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艺术
“赋、比、兴”是诗经最重要的艺术表现手法，也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艺术表现方法。在历代文人学者中，对“赋、比、兴”的解释，以朱熹的《诗集传》的解释比较通行。晋朝的挚虞、宋朝的李仲蒙也与朱熹的解说相近。
“赋”，朱熹解释说：“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说，赋就是陈述铺叙。挚虞在他的《文章流别论》中解释为：“赋者，敷陈之称也。”李仲蒙解释说：“做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在诗经中，《颂》和《大雅》一般多用赋的手法。
“比”，挚虞解释说：“比者，喻类之言也。”李仲蒙解释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朱熹解释：“比者，引物连类。”就是说，比就是比喻，它的作用是使人或物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如：《相鼠》和《硕鼠》用令人憎恶的老鼠，来比喻统治者的不讲礼仪、贪婪可耻；《氓》用桑树由繁茂到凋落，比喻女主人公的容貌由年青变衰老。
“兴”，朱熹解释：“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拿现在来说，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发端，以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挚虞解释：“兴者，有感之辞也。”李仲蒙解释说：“触物以启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如嫁女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使人从桃花盛开联想到新嫁娘的美貌；又如送别诗《邶风·燕燕》，以“燕燕于飞，差池其羽”起兴，使人从燕子飞翔时的参差不齐联想到送别时的依依惜别。
“风、雅、颂”加上“赋、比、兴”又被称为“六诗”或者说“六义”。孔颖达在《毛诗正义》解释“六义”时指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他认为“风、雅、颂”是诗的不同体制，“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种观点被沿用至今，对《诗经》的学习和研究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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