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书院和理学的传播

作者:张磊 来源:原创

元代的“汉化”方针在元初已初步形成,“尊孔崇儒”是“汉化”的基本内容。不过在元初,由于当时南北“声教不通”,宋代理学还未传到北方,北方仍是“句读”之学。在入主中原、进兵南宋之后,理学才逐步北传。“尊孔崇儒”发展为“尊崇理学”,这一变化与书院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

元代首创的太极书院,既是北方创办书院之始,又是理学在北方传播的第一个基地。

郝经在《太极书院记》中说:“乃于燕都筑室,贮江淮书,立周子(敦颐),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

《宋史·赵复传》也称:“复以所记程朱所著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姚枢)”,“由是许衡、郝经、刘因,皆得其书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复始”。

许衡是赵复百余名门徒中的佼佼者。当他从赵复处得理学义旨后,曾对弟子说:“昔所授受,殊孟浪也。今始闻进学之序。若必欲相从,当悉弃前日所学章句之习,从事于小学洒扫应对,以为进德之基,不然当求他师。”于是众弟子“遂悉取向来简帙焚之,使无大小,皆自小学入。”“自得伊洛之学,冰释理顺,美如刍豢,尝谓终夜以思,不知手之舞,足之蹈。”在他的努力下,程朱理学被定为科场试士的程式,列为教育官定内容。

赵复的弟子门徒除许衡外,还有姚枢、郝经、窦默、刘因、梁枢、赵彧〔yu玉〕等。这些人都对元代书院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有的本人创办书院,有的由他们的弟子创办书院,而且均以程朱理学为讲学宗旨和内容。如:刘因,保定容城(今河北徐水)人。入元终身不仕,一生隐迹乡野,创建静修书院授徒讲学达25年之久。他极力推崇理学大师,“邵(雍)至大也,周(敦颐)至精也,程(二程)至正也,朱子,极其大,尽其精,而贯之以正也。”据说他教学中,“师道尊严,弟子造其门者,随材器教之,皆有成就”。

南方诸儒,创建书院,传播程朱理学之风更盛。如:金华王柏,得朱子三传之学。讲学于上蔡书院;许谦,居东阳八华山,学者从之甚众,江浙中书省为请于朝,建四贤书院;徽州胡炳文,于朱熹所著“四书”,用力极深,东南学者深慕其学,愿从之游者众,建明经书院并任山长;黄泽,居九江,以明经学道为志,义理一宗程朱,授江州景星书院山长,又为东湖书院山长,从学者益众;同恕,入元不仕,陕西行台侍御史赵世炎,请即奉元置鲁斋书院,先后从学者殆千余人;周仁荣,受性理之旨,工为文章,授美化书院山长。

对元代书院和传播程朱理学影响甚大的还有程端礼。程端礼先后任稼轩书院和江东书院山长。程端礼从学于史蒙卿,传朱熹“明体达用”之学,学者及门人甚众。他所著《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遵循朱熹“读书穷理”,“达于日用”的治学精神和方法,成为元代书院和各级官学通用的教学指导纲要。他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更进一步集中阐发了程朱的为学之道和治学之方,逐条阐述了朱熹的读书法,概括为: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六条,号称“朱子读书法”。他自称:“惟精庐(即书院)初建,端礼荒陋匪材,夫岂其任。承乏之初,敢以朱子读书法,首与同志讲之,期相与确守焉,以求共学之意,使他日义精仁熟,贤材辈出,则朱子之训不为虚语,精庐不为虚设,顾不美欤!”

元代书院绝大部分是以传授程朱理学为宗旨的。但元代的程朱理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书院的讲学,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和会朱陆”的倾向和特色。

主讲于太极书院的赵复,是传朱学于北方的第一位学者。然而,在他的学术教育思想中,已兼陆学的因素。人称赵复“乐易而耿介”,易即简易、直截。他主张“博溺心,末丧本”,教人“自修读《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在博约和本末关系上,不同于朱熹的泛观博览、支离琐碎,而溶入直求本心之意,近似陆学的简易工夫。从学于赵复的许衡,被誉为“朱子之后第一人”,也被视为是谨守朱学的。事实上,他也并未严守朱学门槛,而是同意了天理赋予人心的命题,强调了尽心知性,知之其方可行之力。与许衡并称“二许”的许谦也非“株守一家”,杂入了陆学的心本论。他甚至认为求之心外,天下事物不可能穷尽,“执词泛求”等于弃本逐末,“非尊德性,则不能道问学”。几乎否定了程朱的“格物致知”,“读书穷理”的重要命题。

吴澄是元代理学在南方的主要代表人物,与北方的许衡齐名,有“南吴北许”之称。吴澄从学于饶鲁的门人程若庸。而饶鲁本是朱熹高足黄榦的弟子,但他不株守朱学门户,“晚年多不同于朱子”。程若庸主讲临汝书院20余年,虽以朱熹学说教人,但“不尽合朱子之意”。吴澄在偏离朱学,“和会朱陆”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至有“宗陆背朱”之嫌。吴澄认为,所谓朱陆之争,实际上是朱陆的庸劣门徒们制造出来的,朱熹与陆九渊“二师之为教一也”。

吴澄对元代书院的发展影响很大,他早年就读于临汝书院,从师于程若庸,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深刻印象。他在《送临汝书院山长黄孟安序》中追忆说:“余昔游处其中,有宿儒揭领于上,有时彦曳裾于下,肩相摩,踵相接,而谈道义、论文章者彬彬也。昼之来集者如市,夜之留止者如家。”后又曾从师于程绍开。程绍开“尝筑道一书院,以和朱陆两家之说”。

吴澄对书院有深厚的感情和充分的了解。他本人长期以“草庐”为名从事讲学,还热心帮助和支持别人创办书院。如:大德四年(公元1300年)安乐夏友兰筹建鳌溪书院,吴澄“与闻其议”,亲自审阅举谏申办书院的公移文书;延祐七年(公元1320年)曾到王氏义塾讲学并代订义塾规则,王氏义塾于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获赐额江东书院。他多次应邀赴外地书院讲学,如:延祐五年(公元1318年)讲学于永丰武城书院;次年讲学于江州濂溪书院。

吴澄的弟子门人大都热心于书院教育,积极传扬“和会朱陆”的宗旨。

虞集是吴澄最得意的弟子。自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15岁起,直至元贞二年(公元1296年)25岁,整整10年随吴澄游学。虞集对书院讲学十分重视,早年曾自号书屋为“邵庵”,晚年讲学于崇仁山中仍以“邵庵”为名,因来学者日众,至不能容,弟子们助其扩建规模,作邵庵书院。他经常应邀到各地书院讲学,关心各地书院的发展,对书院教育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先后撰写了书院记等有关书院的文稿10余篇。如: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作《慈利州天门书院记》,延祐四年(公元1317年)作《西山书院记》,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作《故丹阳书院山长马君墓碣铭》,至顺元年(公元1330年)作《鹤山书院记》、《滕州性善书院学田记》,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作《光泽县云岩书院记》、《兰山书院记》,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作《重修张岩书院记》,至元三年(公元1337年)作《尼山书院记》,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作《南轩书院新建藏书阁记》,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作《屏山书院记》、《考亭书院重建文公祠堂记》、《抚州临汝书院复南湖记》。为元代书院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文献。

吴澄的门人中还有不少创建书院或在书院中讲学,阐述“和会朱陆”的人。如:夏友兰,捐田500亩创鳌溪书院,书院宗旨为“必先孝弟忠信,礼义廉耻,收敛此心……其求端用力之方,在研读四书、五经、初非记览无益之书以夸情洽,雕琢无用之文以炫华藻”。吴澄赞其“悉明孔子之道,故其于先宋后宋所创书院之意皆兼而有之。”实际上是充分肯定其兼取朱陆之长而逊两家之短。又如:虞槃〔pan盘〕,虞集之弟,曾任全州清湘书院山长。包希鲁受教于吴澄,曾任龙溪书院山长,主张“教人必先德行而后文艺”。张鉴,深得吴澄赏识,曾任景星书院山长。

值得注意的是,饶鲁、程若庸、程绍开、吴澄、虞集等都是有感于朱学的“支离”偏颇日甚,探索如何吸收陆学之长,以补朱学之短,从而力求发展和完善朱学,而走上“和会朱陆”的道路,也可以说是“由朱入陆”的。

元代还有一批主张“和会朱陆”的学者,是“由陆入朱”的。他们同样有感于陆学的弊端丛生,欲以朱学之长补陆学之短,以发展和弘扬陆学。其重要代表人物有史蒙卿、郑玉等。他们对元代书院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史蒙卿,自号静清,入元不仕,设教于乡,讲学不辍,众学者从之。在天台山讲学达八年之久。其门人为建静清书院。他主张:“学问进修之大端,其略有四:一曰尚志,二曰居敬,三曰穷理,四曰反身”(《宋元学案·静清学案》)。明显反映了“和会朱陆”的学术特色。郑玉,讲学于师山,其门人因其地建师山书院。他明确提出“兼综”朱陆的主张,“(朱陆)二先生相望而起也,以昌明道学为己任……以予观之,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遽密。盖各因其质之所近而为学,故所入之途有不同尔。及其至也,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岂有不同者哉!”“朱子之说教人为学之常也,陆子之说才高独得之妙也。二家之学,亦各不能无弊焉。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子之谈空说妙,至于卤莽灭裂,而不能尽夫致知之功;朱氏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至于颓惰萎靡,而无以收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立言垂教之罪者?盖后之学者之流弊云尔。”他认为:“近时学者,未知本领所在,先立异同。宗朱则毁陆,党陆则非朱,此等皆是学术风俗之坏,殊非好气象也。”(《师山集·送葛子熙之武昌学录序》)他主张应各取所长,互补所短,见其长防其短,弃其短扬其长,“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缜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未始为无见之言也,故其徒传之久远,施于政事,卓然可观,而无颓惰不振之习。但其教尽是略下功夫,而无先后之序,而其所见,又不免有知者过之之失,故以之自修虽有余,而学之者恐有画虎不成之弊。是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亦不必谤家山也。”(《师山集·与王真卿书》)在激烈复杂的长期学派纷争中,能有如此的识见,实在是难能可贵的。

元代书院在推动“汉化”方针,加速元代封建化进程中,在促进南北学术交流,和会朱陆之争中均有独特的作用。书院教育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得到更进一步发展、充实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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