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人文精神”讨论以来，类似“文学已死”的判决不绝于耳，这其中有知识分子（作家）对浮躁的、功利化时代的失望，乃至对文学产生了深度怀疑，似乎唯有宣布死亡，才能消除心头对严重的时代症结的怨艾。从中似乎也能看出知识分子（作家）某种“世纪末”的精神状态，道德理想主义与文学荣光的黯淡，使得他们陷入了一种怪圈。一方面似乎许多人有甘当殉道者的倾向；另一方面，他们依然在黑暗中寻找出路。然而，时至今日，文学非但没有死亡，并且似乎呈现出空前繁荣之势，在喧嚣之中，我们看到筐满仓盈的知识分子在专业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同时，那些少数踽踽而行的孤独者，他们将时代与人生的病痛下酒，他们没有宣布死亡也没有沉默，而是以优秀的作品让我们看到无论时代如何复杂多变，文学依然有崇高的品质和永恒的内核，在抵抗时代喧嚣与人性黑暗的过程中，散发出精神的光芒。
不得不说，罗望子的《针箍儿》让我看到了文学存在的旺盛的生命力，只要社会生活还在发展变化之中，只要人依然有精神的诉求，那么，作家与文学就有其存在的必然价值。《针箍儿》让我们看到这种揭示冷峻真相并引起疗救注意的小说书写方式所具有的重要时代意义，其中既有对灵魂与现实的深刻解剖（几乎可以互为镜像），又在上下求索的深切思考中体现出作家心底的怜悯，透出温暖而孤独的气质。这篇小说首先直指生活的残酷，从这点而言，优秀的小说其实还是超越时代的。比如我与K的婚姻问题，固然与个体的性格、观念息息相关，但仔细考量，保持婚姻新鲜的激情、诗意早已消失殆尽，与其说“我”厌倦了婚姻（从小说开端即能觉察到），不如说日常生活消解了一切，特别是对个体精神的磨损，使得“我”和“K”在婚姻、家庭这种双方共同营造的公共生存空间中放弃自我，而一起裹挟向前，其严峻性倒不是生存的压力（“我”至少拥有自己的一间咖啡馆），也不是精神的完全无依（“我”的写作不可谓不是一项高尚的爱好），而是面对生活和家庭的共同体，自我意识的矛盾与痛苦，使得个体精神世界必须被抽空，而一步步滑向乏味和空虚。我们在这部小说中，几乎看不到导致婚姻解体的必然理由，只看到不得不离婚的借口。不仅婚姻如此，其实整个人生也许就是一个不得不自我丧失的过程。
从中，我们也看到作者面对生活的一种客观而谦卑的态度，我们固然从文学中来认识自身，但剧烈而复杂社会变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生存处境。作者敏锐地捕捉到网络时代现代人的某种精神症状，时代在让我们感到无尽的喧嚣的同时，也在将个体变得冷漠、孤独和边缘。“灵台无计逃神矢”，然而，网络中人互相熟络却看不见彼此，罗望子其实写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一种貌似强大的存在之中的空虚状态，在无尽的喧嚣中充斥着难以化解的隔膜。从中我们也看出小说的生命与时代、人物之间相互依存关系，一种紧密而必要的共鸣关系，一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从共鸣中迸发出精神的力量。“我”与K的关系也许是网络时代无数家庭生活的真实映照，他们相亲相爱却又无依无靠。正如小说中的妻子K，需要隐藏在微信的另一端，才能与“我”发生精神上的暧昧联系。这种貌合神离的夫妻关系何其脆弱，而这又何尝不是我们三十年来发展的时代症候。人的存在和时代的精神状况，也便反映在那些“信息”之中了。
在这个时候，“针箍儿”的出现是极其必要的，几乎成为一种救赎之物的象征。遥想从前，几乎每个勤劳善良的村妇的指间都会佩戴一只这样的针箍儿。这个套在手指上的金属圈，上面布满了凹眼，当针穿厚物时，用它抵住，立刻事半功倍，可以说是变困难为简单的“神器”。小说写到“母亲”、“小姨”与“大姨”之不同，便是针箍儿与金戒指之间的差异。“金戒指”带来的是困难时期的“接济”，是饥饿年代“香喷喷的红烧肉”，虽然“我”时常要被这样的金戒指打得“嘴唇开裂”。那么，与之对照的针箍儿在现代人的眼中，则意味着落后与贫穷，是被时代淘汰之物。所以即便小说没有交代K手指所佩戴的饰物，但我们完全可以推测，这样的女性绝无佩戴一枚针箍儿的可能。此处，作者并无将人物关系二元对立的意味，而是在K的离去与不请自来的“姨妈”之间，建立非常必要的联系，也就是说一个高明的小说家，纵然是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但首先必须是一名天衣无缝的裁缝。从创作的角度而言，这篇小说的发展过程，就是作家引导我们发现针箍儿的存在价值的过程。所以从小说作为叙事文体的特征而言，“姨妈”其实是作为一种悬念设置出现的，作者直到她离去之前才给出这个“戴褐色毛线帽穿黑大衣”的老太太到来的理由，乃是为了完成“大姨”临终交代的遗愿。作为母亲那一代传统女性的象征，佩戴针箍儿的“姨妈”的到来，貌似十分突兀（就像格利高里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那样），却为这个濒临死亡的婚姻带来了一线转机，因为“我”与K之间乏味、僵化的关系忽然找到了一个出口，仿佛给窒息的婚姻生活一个喘息的机会。这个佩戴着时代遗物的“姨妈”，并无老朽落后之态，而是充满了生活的智慧（比如晚饭一定要做象征着团圆的饺子），这是一个把婚姻乃至人生看得十分透彻的老人，她（或者说针箍儿）的到来，使得这个网络时代的家庭“变得有些规律了，像模像样的了”，“生活有了温度，家也不再冷清了”。这个时候，姨妈的“针箍儿”似乎也具有了大姨“金戒指”的威力，一方面，“我”找回了从前贫困年代的亲情，哪怕这种亲情中夹杂着对大姨的复杂的情绪，另一方面，作为传统力量的象征，这个与时代格格不入的突兀的疏离之物，却刹住了分崩离析的生活流，它将一切慢慢拉回到有序的轨道，纵然是常人眼中的循规蹈矩，却从时代生活的缝隙里，找出一块清净地方，或者说与时代之间重新建立起生活的法则。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与“K”这个丁克家庭似乎找到了必不可少的纽带。所以K要反复证明姨妈曾经来过，進而找到婚姻不必解体的理由。直到在床上发现针箍儿，仿佛最终找到了确证。这个纽带在“姨妈”走后，顺理成章成为这对夫妻想要一个孩子的缘由。
其实，从整个故事发展来看，这个纽带的牢靠性是值得怀疑的，正如“我”与K要孩子的目的不同。一个具有扎实情感根基的婚姻，其精神的共生性，需要的是互相呵护和培育，而并不需要“针箍儿”这样的催化剂。它只是这个时代的讽刺，而“金戒指”才是它的注脚。虽然“金戒指”带来的是留在心底恐惧的阴影，然而，在孤独与害怕之间，宁选害怕，倒不仅仅是“大姨”说的“一个人心里有怕的东西，就不会坏到哪里去，就不会太出格”，而是这种“怕”带着从前情感的温度，哪怕是用扭曲的尊严换回的温度，也胜过两个同床异梦的夫妻之间无边的孤独。从中，我们似乎也看出作者在时代与传统之间试图缝合的勇气，只是背景换了，一切观念和立场也要随之转换，正如我们回到故乡，心心念念的是希望看到一个静止不变的从前，而当我们看惯了城市的繁华，却又生出从前也许应该与之同步的想法。“姨妈”从故乡来，她熟知从前事，而放到现在，是否真的行得通，尚需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姨妈”真的一直住下去不走呢？是否真的就可以解开婚姻的死结？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代作家开始重视传统文化，韩少功《文学的“根”》、阿城的《文化制约着人类》等反思了20世纪中国反传统文化思潮，显示出重视传统文化的理论自觉。然而，面对喧嚣的时代，每一个葆有良知的作家，其反观传统的目光愈加孤独是必然的。我很钦佩罗望子这种反观传统的勇气，避开急功近利的文学操作，实现对文学自身的回归，而且并不妨碍对现实的介入和批判。“针箍儿”经由文学的转化成为作家站在传统的、文化的层面实现对人的命运审视的载体。如果时代是一根针，它也许需要坚硬“针箍儿”作为一种推动其发展的反作用力。其实文学亦然，无论时代如何变幻，恰如物理中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非但不会导致其消亡，反而会因其反作用力而产生与之相辅相成的巨大力量，正如有评论家说过，“一切有效的写作都是基于思想敏感、艺术道德和时代转折作出的综合性反映”。
责任编辑 李青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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