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

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

习近平强调：“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作为重大民生实事紧紧抓在手上。要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抓好生态文明建设重点任务的落实，切实把能源资源保障好，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为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第126页，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以系统工程思路抓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核心特征。习近平说，生态文明的建设必须要“遵循生态学原理、系统工程学方法和循环经济发展理念，充分运用现代科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生态效益型经济，不断改善和优化生态环境，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健康协调发展，并为今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和可以永续利用的资源与环境，真正把美好家园奉献给人民群众，把青山绿水留给子孙后代。”（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88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因此，这一思路坚持理念塑造与现实行动双管齐下、顶层设计和基层实践互为支撑、政府主导与社会动员多主体参与的思路，贯彻整体的、关联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方法，从生态文明理念的凝练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循序推进，有序展开，使系统工程学的方法论、生态学的科学理念、技术创新手段、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的发展模式、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生态文明的实践中统一起来。

一　以系统思维树立整体性的生态观和生态文明观

习近平多次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展开、全面深化改革工作的推进需要有全局意识。“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88页，外文出版社，2014。）生态文明建设同样需要有全局意识、整体意识。

生态环境各要素相互依存，人与自然组成了一个生命共同体。习近平的生态观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点。“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85页，外文出版社，2014。）因此，生态环境中的各个要素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些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一定要认识到生态环境各要素之间的这种客观联系，一切以这种客观联系为基础，来凝练我们的生态观。

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整体性的生态观，要求我们树立一种相应的生态文明观，要求我们顺应生态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性。“顺应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在辩证唯物主义普遍联系的立场上，指明了自然系统各要素之间的休戚与共、相互依存的关系，是对自然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再认识的重要成就。这是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吸收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借鉴人类历史发展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形成的新的生态文明观，是其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基本理念。

整体性的生态观和生态文明观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人类追求发展的需求和地球资源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1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习近平引用古人“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之语告诫我们，自然有其客观的规律，这种客观规律决定了我们不可能无限制地向自然索取，我们必须要有所节制，必须要给自然环境留下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必须采取一种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

这进一步要求我们必须采取正确的生态文明建设观。不仅要认识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认识到人与生态系统之间的统一关系，还要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五位一体”的发展战略。特别的，对这种新型的生态文明建设观，我们不仅要有清醒的认识，更要有切实的行动，习近平引用古语“知之非艰，行之唯艰”来表明这一工作的艰巨性。（注：同上书，第49页。）习近平强调务虚的重要性，因为这可以让我们认清事物发展的方向，同时他更强调务实的重要性，要求生态文明建设一定要从实际出发，说实话、办实事、想实招、求实效。“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习近平将恩格斯的这句话进一步解释为“‘书呆子’现象要不得”，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一定要坚持“知行合一”。（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269—27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在此意义上，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并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它更体现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指南，贯彻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实际上，在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布局之后，习近平多次就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讲话、论述和批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推动下，2014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为我国下一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给出了一个既高屋建瓴又切实可行、既有顶层设计又规划了基层实践路线的行动指南。

二　以系统思维优化空间格局，推进主体功能区战略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必须珍惜每一寸国土”。（注：《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国土空间是宝贵资源，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习近平要求，“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整体谋划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9页，外文出版社，2014。）因此，必须要把国土空间开发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坚持科学、生态、绿色的原则，有效提升国土空间利用格局的合理化水平。

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是提升国土空间开发科学化水平的必要途径。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就是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特征、现有开发强度、经济结构特征和发展潜力，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并据此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一定的国土空间可能会具有多种功能，但主体功能必须是确定的。以此为依据，我国划分了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主体功能区。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具有不同的功能定位、发展方向和开发管制原则，并具有不同的能源、主要矿产资源开发布局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的原则和框架。（注：《中国：阐释空间开发新理念》，《人民日报海外版》2011年6月9日。）在主体功能区的划分和国土资源开发中，保护自然、维护生态是一个必须要坚持的重要原则。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是系统思维和整体思维在国土资源规划方面的集中体现。

落实和加快主体功能区建设，有利于推进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转变发展模式，提升经济发展的科学化、生态化，实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有利于杜绝环境问题的根源，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确保发展的可持续性；有利于打破行政区隔，统一调配自然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特别的，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实施，可以统筹人口资源环境问题。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习近平说：“我们说以人为本，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在发展过程中摧残人自身生存的环境。如果人口资源环境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还有谁能够安居乐业，和谐社会又从何谈起？人都难以生存了，其他方面的成绩还有什么意义？”习近平要求要以辩证思路和系统思维来思考这一问题，他强调：“我们以辩证法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就是发展中最大的辩证法。”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环境和资源的承受力，统筹考虑当前需要和未来发展的要求，实现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发展空间，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89—19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要坚持生态、绿色原则。城市规划要尊重自然格局，依托现有山水脉络，合理布局城市功能空间，合理分布人口密度，提高土地利用率，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破坏，推动城市发展从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宣传节能观念，构建绿色、低碳交通体系，推进生态城区建设。习近平指出：“城市规划建设的每个细节都要考虑对自然的影响，更不要打破自然系统。”“我们要认识到，在有限的空间内，建设空间大了，绿色空间就少了，自然系统的自我循环和净化能力就会下降，区域生态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就会变差。”因此，习近平要求，应该在借鉴成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区域的自然条件，科学设置开放强度，要“尽快把每个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开发边界划定”。最终的目标是，“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青山绿水留给城市居民”，而不是片面地把人造的自然放在城市之中，这种自然并不是真正的自然，它不是人类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产物，而仅仅是片面按照人的意图改造自然的非自然产物。（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09—11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例如，习近平为城市水源短缺给出了自己的理解和解决办法。他认为，某些城市缺水的原因是水泥地太多，把能够涵养水源的林地、草地、湖泊、湿地都占用了，切断了水的自然循环系统。降落下来的自然雨水，由于循环系统被切断，因此只能作为污水排出，地下水就越抽越少了。那么，如何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呢？习近平指出：“在提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海绵城市’。许多城市提出生态城市口号，但思路却是大树进城、开山造地、人造景观、填湖填海等。这不是建设生态文明，而是破坏自然生态。”（注：同上书，第110页。）因此，城市规划和城市建设的关键是着眼全局、顺应自然、保护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而不是片面建设人造自然景观、人造自然工程。

以生态原则、系统思维推进三农问题。从福建工作时期的大农业观（从以粮为纲到大粮食观、从追求农林牧副渔单体效益到综合发展、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到面向市场的大农业）到浙江工作的生态农业观（绿色经营、综合经营、集约经营、科技经营、贸农工一体化经营），从对闽东林业经济的定位到对浙江部分地区生态旅游的把脉，都反映了习近平以系统思维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整合起来、将农业发展与生态保护融为一体的施政思路。这一思路既满足了农业发展的需要、农民增收的愿望，又使得农村走上了一条稳定且可持续的道路。

坚持陆海统筹、区域联动的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修复机制，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和利用的另外一个重要层面。习近平要求，要“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注：《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进一步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人民日报》2013年8月1日。）推进我国的海洋事业，要采取整体眼光、系统思维，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发展海洋科技、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循环经济、保护海洋生态。

当然，国土空间开发需要从全局、整体出发，但这并不等于局部、部分就不重要，我们需要处理好集中统一与因地制宜的关系。习近平多次指出，地方对中央精神的贯彻不能是教条的、死板的，需要因地制宜。在谈到农村问题时，习近平强调：“建设新农村要体现因地制宜原则”，要“从规划开始强调特色”（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220—221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在谈到贫困问题时，习近平又说：“发展是甩掉贫困帽子的总办法，贫困地区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把种什么、养什么、从哪里增收想明白，帮助乡亲们寻找脱贫致富的好路子。”（注：《习近平金秋踏访三湘大地》，《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1月6日。）

三　以系统思维把握经济发展整体，促进创新驱动与结构调整相结合

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的限制、环境保护之间往往会呈现出一种矛盾关系。要从根本上缓解这一矛盾，就必须在技术创新的基础上，改变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推动生产方式的绿色化、生态化，降低发展所引发的环境代价。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马克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1页，人民出版社，1980。），邓小平更是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页，人民出版社，1993。）。习近平也着重强调了科技创新的重要性，“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工程科技创新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不竭动力”。（注：《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定不移创新创新再创新，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人民日报》2014年6月10日。）生态文明是作为工业文明的替代者和后继者而出现的，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放弃工业文明，并不是要退回到刀耕火耨的原始时代，它要求的是一种以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为基础的新型环境友好型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关键因素便是科技。习近平多次强调科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科技创新是高效生态农业建设和农业增长的主动力，是建设生态浙江的必要手段，是打破国际贸易中“绿色壁垒”的钥匙，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关键。（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82、188、189、190页，外文出版社，2014。）实际上，与传统文明形式相比，生态文明更加与科技创新联系在一起，特别是，生态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的确立、能源节约与替代、环境保护与修复等，都离不开现代科技。因此，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需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引导开展资源节约、循环利用、新能源或替代能源开发、环境治理、生态修复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并为这些技术研究提供资金和体制保障；建立多层次的生态技术创新体系，积极发挥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社会团体的科研能力和积极性；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积极推动新型生态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

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生态经济，有效减轻经济社会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要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就必须转变生产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加快形成环境友好型的现代产业体系。一是积极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要加强预警调控，在严控增量的同时，逐步消化存量，在这一过程中，要尊重市场规律，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采取消化、转移、整合、淘汰等措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逐步化解产能过剩矛盾。二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升级的同时，更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节能环保产业，加快核电、风电、太阳能光伏发电等新材料、新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并通过深化改革为这些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政策条件和市场条件。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根本变革，它能够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通过对资源的循环利用，可以有效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习近平尤为强调循环经济的重要性。他要求一定要把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涉及自然、经济、社会各个领域，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以及地区、产业、企业各个方面的系统工程。”（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9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第一，不能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要把它贯通于企业、区域、产业、社会等各个不同层面。企业要更新生产理念、革新生产技术，走减少废物排放、增加循环利用之路；区域层面，要按照工业生态学原理，引导和优化产业布局，形成产业间的代谢和共生耦合关系，使资源物尽其用；在产业结构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与创新，逐步以知识密集、技术密集、资本密集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取代现有的资源密集型和土地密集型产业；社会层面，也要积极引导人民群众形成节约和集约利用资源的理念，并做好公众消费领域的废弃物再利用、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建立循环社会。第二，在循环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政府起主导作用，企业起主体作用，市场起基础性调节作用，要将三者有机结合。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但企业的本性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与发展循环经济的环境保护目标相悖，因此，必须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主导，并不等于政府包办一切，这种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企业和市场行为，而企业则在政府的主导和市场的调节作用之下，承担发展循环经济的具体工作。第三，改革创新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和保障。要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减少制度安排的缺陷，例如水、电、气等短缺资源价格偏低，废物排放成本过低，这不利于激励企业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因此，“建立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的价值和稀缺程度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这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根本举措”。（注：同上书，第195—197页。）

四　以系统思维把握新源利用方式，促进节约与保护并举

尽管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但必须要清醒认识到，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例如，自然能源约束强化，人口、经济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能源安全的保障难度增加；环境污染仍然比较严重，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染甚至海洋污染现象突出；生态系统退化严重，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草原退化、湿地萎缩、河湖生态退化、生物多样性的破坏等，都非常严重。因此，资源有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必须从节约和保护两方面入手，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合理转变。

大力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习近平强调：“资源节约是关系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革命’”（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9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节约资源是保护生态环境的根本之策”（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9页，外文出版社，2014。）。由于人类的发展需求与资源的有限性之间存在矛盾，因此，“如果大多数人都要像少数富裕人那样生活，人类文明就将崩溃。当今世界都在追求的西方式现代化是不能实现的，它是人类的一个陷阱”。（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9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这样，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一个合理选择，而要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节约型社会的建设是一条基本途径。建设节约型社会，这既是一种“科学的理念”，因为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自觉认识并遵循客观自然规律的结果，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能够成为我们自觉行动的指南。

习近平强调，我们应该从五个方面建设节约型社会。第一，结构调整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根本。“结构的优化升级是最大的节约”，生产领域要淘汰严重耗费资源和污染资源的落后生产力，努力形成有利于自然资源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的产业结构；消费领域，要大力提倡文明的节约型消费模式；城乡建设领域，要在考虑环境承受能力的前提下，建设节约型的住宅建筑和交通运输体系。第二，科技创新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关键。加大对资源节约型技术难题的攻关，构建节约资源的技术支撑体系；既要“眼睛向内”，推进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又要“眼睛向外”，参考和借鉴国际的先进经验。第三，深化改革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动力。要运用价格、财税、金融手段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通过政策引导与政策限制发挥政府的规范作用。第四，法治建设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保障。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确定严格的节约标准，建立强制淘汰制度，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和新上建项目的资源评价体系，同时也要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资源浪费的成本。第五，政府表率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点。政府带头节约资源，既是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重点任务，又是加强政府效能建设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要做好带头工作，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都要率先垂范，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

切实加强污染治理工作。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现状非常严峻，已经引起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高度重视。习近平在谈到河北省的污染问题时，语重心长地指出：“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问题如此严重，导致河北省生态环境恶化趋势没有扭转。……不坚决把这些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产量降下来，资源环境就不能承受，不仅河北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周围地区甚至全国生态环境也难以支撑。”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严重影响党和政府形象。”（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06—10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当前，我国已经分别构建了针对性的污染治理目标和指标，为下一步的污染治理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例如，雾霾是近年来大气污染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习近平指出了雾霾问题的关键，“应对雾霾污染、改善空气质量的首要任务是控制PM2.5。”要解决这一问题，没办法做到一蹴而就，“虽然说按照国际标准控制PM2.5对整个中国来说提得早了，超越了我们的发展阶段”，但是“这个问题引起了广大干部群众高度关注，国际社会也关注，所以我们必须处置。”（注：同上书，第110—111页。）2013年，国务院出台了《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明确了大气治理的具体目标，特别的，针对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的重污染现状，国务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并与六个省区市政府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目前，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工作已取得阶段性成效。

此外，习近平也针对水污染、土壤污染、气候变化等问题作出重要阐述或批示，“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治理，着力推进重点流域和区域水污染防治，着力推进重点行业和重点区域大气污染治理。”（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9—210页，外文出版社，2014。）习近平强调，要坚决将污染治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要坚持标本兼治和专项整治并重、常态治理和应急减排协调、本地治污和区域协作相互促进原则，多策并举，多地联动，全社会共同行动，聚焦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四大重点领域，集中实施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污减排、清洁降尘措施。”（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1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同时，要重点做好生态修复工作。针对已经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应该加强生态修复工作，恢复人和自然之间的平衡与和谐。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09页，外文出版社，2014。）在重要的生态功能区和生态环境脆弱区、敏感区，退出部分人口和产业，降低经济活动强度；稳定和扩大退耕还林、退牧还草范围，继续实施荒漠化、石漠化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逐步恢复生态系统。生态修复工作贵在行动，习近平多次参加植树造林等活动，为我们作出了行动的表率。

五　以系统思维把握生态意识约束机制，实行文化引领与制度建设相结合

习近平指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是思想观念的异常深刻变革”，因此，“加强生态文化建设，在全社会确立起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文明建设得以顺利推进的重要前提。（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然而，文化并不带有强制性，因此，“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只有制度和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最可靠的保障。习近平指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任何目标的实现，任何规则的遵守，既需要外在的约束，也需要内在的自觉。”（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生态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是一致的，它们分别通过人们的内在道德自律和外在的法律约束起作用，共同塑造了一种新型的生态社会。

“让生态文化在全社会扎根”。（注：同上书，第48页。）生态文明建设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人民群众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因此，只有积极发挥、充分挖掘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树民意、聚民心、集民智、汇民力，在全社会范围内塑造生态文化的价值观念，才能最终建成生态社会。习近平对宣传工作高度重视，“要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10页，外文出版社，2014。）生态文化建设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制度化、规范化、大众化、立体化的社会文化图景。

第一，加快培养全民生态文明意识。积极培育中国特色的生态文化，并将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世界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各种形式的主题宣传活动，强化生态文化、生态科学的普及，大力宣传环境污染的危害，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塑造生态文化良好的群众基础；积极发挥新闻媒体的引领作用，通过各种新式的新闻媒体作品，引领全社会的生态文化风尚；通过生态文化、生态科学、生态法律法规、生态文明建设先进典型进校园、进课堂、进社区，引导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和普通人民群众的生态观念；积极培育致力于生态文化的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他们的引领和宣传作用。第二，积极倡导绿色生活方式。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契机，积极倡导低碳出行、绿色出行的旅游文化，培育节俭为荣、浪费为耻的饮食文化，弘扬节能节水、高效低耗的家庭生活文化等。第三，鼓励人民群众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积极主动接受群众的监督。及时公布相关信息，扩大公开范围，保障群众的知情权；推进群众参与制度，让群众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之中，避免群众事前不知情、事后不冷静的社会事件；健全举报、听证、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机制，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综合性变革，要建设生态文明，必须依靠制度和法治。目前，我国环境保护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多都与体制不完善、机制不健全、监管不到位有关，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法治建设力度，从制度上杜绝生态破坏的根源。

健全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通过“立改废”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针对环境保护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制定节能评估审查、应对气候变化、湿地保护、维护生物多样性、核安全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并全面修订现有法律法规中与生态文明建设要求不一致的内容，这包括土地管理法、水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

健全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按照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与管理者分开和一件事由一个部门管理的原则，落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对水流、森林、山岭、滩涂等自然生态空间进行统一确权登记，使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人和国家自然资源管理者相互独立、相互配合、相互监督。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用途管制制度，明确各类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保护边界，实现能源、水资源、矿产资源按质量分级、梯级利用。严格节能评估审查、水资源论证和取水许可制度。坚持并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管控，加强土地用途转用许可管理。完善矿产资源规划制度，强化矿产开发准入管理。有序推进国家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人民日报》2015年5月6日。）同时，进一步健全市场体制，形成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的稀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

建立完善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要按照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将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并加大考核权重，切实做到重视GDP但不唯GDP。同时，针对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经济发展状况，实行差别化的考核办法。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截至2014年8月份，全国已有70多个县市取消GDP考核指标，民生、环境指标进入考核体系。对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增加农业和生态保护的绩效评价权重。对禁止开发的重点生态功能区，把自然文化资源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作为重点评价指标。

牢固树立生态红线观念。生态红线是国家在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等区域划定的严格管控边界，是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一旦突破了这个范围，国家和区域的生态安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受到威胁。习近平说道：“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10页，外文出版社，2014。）2015年4月，环保部印发《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技术指南》，对生态保护红线的概念、特征、管控要求、划定原则、划定技术流程、划定范围识别、划定方法、划定方案确定等作出了系统的说明和规定，为各地区组织开展本地生态红线划定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

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罔顾自然规律、片面追求政绩、违背科学发展要求、盲目决策并导致严重生态后果的领导干部，要追究责任，而且要终身追责。同时，要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和环境责任离任审计，使那些生态不合格干部的环境损害行为得到应有的惩治。习近平强调：“真抓就要这样抓，否则就会流于形式。不能把一个地方环境搞得一塌糊涂，然后拍拍屁股走人，官还照当，不负任何责任。”（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对监督不作为的相关部门，也要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监督失职责任。

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习近平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注：同上。）建立生态补偿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末端产业对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注：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第19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因此，这就要求我们科学界定在生态链条中的生态保护者和生态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以及这种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机制，如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共建园区等。

习近平指出，就像所有的认知一样，人们对生态问题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自然自发到自觉自为的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在认识的第一阶段，人们“只要金山银山，不管绿水青山”，只要经济，只重发展，忽视环境，无视长远，“吃了祖宗饭，断了子孙路”而不自知。在这一阶段，人们尚未形成生态意识、环境观念，而一味只知从自然索取，最终遭致自然的惩罚。在认识的第二阶段，由于受到了自然的严厉惩罚，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这时人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自己的小环境、小家园而不顾及他人，甚至以邻为壑，将自己的经济利益建立在对他人环境的损害上。但是由于人类所生存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这种做法最终也会伤害到破坏者自己。在第三个阶段，人们开始真正认识到生态问题无边界、无国界，认识到人类所生存的地球只有一个，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因此，环境保护也就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生态建设开始成为一种自觉的人类共同行为，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成为了全人类的事业。（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这三个阶段的提出，是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生态问题所得出的理论成果，为我们分析生态文明的具体实践及其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同时，习近平对第三阶段人类自觉自为的生态意识的呼吁，也体现了他高度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情怀，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应有作为。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为推动世界绿色发展、维护全球生态安全作出积极贡献”。（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研究广东天津福建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有关方案》，《人民日报》2015年2月25日。）在给“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中，习近平代表中国作出承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将继续承担应尽的国际义务，同世界各国深入开展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12页，外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