这部伪尚书每篇都很简短，文义也很浅陋。这伪书还曾一度被朝廷立于学官，称为“百两本”。后来，有人觉得此书可疑，成帝便让人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安国献的《尚书》对照，这才发现是伪书。成帝便将张霸逮了起来，但却没有销毁他的伪书，而是任其继续在世间流传。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新账旧账一起算，才将这本伪书毁废，第一部伪《古文尚书》从此也就失传了。

三国末年，魏国的王肃伪造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附带着孔安国的传。他参照汉儒的办法，将伏生的《古文尚书》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又另外增加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以合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内容上，他采用群籍中所引的“逸书”，进行改头换面，巧为连缀。在所增的篇目中，借儒家的“德治主义”，极力推崇他自己的政治主张，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说教。但因为语言毫无诘屈聱牙之处，这就不免露出了马脚。王肃是晋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站出来说话。所以，在他的外甥晋武帝当政期间，王肃凭伪造的这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就被立为了博士。好景不长，到了怀帝的时候，发生了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随之散失了。从此，知道的人越来越少，直到东晋元帝时，被梅赜发现，他如获至宝，便拿来献给了朝廷。朝廷不明就里，于是，这本伪《古文尚书》便和郑玄注释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唐朝初年，太宗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书成后颁行天下，指令考试必用此书。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本《尚书正义》便是用伪《古文尚书》作为母本的。从此后，这部伪《尚书正义》便成了标准的一统天下的官书，伪孔摇身一变成了真孔。

伪《古文尚书》莫名其妙地冒名顶替了一千多年。这中间，曾有怀疑伪《古文尚书》的人。南宋的吴棫在他的《书稗传》中就提出了对这本伪《古文尚书》的怀疑看法。朱熹也觉得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而产生过怀疑；但怀疑归怀疑，毕竟没有确切的证据。到了元代，吴澄在他的《尚书纂言》中，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彻底地将伪古文从伏生今文中剥离出来。明代梅鷟着有《尚书考异》，书中列出了大量的证据，这是对伪《古文尚书》的有力打击。这些经学大师的前期考据，为清代经学家们的甄伪之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阎若璩、惠栋是清初的经学大家。阎若璩着有《古文尚书疏证》，他利用朴学的方法，列举出一百二十八条证据证明其伪。惠栋着有《古文尚书考》。两人对伪《古文尚书》中的条款析辨详明、证据确凿，使伪《古文尚书》没有了丝毫的立足之地。但二人不足之处在于没有找出真正的伪书作者，他们依然认为是梅赜，直到清朝中叶的丁晏，才认定了伪《古文尚书》的真正罪魁祸首——王肃。至此，伏生的《尚书》在历经千年劫难后，才重新展现出本来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