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从康熙皇帝即位后开始，避讳制度突然间变得无比严格起来。当时的避讳用字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康熙皇帝的名字，一是涉及到“虏”、“胡”、“戎”、“蛮”、“夷狄”等汉人称呼少数民族的蔑称，全部在避讳之列。朝廷规定：用“元”字来代替“玄”字，用“煜”字代替“烨”字。“烨”字还好，不怎么常用，“玄”字就有点可怜了。当时无论写字还是刻书，都要严格地执行用“元”字代替“玄”字的规定，如《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句话，便要改为“元之又元，众妙之门”。朝廷修书或大臣奏本的时候，金朝时的“金贼”，一定得改成“金人”，辽朝时的“虏将”，要改为“辽将”，宋朝时的“胡虏之地”，也只能写作“异地”。
到了雍乾年间，避讳就更加严了。为避雍正名字胤祯，雍正兄弟名字中的“胤”字，一律改为“允”字。著名诗人王士祯，死后十年，还被改名为王士正，后又钦命再改为王士桢。就连明朝崇祯皇帝，也被改为了“崇正皇帝”。北宋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不能幸免，只好叫赵匡允了。天下的地名，只要涉及到讳字的，也要一律改动。
乾隆皇帝比起他的父亲来，又更甚一步了，简直就是一个避讳狂。不仅要避讳自己的名字弘历，也要避讳父亲、祖父的名字，儿子的名字还得避讳，几乎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了，就连死了上千年的历史上的皇帝名字还要避讳，实在是没事找事啊。
乾隆四十四年，王锡候篡改《康熙字典》为《字贯》案，本人被判斩立决，子孙七人被判监斩候，妻子媳妇都被赐给功臣为家奴。同年，冯王孙着《五经简咏》不避庙讳案，乾隆皇帝钦命照大逆凌迟处死，乾隆四十五年，小商人刘莪印刷《圣讳实录》贩卖给应试的童生，借以谋生，不小心把“庙讳”及“御名”“全体写刊”，被斩首。同年，年老多病的生员吴英，写了一通《上陈时务策》，迭用“弘”字未避，被照大逆罪凌迟处死。除了上面这些，还有乾隆二十二年彭家屏《大彭统记》案，乾隆三十二年齐周华诗文案，乾隆四十四年石卓槐《芥圃诗抄》案，等等，本人都被朝廷砍了脑袋，当然亲属也都受到株连。
这些犯人大多是潦倒书生、小商小贩、市井贫民，根犯上作乱连边都不沾，而乾隆皇帝却肆意夸大了事情的严重性，严惩不贷，让当时的百姓处于恐慌当中，来维系至高无上的皇权。
乾隆朝严酷的文化政策，极大的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清朝从康熙帝到乾隆帝，三代统治者统治长达一百三十八年，执行严酷的避讳制度，给中国文化史造成了一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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