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格类·词可兴观群怨的宋词艺术技巧|风格|特点|特征

风格类·词可兴观群怨的宋词艺术技巧|风格|特点|特征

【依据】词莫要于有关系，张元干仲宗因胡邦衡谪新州，作贺新郎送之，坐是除名，然身虽黜而义不可没也。张孝祥安国于建康留守席上，赋六州歌头，致感重臣罢席。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刘熙载 《词概》)

【词例】

六州歌头

张孝祥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征尘暗，霜风劲，悄边声。黯销凝。追想当年事，殆天数，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隔水毡乡，落日牛羊下，区脱纵横。看名王宵猎，骑火一川明。笳鼓悲鸣，遣人惊。看腰间箭，匣中剑，空埃蠹，竟何成! 时易失，心徒壮，岁将零，渺神京。干羽方怀远，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若为情?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愤气填膺，有泪如倾!

【解析】我国的古典诗歌历来是重视诗教的，“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早在《论语·阳货》 中就记载了孔子这一影响深远的主张。而词呢，却一度被人目为酒宴歌席上“析酲解愠”、“聊佐清欢”的小伎末道，“小词”似乎是注定不能象正统的诗文那样跻身于“大雅之堂”的。那么何以刘熙载在论及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 及张孝祥的 《六州歌头》 时会作出如此不同寻常的评价呢——“然则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浩然的爱国正气，曾孕育和造就出了许多“铁骨铮铮”的人物，即使在投降派专权的南宋小朝廷上，也不乏张元干、张孝祥这样的 “硬骨头”。绍兴八年 (1138)，宋金和议即将签订之前，抗金名臣胡铨冒死上书，反对投降，结果他立即遭到了被押送新州 (今广东新兴)、又远送海南岛的惩处。当时一般士大夫慑于奸相秦桧的炙人淫威，对此事保持缄默，“畏罪箝舌，莫敢与立谈”。但不怕死的硬汉却还是有的。年已七旬的王庭珪就作诗两首，送胡铨南行，诗中有云：“痴儿不了官中事，男子要为天下奇。当日奸谀皆胆落，平生忠义只心知”。秦桧闻后大怒，“坐以谤讪”，将王流放夜郎 (见岳珂 《桯史》 卷十二)。秦氏以为这样一来，天下再无人敢“出头”。谁知胡铨行经福建时，张元干又 “跳”出来作 《贺新郎》词，以壮其新州之行。“不平则鸣”——王庭珪和张元干就一以诗鸣，一以词鸣，同是大灭投降派气焰、大长抗战派志气的快事。张元干 《贺新郎》 词的锋芒所指，则不仅指向了秦桧等一批奸臣贼子，甚至更为大胆地指向了宋高宗本人，词中 “天意从来高难问”即隐指皇帝赵构的投降心思。看来词之兴观群怨，的确不亚于诗呢。张孝祥于建康留守席上所赋的 《六州歌头》，作于抗金将领、建康留守张浚 “隆兴北伐”失败以后不久。其时投降派的势力又趁机抬头，苟安江南的小朝廷已经“静烽燧，且休兵。冠盖使，纷驰骛”地派员与金国“媾和”了。而遥想沦陷区里的中原父老，此时却正在翘首南盼宋朝皇帝的车驾(“翠葆霓旌”) ，㤉其迟迟不来呢! 所以词人不由 “看腰间箭， 匣中剑”而怃然长叹， 愤慨填膺了。南宋诗人陆游诗云：“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 (《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范成大诗云：“州桥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驾回。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州桥》) ;南宋出使金国的士大夫楼钥记载中原百姓 “戴白之老 (见宋使后) 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曰： 此宣和官员也” (《北行日录》 卷上)，另一位宋使韩元吉记载道：“故自渡淮，虽驻车乞浆，下马盥手，遇小儿妇女，率以言挑之，又使亲故之从行者反复私焉，然后知中原之人怨敌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举也” (《书 〈朔行日记〉 后》) 。这些广泛存在于爱国诗文中的悲愤感情，这种属于整于社会、整个时代的苦闷心理，在张孝祥这首句短节促的 《六州歌头》 词中，可说是得到了最为淋漓痛快的表达和宣泄! 难怪当时的 “重臣”张浚聆听之后要感慨万端，为之罢席了。同样是抒发愤慨悲凉的爱国之情，较之我们前面提及的那些诗、文，张孝祥此词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悲慨过之呢。所以说，象张元干、张孝祥所作的这些有较高思想深度的词，就应该作为如同诗文一样的严肃的文学创作来看待，就不该仅仅被视作消闲遣兴的工具了。

前人论词，向来是十分重视词的 “品格”问题的，认为词中有“人”，词中有“品”，“词品”和词作者的 “人品”紧密相连。基于这样的认知，刘熙载瞧不大起周邦彦词：“余谓论词莫先于 ‘品’;美成词信富艳精工，只是当不得个 ‘贞’ 字，是以士大夫不肯学之”(《艺概》卷四)。相比周邦彦等，在刘熙载看来，则张元干、张孝祥的词，词中有高风亮节之人，故而就称得上是有“兴观群怨”崇高品格的词、可以同承担教化作用的诗相提并论的词。不可否认，词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诗庄词媚”、“诗刚词柔”、“诗雅词俗”等与诗不同的差异性特质。但是，随着苏轼等词人的出现，词的题材和风格开始有了拓展和变化;而到了辛派爱国词人登上词坛及典雅词风风靡一时之后，词与诗之间的界限(非指格律上的差别) 就逐渐趋于打破，词的地位也日见抬高了。而象张元干的 《贺新郎》、张孝祥的 《六州歌头》一类高品位、高质量的词作，则确和诗一样，起到了 “兴观群怨”的教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