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文艺思想

《孟子》的文艺思想

孟子的文艺思想，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孟子》一书的写作风格、方法和技巧，也是历代散文写作的典范。他对音乐问题的评论，对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见解，对作家的修养、文学的社会本质和社会作用等问题的意见，都具有卓越的贡献。

在艺术是为社会全体成员所欣赏还是为个人或极少数人单独服务的问题上，孟子提出了“与民同乐”的主张。这表现在孟子与齐宣王谈论音乐的一段对话中：

（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

（齐宣王）“曰：不若与人。”

“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

“曰：不若与众。”

“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梁惠王下》）

孟子认为，采取“与民同乐”的办法，让艺术为全体社会成员服务，不但不会给人民带来苦难，还能满足人民的艺术需要。只满足个人或极少数人的“独乐乐”的艺术活动，则得不到人民的赞赏和共鸣，还会引起不满。孟子又进一步向梁惠王说：

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汤誓》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梁惠王上》）

上古时代的君王都是与人民群众同乐的。如果激怒了人民，“独乐”的专制暴君都会被人民推翻，最终是不可能“独乐”的。孟子“与民同乐”的思想，是与上古时代的民主精神一脉相承的；这个主张里面，也包含着艺术活动必须符合人民意愿的成分。

在文艺与政治、教化的关系上，孟子与孔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都主张文学艺术要为政治、教化服务。在《孟子》七篇中，他大量地引述《诗经》中的诗篇，目的便是宣传教化观和仁政学说。如在《滕文公上》中他引用《豳风·七月》的诗句：“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这首诗的内容本来是叙述农民辛勤劳动的，孟子为了“教化”目的便引申发挥说：“民事不可缓也。”为国之道，必使民有恒产。“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又如在《公孙丑上》中，孟子引用《大雅·文王有声》的诗句：“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恩不服。”这首诗的原意是周朝迁都，四方诸侯归服，孟子却补充引申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种例子不胜枚举，《孟子》全书七篇，共引《诗经》三十多处，几乎每篇都有多处引用。文学作为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又服务于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这固然是文学的本质之一。孟子重视诗的社会政治作用，用来宣扬他的仁政学说和儒家教化，这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他的引申发挥常常离诗的原旨太远，甚至到了牵强附会的地步。

对于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孟子先后提出了“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方法。孟子解释“知人论世”说：“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万章下》）“知人”，是说“诵其诗，读其书”应对作者的生平和思想有所了解；“论世”，是说应对其所处的时代有一定的认识。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把文学作品看作一定时代的产物，从而结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时代背景来考察作品。对“以意逆志”的解释是：“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以意逆志”就是要求读者以鉴赏者或批评者之“意”推求诗人之“志”，具体而言：不能因为个别字句而误解诗的整体意义，而要通观全诗，通过个人切身的体会去推究作者的本来意思。

孟子对于作者的个人修养以及与文章的关系，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向学生谈自己的两种特长：“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孟子解释“知言养气”的意思：“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知言”即通过别人的言辞，知道其内涵的优缺点所在。“养气”，是指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和实践，产生出一种刚强、充沛、宏大的“浩然之气”，也就是高尚的道德境界所具有的那种自强的、奋发的、大无畏的精神状态。它是人的内在情感、精神、气质、意志的高度统一。“养气”是一种个人的修养。随着思想、才识、境界的进一步提高，辨别和运用语言的能力也会增强。所以，“知言”和“养气”的关系密不可分，“知言”由“养气”而来，“养气”是提高个人道德修养和培育个人思想意志的方法，是“知言”或“立言”的必要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