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文化建设中若干关系问题的辩证方法

处理文化建设中若干关系问题的辩证方法

习近平同志强调，“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在文化建设上，正确的方法论，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即从实际出发，按照唯物辩证法原理把握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大课题，正确处理文化建设所面对的各种重大关系。1992年，在《摆脱贫困》一书的跋中，习近平就表示，“我是崇尚行动的。实践高于认识的地方在于它是行动。”（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21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正是在闽东工作时，面对贫困地区办教育问题，他强调，“不是议论要不要办好教育，而是要动手解决怎样办好教育的问题”（注：同上书，第174页。）。根据闽东客观需要和条件，他提出了具体的思路，不仅对于改变闽东的教育，而且对该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看到，习近平同志一直强调“干在实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强调文化工作“虚功必须做实”。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真谛。因为，马克思强调，“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2页，人民出版社，1995。）。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来说，辩证法或者辩证思维，就是改造世界的武器，其要义不在于认识，而在于行之有效的行动。那么，如何“虚功必须做实”呢？就是在改革发展中，辩证地处理文化建设面临的各种具体关系。

一　通过改革推动文化大繁荣

习近平同志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与时俱进的事业，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因此，必须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深化我国的文化事业和产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繁荣。习近平同志一贯强调，精神文明代表着与历史和现实中长期存在着的精神愚昧相决裂的过程，这决定它是一个长期的、“滴水穿石”的过程。（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56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这是因为，扶正去邪、去伪存真、惩恶扬善、褒美贬丑的任务从来都是十分艰巨的，不能指望一蹴而就。所以，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道德教育，如同积跬步而至千里、积小流而成江河，必须日积月累才能有收获。另一方面，随着精神文明的纵深推移，也必将激化各种矛盾，遇到新的阻力。特别是当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极为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使我国面临一系列突出矛盾和挑战，使改革开放直接面对不少困难和问题。在文化建设方面，无论是具体的教育问题，还是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与其他社会问题类似的文化发展上的城乡和地区差异等结构问题，都开始突出。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简言之，“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这种辩证思维亦是推动文化建设的法宝。

二　通过体制机制建设来保障文化建设

习近平同志历来强调体制机制的意义，在文化问题上亦是如此。他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靠思想教育、实践养成，而且要用体制机制来保障。从宏观方面，习近平同志指出，一要发挥政策导向作用，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政策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二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定，用法律来推动核心价值观建设；三要各种社会管理主动承担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责任，注重在日常管理中体现价值导向，使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得到鼓励、违背核心价值观的行为受到制约。这就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政策导向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法治的力量以及主体（政府、社会和个人）能动性通过体制机制结合起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从微观方面来讲，习近平同志也关注包括互联网传播问题，留下不少具体的指示。总的说来，他强调，面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和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不仅要加强政策引导，而且要健全基础管理、内容管理、行业管理以及网络违法和犯罪的打击等各方面工作联动的机制，加快形成法律规范、行业自律、社会教育等多方面的管理体系。简言之，通过体制机制建设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使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

三　必须把精神文明融入改革开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

习近平同志文化建设虚功实做的辩证思维，一个十分重要的体现是，他从来不是独立地看待精神文明问题和文化建设的，从而总是将之置于改革开放各个方面和整个过程来把握的。他强调，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积极成果的总和，标志着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必然渗透在物质文明建设中，体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文化建设不仅不能脱离这些方面，而且正是要渗透和融入这些方面。只有这样，才能产生较大的成效。例如，在谈到生态文明建设时，他强调，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着力树立生态观念、完善生态制度、维护生态安全、优化生态环境，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我们衡量生态文化是否在全社会扎根，就是要看这种行为准则和价值理念是否自觉体现在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4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四　文化建设必须融入生活

精神文明和文化，总是通过具体的载体来发挥作用的，也总是通过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整体生活品质表现的。习近平同志深知这一辩证结构。所以，我们看到，无论在地方还是中央，习近平同志始终强调，文化建设必须融入生活，“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在宏观上，他主张，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思想道德建设一定要通过看得见、摸得着的方式，创造实实在在的载体，寓教于乐，入耳入脑，深入人心，潜移默化。他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通过积极探索和创造更多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有效载体，把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富有实效。在微观上，他也突出强调，大力培育和弘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要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他具体地谈到，“礼仪是宣示价值观、教化人民的有效方式，要有计划地建立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如升国旗仪式、成人仪式、入党入团入队仪式等，利用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等契机，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一些重大礼仪活动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以发挥其社会教化作用”（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8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例如，在他的推动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公祭日成为国家公祭日，他亲自参加了2014年的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并发表重要讲话。这对于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对于激励国人和世界人民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都具有巨大的作用。

五　抓与不抓大不相同

在虚功必须实做的辩证思维中，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了各级政府和领导同志的责任和作为问题。在浙江工作期间，针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和矛盾比较突出的现状，他认为抓与不抓将是大不一样的。在理论上，他指出，事物的发展都如逆水行舟，不去推它，它就会倒退；任何一项工作，都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不抓机遇，抓不住机遇，剩下的就只有挑战了；任何一个阵地，我们不去占领，敌对势力、错误思潮和一些负面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在实践上，他推动该省广泛开展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整治文化市场、整治社会风气”为主题的“双建设、双整治”活动，取得了明显成效。

六　必须正确分析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和现实

20世纪80年代末，在闽东工作时，习近平同志认为，通过多年的精神文明建设，从整体上说，闽东取得了很大成绩，例如社会风气有了好转，社会主义教育较为普及深入，但也存在着明确的问题，例如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又沉渣泛起，农村思想政治工作还相当薄弱，集体主义观念有所淡化，还有相当多的文盲、科盲、法盲，迷信思想也在阻碍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和提高等等。因此，他提醒广大党员干部，我们所面临的现实还是很严峻的，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强调，在充分认识成绩和问题的基础上，必须发扬成绩，纠正失误；调动积极因素，转化消极因素。这正是其认识和实践之一贯辩证特征的体现。我们看到，他反复强调，必须坚持改革创新精神和胆略，化挑战为机遇，转潜力为实力，变困境为佳境，由被动“倒逼”转向主动选择，从“适应性”改革向“预见性”改革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提升。

七　文化建设要坚持创新与继承相统一

在创新与继承关系上，习近平同志一贯强调必须坚持两者的统一，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求新、求变、求精，大力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例如，在浙江工作期间，他强调悠久深厚、意韵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在浙江现代化道路和建设文化大省过程中，必须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一步弘扬和发展浙江精神，不断挖掘其历史积淀和丰富其现实内涵，实现浙江精神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增强社会发展的软实力。正是基于这种辩证认识，他强调，中华文化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最深厚的源泉，是我们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既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实现创性转化，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和弘扬时代精神的辩证统一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

八　正确处理精神文明建设中“破”与“立”的关系

习近平同志认为，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立”与“破”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立”就是必须进行正面教育和宣传，“破”即批判和揭露假、恶、丑，“立”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不过，封建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就需要“破”的力度，即运用法制、行政的手段，持久、深入地开展与各种假、恶、丑斗争，弘扬社会正气。宣传工作上也是如此，正面宣传是主要的，但决不能放弃舆论斗争。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的问题上，决不能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而要敢于亮剑，对错误观点和思潮进行有力批驳。

九　正确处理文化各个层次、不同组成部分及其不同面向之间的关系

以教育为例。教育是文化建设的基础性方面之一，习近平同志关于教育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的方面留下了不少辩证的思考，这对于我们的具体工作也有极大的启示作用。例如，谈到地方发展教育的时候，他强调要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把数量发展和教育结构的调整结合起来，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注：习近平：《摆脱贫困》，第148—15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再如，在谈到素质教育的时候，他强调，不仅要注重科学知识的教授，而且更应重视人文精神的培养。只有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机交融，才能使一个人真正树立科学精神，“活化”所学知识，正确认识世界，能动改造世界。因此，加强素质教育，不仅使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而且使学生的人格、个性也得到和谐发展；不仅要开发学生的智力，而且要培养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不仅要“授之以鱼”、教授学生“学会”，而且要“授之以渔”、教授学生“会学”；不仅要教学生学习文化知识，而且还要教学生懂得立身做人的基本道理，使学生心智健全、人格完善、体格健康，得到全面发展和整体发展（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6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更值一提的是，不只是在一般教育，而且在党员教育问题上，习近平同志也有很深的辩证思考。例如，在2005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针对“无用论”和“速胜论”两种不良论调，习近平同志提出保持党的先进性要把抓经常性教育和开展适当的集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先进性教育重在“强身健体”等对于党员教育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问题。“无用论”认为，党内教育没少搞，但问题仍然存在，因此这次教育也不会起很大的作用；“速胜论”则期望“毕其功于一役”，通过一次运动解决所有存在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强调，这两种论调都违背唯物辩证法精神，都可能导致“走过场”的结果。在他看来，如同为了保持人的身体健康要抓保健一样，既要经常检查身体及时发现病症，又要针对病症进行及时治疗，党的健康发展，也是既需要经常性教育又需要集中教育。换句话说，保持党的先进性也要与时俱进，常学常新。因为党的先进性是历史的、具体的，先进性建设既有紧迫性，又具长期性。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也不等于将来先进。无论是开展经常性还是集中性的党内教育，目的都是一个，就是为了“强身健体”，解决问题，有效清除我们思想上的“病菌”和工作中的“疾患”（注：同上书，第128页。）。从这个例子也可看出，习近平同志十分善于运用辩证思维，在各种领域和不同时刻，都能够基于辩证思维找准问题的关键，提出切实有效的工作思路，而这一点源自于他对社会生活（这个例子中人的健康问题与党的历史发展问题）客观矛盾和运动规律的深入把握。

十　重在身体力行

最后，需要突出强调的是，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在具体的工作中，他强调“理想责任价值也要重在实践”（注：习近平：《之江新语》，第15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他认为，理想责任价值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理想责任价值从来不是靠空谈，而是来自于实践，体现于实践，实现于实践。从这一角度来说，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就体现在：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做到不迷失方向，不走错路、弯路，贯彻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各种具体的工作中实践中奋发有为，真抓实干，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习近平强调，要更加重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推动全社会形成价值共识。要在传播中让群众知晓，在教育中让群众领会，在参与中让群众体悟，在实践中形成价值共识，使理论转化为思路，转化为信念，转化为全体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要更加重视顽症陋习的整治，推动市民在道德实践中规范公共行为。要制定具体的、可操作的配套措施，使广大群众自觉摒弃有碍观瞻、有损形象、有悖科学、有害健康的陋习，夯实精神文明创建的基础工作。他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在文化建设中虚功必须实做的辩证思维：紧扣现实问题和难题，通过改革开放，建立健全体制机制，通过广大群众的参与，在实践与行动中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