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知止思想

知止的真谛不只是禁制对欲望的追求，坏的欲望才要禁制，好的欲望则要鼓励。道家的思想在于禁制不当的欲望，儒有家的思想在于鼓励良善的欲望，两者都在开创，指引人生的明确方向。

知止的真谛不只是禁制对欲望的追求，坏的欲望才要禁制，好的欲望则要鼓励。道家的思想在于禁制不当的欲望，儒家的思想在于鼓励良善的欲望，两者都在开创，指引人生的明确方针。

儒、道是中华文化的两大主流，儒家的修养，表现在我们对理想的追求；道家的修养，在忘掉自身的优越成就。儒家是把自然凝聚成人文，道家是把人文解脱，回归自然。儒家的价值在付出，道家的价值在反省；儒家求善，道家求真。然而，儒家与道家都是在追求人生的完美，只是面向不同而已。

一般人谈到知止，总先想到老子说的：“知止，所以不殆。”（《老子》第三十二章），以及“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第四十四章）。其实，《大学》开宗明义第一章也有“止于至善”的话。诚如上文所述，儒家的修养，旨在强调对理想的追求，所以以至善为目标，好还要更好，以追求最好为终极目的；而道家的修养，是要戒得、戒满，要返璞归真。在人生的修养上，一是加法，一是减法。

知止的真谛，不只是在于禁制对欲望的追求。欲望有好、有坏，坏的欲望才要禁制，好的欲望则要鼓励。道家的思想在于禁制不当的欲望，儒家的思想在于鼓励良善的欲望，兄弟爬山，各自努力，都是为了爬到山顶、观赏山上的美景，儒、道的思想都在开创、指引人生的明确的方向。

《大学》开宗明义第一章：“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又：“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一书，原是《礼记》第四十二篇，宋儒朱熹从《礼记》中取出以配《中庸》、《论语》、《孟子》，并称为四子书，后简称为四书。《大学》之名义，乃指博大之学问，学成之后，可以治国、平天下。《大学》之作者，朱熹认为经一章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记述之，传十章是曾子的意思，而他的弟子们记述的。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谓之三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谓之八目。明明德，谓把天生灵明的德性阐明出来。亲民，程子（程颐，伊川先生）释亲者，新也，使人民日新又新；王阳明释亲民为亲近民众、亲爱民众。儒家思想的生命理想，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天下。

至真、至善、至美，是人生的最高理想，许慎《说文解字》：“善，吉也，与义、美同意。”善就是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走好路，善就是义。如何止于至善？分定、静、安、虑、得五个层次。“知止而后有定……”知道应该得到的境界，才能够使自己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使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有所收获。

传三章：“诗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又：“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前两句引《诗经》的话，止字，指棲止。“于缉熙敬止”，形容周文王不断发挥他的光明，而处于至善的境地。“为人君……”止指人君、人子、人父、与国人交，应有的修养。

《大学》中的止字，不是停止、终止，也不是阻止、禁止，而是居止、莅止（到达）。“止于至善”，指人生的修养，要以至善为最高境界。好是没有极限的，我们只能努力求好、做好，“坚持做对的事，坚持把对的事做更好。”

《中庸》第二章：“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何谓中庸？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原是《礼记》的第三十一篇，宋二程子加以表章，朱熹取以配《大学》、《论语》、《孟子》，号为四书。《中庸》之作者，子程子曰：“此篇乃孔门传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笔之于书！以授孟子。”

《中庸》第一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第四章：“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又：“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第二十章：“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又：“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

第二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第三十一章：“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足以有临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发强刚毅，足以有执也，齐庄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溥博渊泉，而时出之。”

第三十二章：“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

《中庸》一书，不在告诫人要知止、知足，而在于人要执守中道，不偏不倚，不要过与不及。其次，“君子无入而不自得”，做人求其心安而已，不贪不求，自然是俯仰自得。“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君子以平常心看待人生的得失祸福，小人则铤而走险，甘冒不韪，“君子求一万，小人求万一。”君子凡事早有准备，不做没有准备的事；小人则一日多变，急于求成。君子不求天、不求人，一切靠自己的努力，本着勤以补拙的精神，“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中庸》一书，可谓尽性之书，由尽己之性，进而尽人之性，终而尽物之性。西方文化的价值在于尽物之性，东方文化的价值在于尽人之性、尽己之性。西方文化的高度发展，结果却使世变日亟，人性湮灭，甚至对全体人类产生极大的危机；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方文化，则是“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参”。

孔子的知止思想，分别见其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孔子的知止思想见诸修身者，如何修身呢？首先要懂得反省，一个能反省的人，才会是一个进步的人。《论语·公冶长》：“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一般人做错了事，常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事，即便知道自己做错了事，也要加以辩解、掩饰，而没有勇气改过，所以，孔子一再强调“过则勿惮改”、（《子罕》）“过而不改，是谓过矣”（《卫灵公》）。

其次，“见贤思齐“（《里仁》），“就有道而正焉”（《学而》）。德行的修养，要在人际关系中才能彰显其意义；德行的增长，是要不断学习观摩，相互切磋。孔子自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公冶长》）孔子是个很好学的人，不只在学问上的追求是如此，在德行的修养上也是如此，看见别人有长处，便虚心请教。（《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

其次，在人格的修养上，必须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就是凡事不要随意臆测，不要一意孤行，不要顽固执着，不要偏私己心。

《论语·卫灵公》：“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君子立身处世，就是要能做到“言忠信，行笃敬”，要谨言慎行，所以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又说：“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宪问》）而在行事上，“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当然，谦虚的态度，是修身必备的条件。《论语·泰伯》：“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

孔子人生理想的目标，最高是圣人，其次是仁者，其次是君子。圣人的标准是要能做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孔子与弟子言志，谈到自己的人生理想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正是圣人的写照。

我们一般人做不到圣人，能做到仁者也不错。《论语》一书，孔子讲到“仁”字的有五十七章，“仁”字出现一百零五次，可见孔子对仁德的重视。

什么叫仁？《中庸·哀公问政》：“子曰：仁者，人也。”仁是人德的总称，仁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是人具有仁爱之心。孔子对于仁的解释很多，其中以《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最为简要圆满。孔子在《雍也》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孔子讲“爱人”的道理，是由自己推及于别人。人性都不免有偏私，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的人而能爱别人。

“己立立人，已达达人。”这是仁德的积极表现，在消极方面，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人能够设身处地，多为别人着想，一定是个仁者，一定不会和别人发生纷争。

孔子的人生理想，除了圣人、仁者之外，也谈到君子。《论语》一书讲君子的，有八十多则。所谓君子，是指才德兼备的人。（《礼记·曲礼》：“博闻强识而让，敦善行而不殆，谓之君子。”）孔子曾说：君子有三戒、三畏、九思（《季氏》）。君子谨言慎行，《学而》：“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为政》：“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宪问》：“子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可见君子的为人，是十分谨慎小心，不断进德修业，所以，君子之道三；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

君子与仁者，可以说是同义词。《里仁》：“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所以为君子，是因为君子没有一刻离开仁，就是在仓促之间，或是流离之时，也都是行仁的，所以，君子也就是仁者。同时，君子也是智者，因为君子非常好学。《雍也》：“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君子为人，以义为比，（《里仁》）坦坦荡荡，内省不疾，不忧不惧，所以君子也是勇者。（《颜渊》）

家是休息站，家也是避风港。家和万事兴，有安定的家庭，才有兴隆的事业。孔子的止学见诸齐家者，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与生俱来的亲情，有些父母过分溺爱子女，结果爱之适则害之，孔子主张父母对待子女“爱之能勿劳乎”《宪问》。适当的劳动、劳苦，对子女的人格成长是有益的，因为人生的历程，不会都是坦途，没有吃苦经验的人，遇到困难挫折的时候，就会一蹶不振，而不能愈挫愈勇。

孔子论孝的地方很多：

《学而》：“子曰：弟子入者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为政》：“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又：“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为政》：“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大学》释齐家治国章，引《诗经·小雅蓼萧》：“宜兄宜弟”。且曰：“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中庸》第十五章引《诗经·小雅常棣》：“妻子好合，如鼓琴瑟；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乐尔妻孥。”都是强调夫妻和善乐、兄弟友好的道理。

孔子的知止思想见诸治国、平天下者，首先，孔子论施政的原则是法先王。《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和周公一样，辅佐朝政，他曾感叹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述而》）。

其次，孔子主张正名分。《子路》：“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又《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再者，施政的原则，要能以德服人。《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最后，宽厚爱民也是施政的原则之一。孔子不轻易以仁许人，但是对功在国家的管仲，则称赞说：“如其仁，如其仁”（《宪问》）。另外，“宽则得众”（《阳货》）也是适用于施政的道理。为政之道，首在得民心，执政者有一颗宽厚的心，才能用贤、得众。

孔子论施政的内涵，见《中庸》第二十章，孔子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就治国的具体作为，首先，执政者不可急功近利，而要有远大的眼光。《子路》：“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什么是治理国家的大事呢？《颜渊》：“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孔子反对战争，但为了国家安全，也不能不训练军队。《子路》：“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但是不可以让没有受过训练的人去作战，因为“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子路》）。为政在人，举用贤人与否，是施政成败的关键，为政者如果能够举用正直的贤才，则人民自然心悦诚服。《为政》：“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孔子对于治国的理念，是主张“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另外，“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大学》）。大学仁君为政，藏富于民，不与民争利。《大学》：“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

孔子论施政的方法，主张以德服人。季康子是鲁国的权臣，《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大学》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又：“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可见在位者对人民的影响很大。理想的领导风格，就是要以身作则。《子路》：“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又：“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最伟大的儒家学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的学术思想，不外内圣外王之道，而其知止思想，则可以从消极方面和积极方面二者加以探讨。孟子的思想，以性善论为核心，所以他的人格特质，是乐观、通达、热情、自信。《孟子·告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矣！”又《公孙丑》：“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善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因为强调人性本善，所以“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那么，为什么不是人皆为尧舜呢？孟子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意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告子》），因此，孟子主张存养善端，扩充善端。《告子》：“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认为人虽有善性，可是如果不加以存养，是很容易泯没丧失的。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抗拒诱惑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接近它。

一个人立身处世，最为重要的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西子蒙不洁，则人皆掩鼻而过之；虽有恶人，斋戒沐浴，则可以祀上帝”。（《离娄》）西施虽然是天下闻名的美女，如果身上有恶臭污秽之物，别人皆掩鼻而过；相反的，一个犯错的人，如能改过自新，上天也会接纳。孟子论人生理想，首先是要立志。《尽心》：“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孟子一生的职志，是有鉴于世衰道微，异端并起，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诸侯之间，则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离娄》）“杨朱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滕文公》）孟子的人生理想，是要“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是要捍卫儒家的思想，而且抱救世之志。

孟子游事梁惠王、齐宣王等，为了力劝诸侯国君推行仁政，苦口婆心，循循善诱，梁惠王好园囿，齐宣王好乐、好勇、好货、好色，孟子都一一勉以“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与民同之，于王何有？”（《梁惠王》），以建立君王推行仁政的信心。

在个人修养方面，孟子对天命的看法，是积极而乐观的。《孟子》一书，多处提到“命”、“天命”，如《公孙丑》引《诗经·大雅文王》：“天命靡常。”《尽心》：“莫非命也。”又：“得之有命”等皆是。何谓命？《万章》：“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所谓命，依孟子的意思，是指非人力所能控制的事，即“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孟子说：“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离娄》）人生有许多的无解，只能逆来顺受。不过孟子主张知命而不认命，要自求多福，要尽心。《尽心》：“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人总会老，老总会死，要死得其时，死得其所。

人生的得失祸福，常受命运的摆布，可是有些灾难却可以事先防范。《公孙丑》：“诗云：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牗户，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引《诗经·豳风鸱鸮》，以鸟修补破巢为喻，鸱鴞尚且知道趁着天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而人却不如鸟吗？《告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并不是在忧患的环境下就能生存，在安乐的环境下就会灭亡。孟子是提醒我们，在安乐的环境下，容易使人懈怠、骄傲、粗心大意，忘记危险，一有祸害降临的时候，则仓皇失措，束手无策，当然容易趋于灭亡。反之，忧患的环境，容易使人提高警觉，心存戒惕，临危不乱，在谨慎周全的处置下，平安地渡过难关。所以，孟子说：“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入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告子》）又《尽心》：“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宋欧阳修〈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也说：“忧劳足以兴国，逸豫足以亡身。”

不过，在忧患的环境下，如果没有忧患意识是则容易灭亡；在安乐的环境下，有了忧患意识，一样能够生存，而且更能够发展。问题不在环境的忧患或是安乐，而是是否具有忧患意识。

《告子》：“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生不是要什么就能有什么，真实的人生，往往是要什么而没有什么，事与愿违。人生的可贵，就是在要什么而没有什么的情况之下，借由人的努力，而使理想逐一实现。

孟子相信有命，但是主张“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强调“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尽心》引《尚书·太甲》：“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孟子告诫我们：“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又说：“国家闲暇，及是时般乐怠敖，是自求祸也。”而对人生的苦难，人生的挑战，我们不能没有忧患意识。忧患，是激励人生的试金石，没有汹涌的波涛，如何激起美丽的浪花？没有忧患的冲击，人生如何显得多彩多姿？愈能承担忧患的人，愈能成为大时代的主人。

在外王方面，孟子的政治思想，主张王道、仁政。《孟子·梁惠王》第一章：“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厌。’”因此，孟子的结论是：“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梁惠王》又说：“王（梁惠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又：“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孟子的政治思想，除了主张仁政之外，所谓“言必称尧舜”，意指法先王。《孟子·离娄》：“离娄之明，公孙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又：“规矩，方员（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公孙丑》）国力的大小，不在于土地的大小、人口的多寡，以及武器的强弱，最重要的是人心的向背，和施政者的用心。

领导统驭是管理学最重要的课题。美国学者彼得·克拉克《管理的实践》一书说：“一家企业没有良好的绩效，应该替换的不是工人，而是总裁。”治理国家一如管理企业，《孟子·梁惠王》：“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很技巧地对齐宣王强调，国君必须对治理国家的成败担负完全的责任。

人君治国，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以身作则，要有自省的能力。孟子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离娄》又：“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梁惠王》又：“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离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又：“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兴废存亡者亦然。”

“仁者如射。”（《公孙丑》）“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已，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离娄》）这是孟子强调国君要有自省的能力，所以梁惠王抱怨自己对国人已很用心、尽心，“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梁惠王》）可是梁国人民没有增加，邻国人民没有减少，孟子就以“五十步笑百步”为喻，告诉梁惠王要从根本上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着手，让老百姓养生送死无憾。“养生送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贵为人君，要有“乐以天下，忧以天下”（《梁惠王》）的胸襟和抱负，要能与人民同好恶，所谓“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离娄》可见为政之道，贵在得民心，所以，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公孙丑》）。

人才是治国的根本。《孟子·梁惠王》：“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用人唯才，尊重专业，“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公孙丑》）贤明的国君要能“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使人民安居乐业。有人劳心，有人劳力，国君用人，必须博采众言，不可独断，而且要常常自我反省。“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可见孟子非常尊重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