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蝙蝠的不幸》随笔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蝙蝠的不幸

周作人于一九二一年首创“美文”一词,他在现代美文创作上的首席地位,有胡适、鲁迅二位作证,大约无可怀疑。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文中说,“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把他作为成功的代表。鲁迅在答复斯诺问中国最优秀的散文作家是谁时,也把周作人排在第一,排在林语堂和他自己之前。

周作人活了八十多岁,写了近七十年文章。在这个世界上,他确实留下了许多可以称为美文的作品,但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也不是他工作的大部。他在《两个鬼的文章》中写道:

我的确写了些闲适文章,但同时也写正经文章,而这正经文章里面更多的含有我的思想和意见,在自己更觉得有意义。

《苦口甘口》自序中更详细地说到了他的思想和所谓“闲适小品”:

如英吉利法兰西的随笔,日本的俳文,以及中国的题跋笔记,平素也稍涉猎,很是爱好,不但爱读,也想学了做,可是自己知道性情才力都不及,写不出这种文字,只有偶然撰作一二篇,使得思路笔调变换一下,有如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之类而已。这种文章材料难找,调理不易。其实材料原是遍地皆是,牛溲马勃只要使用得好,无不是极妙文料,这里便有作者的才情问题,实在做起来没有空说这样容易了。我的学问根柢是儒家的,后来又加上些佛教的影响,平常的理想是中庸,布施度忍辱度的意思也颇喜欢,但是自己所信毕竟是神灭论与民为贵论,这就与趣相远,与先哲疾虚妄的精神合在一起,对于古来道德学问的传统发生怀疑,这样虽然对于名物很有兴趣,也总是赏鉴里混有批判,几篇《草木虫鱼》有的便是这种毛病,有的心想避免而生了别的毛病,即是平板单调。那种平淡而有情味的小品文我是向来仰慕,至今爱读,也是极想仿做的,可是如上文所述实力不够,一直未能写出一篇满意的东西来。以此与正经文章相比,那些文章也是同样写不好,但是原来不以文章为重,多少总已说得出我的思想来,在我自己可以聊自满足的了。

如其中所说,他所信的神灭论与民为贵论,通常的说法便是赛先生与德先生,实在是理解周作人思想与文章的津梁。就是只想欣赏美文(所谓的“闲适小品”),亦当率由此道,才不致得鱼忘筌,舍本逐末。

《两个鬼的文章》写成以后,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编入《过去的工作》在澳门出版,《苦口甘口》印行于沦陷中的北平,解放后更成了禁书,像我这样在长沙城里拉板车的右派分子,当时都无法看到。但是,我于一九六三年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也是这样说的:

先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先生的文章的真价值首先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诚实的态度……无论是早期慷慨激昂的《碰伤》《死法》诸文,后来可深长思的《家训》《试帖》各论,甚至就是众口纷纭或誉为平淡冲和或詈为“自甘凉血”的《茶食》《野菜》那些小品,在我看来全都一样,都是蔼然仁者之言。先生对于我们这五千年古国,几十兆人民,芸芸众生,妇人小子,眷念是深沉的,忧愤是强烈的,病根是看得清的,药方也是开得对的。

时年不满三十的苦力,当然不敢在五四文坛老宿面前妄托知己,不过在读到周作人随后写了寄来给我的古人诗句“万卷纵观当具眼”之后,我还是不禁暗喜。因为于冥冥长夜中知道自己还有一双看得出好坏的眼睛,在漫漫长路上也就不会像原来那样不知所从了。

因为我喜欢周作人的文章(不仅仅是他的美文),又因为周作人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给我的一点知己之感,又因为能得到周丰一先生的信任和委托,遂以十年之力搜集、整理了周氏近三千篇文章。事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这近三千篇文章中,正经的文章确实比闲适的小品多得多。当然,周作人的正经文章,也有他所特有的文章之美,即如《两个鬼……》这一篇,信手拈来,“道士与狐所修炼得来的内丹”,“饭后喝一杯浓普洱茶”,又何尝不是巧妙地使用了“文料”,使一篇说理文达到了平淡而有情味的境界。在本文中,他一再声言自己实力不够,性情才力不及,写不好纯文学的美文,但正如他过去说过的,这里的自谦也就是自夸。《两个鬼……》在最后重申他作文的原则是言必由衷,道:

其实这样的做也只是人之常道,有如人不学狗叫或去咬干矢橛,算不得什么奇事,然而在现今却不得不当作奇事说,这样算来我的自夸也就很是可怜的了。……俗语云,无鸟村里蝙蝠称王。蝙蝠本何足道,可哀的是无鸟村耳,而蝙蝠乃幸或不幸而生于如是村,悲哉悲哉!蝙蝠如竟代燕雀而处于村之堂屋,则诚为蝙蝠与村的最大不幸矣。

这恐怕想要不称其为美文亦不可得了。

但除了大量的正经文章外,周作人毕竟还写了不少为消遣或调剂之用的“闲适文章”。香港潘耀明先生约我在这一部分文章中选若干篇,编一部《周作人美文选》。香港的村里当然是有鸟的,而且会唱歌的鸟恐怕还会越来越多,但是感受一点过去无鸟村中蝙蝠的悲哀,我觉得还是有些意思的。

我选的七十八篇文章,只占三千篇的百分之三不到,但写作跨度同样从光绪戊戌到“文化大革命”长达六十八年,与周作人的写作生涯相始终。每篇都在题下注明了写作年份,可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作者思想与风格的逐渐形成也能看得比较清楚。《山中杂信》以前的七篇属于“少作”,用的是文言,但仍是大作家形成期的面影。其馀有的是历来传诵的名篇,有的则是普通读者也许比较生疏,却为我所深爱,觉得可以作为美文向大家推荐的。

因为是“美文选”,当然没有包括周作人自己更加看重的正经文章,但也有意识地加入了两篇有点“搭界”的文字。一篇是一九二一年写的《碰伤》,是他见到北洋政府残杀学生的感想;一篇是一九五七年写的《谈毒草》,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下所作的一点补充。我想以此说明,周作人并不是只在寒斋喝苦茶的人。对于能读他全部文章的人,当然用不着如此费辞;但对于只看看选本,尤其是又听过些“文学批评”的读者,恐怕也还有此必要。当然,这两篇文章也还是美文,广义的,正如周作人所有的文章一样。

(一九九七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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