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生也晚。据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过“百家争鸣”的盛况。我猜想，那应该不是一个上百人争抢话筒比谁的嗓门儿更高的场面。所谓“争鸣”，应该是一种自由发表意见、充分交流观点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但不管是“发表意见”，还是“交流观点”，前提是要去“游说”，“周游列国”或者亲往稷下学宫去讲授。总之，您得移动尊驾，亲自走一趟。那情形，大约是坐一辆木轮牛车，沉甸甸地拉着那些记载着意见和观点的竹简，咿咿呀呀地上路。千山万水、风餐露宿，走到陈蔡之地时，还可能断炊甚至被追打。
后来不必这样了。到了汉朝，有人发明了造纸术，有了纸，书写和传阅变得简单而便利。西晋太康年间有位文学家，姓左名思字太冲，他写了《三都赋》，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竞相传抄，弄得洛阳纸价上涨。有好事者造了个“洛阳纸贵”的新词儿，专为夸人文章漂亮。左思的《三都赋》不胫而走，不劳左先生走州过府、大街小巷地上门送货。
再后来，唐朝，有人发明了雕版印刷。只可惜，那时印刷是个奢侈品，寻常人家是不方便用的。据说，当年只有佛经和长孙皇后的著作《女则》，享用了这种高新技术。
又后来，宋朝，有人发明了活字印刷。从“雕版”到“活字”是一场革命，从此，“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有了活字印刷术，书，真正成了知识和思想传播的载体。
于是读书成为时尚。成书于宋代的《神童诗》，开篇就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那时候，只要家有隔夜粮，心存鸿鹄志，年轻人都酷爱读书。“头悬梁、锥刺股”，十年寒窗，点灯熬油、废寝忘食地读，待到读得滚瓜烂熟或者自以为滚瓜烂熟时，便去参加朝廷的“考级”。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一路考下去，考了上千年。
问题来了。一本书，就算它是圣贤书，被那些冬烘腐儒囫囵吞枣、寻章摘句地啃噬了上千年之后，你“两耳不闻窗外事”，书虫似的将它再嚼一遍，就算是倒背如流，能流出多少真知灼见！当读书成为科举的“敲门砖”时，或者更广泛地说，当书本成为一种被崇拜和迷信的律条时，其本质就是禁锢思想的枷锁和窠臼，与传播没有什么关系了。
古人有一个省心省力的传播方式：题壁。
据考证，关于“题壁”的最早记载，见于《梁书·简文帝本记》。侯景之乱，简文帝被废。曾于囚室中“题壁自序”并作《连珠》二首，慨叹命运，“文甚凄怆”。梁太宗题壁，当然是想“传播”，但毕竟题写在囚室之内，于“传播”会有些障碍。
唐朝，题壁蔚成风气。元稹曾为白居易的诗集作序，谈到白居易诗歌流传广布，有“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之语。更有甚者，如《全唐诗》所记，寒山“尝于竹木石壁书诗，并村墅屋壁所写文句三百余首，今编诗一卷”。可见诗僧寒山的作品，首次发表时，竟然都是“题壁”。
宋朝，题壁热情不减。宋代诗人张表臣游镇江甘露寺，将自己的近作《蓦山溪·楼横北固》题写在寺院墙壁上。寺僧抱怨说：“方泥得一堵好壁，可惜写了。”张表臣笑答：“壁间之题，漫圬墁之，便是甘露寺祖风也。”可见，甘露寺的墙壁，总是抹平了、刷白了，又被文人墨客写满了，寺僧早已无可奈何。
题壁成为一种诗词传播方式，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为了方便题诗，寺院驿站、邮亭客舍，大都备有专用的诗板、诗牌，满足文人墨客题写诗词之需。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记载：“澧阳道旁有甘泉寺，因莱公、丁谓曾留行记，从而题咏者甚众，碑牌满屋。”宋人周辉《清波杂志》记载：“辉顷随侍赵官上饶，舟行至钓台敬谒祠下，诗板留题，莫知其数。”“碑牌满屋”、“莫知其数”，足见题壁风习之盛。
最富盛名的题壁诗，是崔颢的《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诗作脍炙人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甚至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我们不说诗，只谈题壁。据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记载：崔颢“游武昌，登黄鹤楼，感慨赋诗。及李白来，曰：‘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云。”
崔颢登黄鹤楼题壁，佳景佳作，毋需多说，要说的是李白的“无作而去，为哲匠敛手”。对这段传说，历来是见山见水、见仁见智。有人看见李白对崔颢的赞赏，有人看见李白甘拜下风，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只是个传说，并非史实。我也觉得，这个段子传说的成分更大些。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传说就此传开，一直传到了今天。这件事背后，其实是一种公众文化心理，一种集体无意识：人们愿意让李白登黄鹤楼，和崔颢的题诗面对面；愿意看高手打擂，英雄争霸；愿意听李白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因为有这么多的“愿意”，游人如织的黄鹤楼，就变成了一个名利场。岂止是黄鹤楼，一切输赢成败关乎声名高下、利益取舍的地方，都配得上这个名号。名利场上，围观者众，这当然便于放大传播效果，只是一涉名利，传播就变了味。
说传播，不能不说报纸，因为报纸是重要的传播媒介，还因为透过“报纸”，可以更好地理解“传播”。
汉承秦制，始于秦朝的“郡县制”在汉代被保留和继承下来。为了方便与中央政府的联络，各郡在京城长安派驻代表，其住所称“邸”；他们将圣旨、诏书、朝臣奏议以及他们认为重要的小道消息抄录简记，快马报送郡太守，称“邸报”。
史家认为，“邸报”是最早的报纸，它出现于西汉初年（公元前200年左右），比罗马帝国凯撒大帝的《每日纪闻》（公元前59年）早了一个多世纪。史家的点拨，可以增广见闻，却也让人想起鲁迅先生曾为“国民性”画“阿Q”相，其中一副面孔便是“先前阔”。可见，谙熟“精神胜利法”的，不只是行走于未庄的阿Q，这是题外话。
汉代的“邸报”，确实发挥了将长安的信息快马传播出去的作用。但“邸报”时代的传播，前半段更像是公开或半公开的情报搜集，后半段则像是郡太守的家书快递。这种“情报”、“家书”模式一直延续到唐代，不同的是，“邸”更名为“进奏院”，“邸报”更名为“进奏院状”，汉代的郡太守换成了唐朝的州府长官和藩镇将军。
变化是渐渐发生的。唐人孙樵《经纬集·读开元杂报》记录了这种变化的痕迹：
樵囊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其略曰：某日皇帝亲耕藉田，行九推礼；某日百僚行大射礼于安福楼南；某日安北奏诸蕃君长请扈从封禅；某日皇帝自东封还，赏赐有差；某日宣政门宰相与百僚廷争一刻罢。如此，凡数十百条。樵当时未知何等书，徒以为朝廷近所行事……有知书者自外来，曰：“此皆开元政事，盖当时条布于外者。”樵后得《开元录》验之，条条可复。
孙樵是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进士，晚唐时期散文家、史学家。在唐朝古文运动中，孙樵师宗韩愈。明代以降，声名日隆。清人更将孙樵与韩愈、柳宗元、李翱、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并称为“唐宋十大家”。
《读开元杂报》透露了两个消息，一是孙樵入仕之前，曾在民间读到了“开元杂报”，显示以往专属于州府长官和藩镇将军的“邸报”、“进奏院状”，有了与民间分享的可能；二是“条布于外”四字，显示了“情报搜集”模式开始向“信息发布”模式转变的可能。这两个可能，让人生出了关于“邸报”正朝着公众传媒方向演变的遐想。
事实上，现实要比遐想走得稍慢些。北宋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宋太宗设立都进奏院，统辖“邸报”信息采编、审定、发布事务。从此，“邸报”具有了中央政府公报性质，不再是汉代郡太守或者唐代藩镇将军的“情报”和“家书”。随着印刷技术的应用，一个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官员以及士大夫知识分子在内的庞大读者群渐渐形成。同时，出版周期也趋于固定，有半月刊、旬刊和五日刊，到南宋光宗绍熙（公元1190年）年间出现了日刊。
此时的“邸报”已经有模有样，俨然是公众传媒了。
宋朝官家统辖“邸报”编发，皇家的绝对权力介入传播活动。这是一把双刃剑。此一时可以是推动的力量，使“传播”实现跨越式发展；彼一时则可能是扭曲的力量，令“传播”走向自己的反面。
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发生了许多事情，有一些时常被后人提起。五月，一个男孩儿出生在合肥巢湖北岸，父亲为孩子起名叫包拯。七月，契丹主下诏南伐，宋辽烽火又起。九月，真宗下诏，于杭州、明州（今宁波）设市舶司，开放通商。十月，辽军围攻遂城，北宋守将杨延昭利用寒潮天气，命军民星夜汲水泼浇城墙外侧，以“冰城”御敌制胜，史称“铁遂城”。十二月，宋真宗御驾亲征，驻跸大名府……有一件事很少被人提起：这一年，在辽兵劫掠、战事胶着之际，真宗下诏，实行邸报“定本”制度，规定进奏院要将编好的邸报稿样五日一报，呈送枢密院审查，然后以“定本”向地方发布。封建专治体制下的新闻检查和信息封锁制度粉墨登台。
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了官家“定本”，随之就有了民间“小报”。“小报”与“定本”的斗法、博弈，客观上成就了纷繁热闹的宋代传媒史。读几段“时评”，约略可以窥其一斑。
南宋周麟之，江苏海陵人，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进士，曾任兵部侍郎、翰林学士，官至同知枢密院事。他曾记述“小报”种种情状，堪称绘声绘色：
小报者出于进奏院，盖邸吏辈为之。比年事有疑似，中外不知，邸吏必竞以小纸书之，飞报远近谓之小报。如曰：“今日某人被如，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州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到矣！”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臣愚欲望陛下深如有司，严立罪赏，痛行禁止。使朝廷命令，可得而闻，不可得而测；可得而信，不可得而诈，则国体尊而民听之。（《论禁小报》）
南宋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十月，有臣僚上奏，指责小报“凿空撰造”：
国朝置进奏院于京师，诸路州郡亦各有进奏吏，凡朝廷已行之命令，已定之差除，皆以达于四方，谓之邸报，所以久矣。而比来有司防禁不严，遂有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谓之小报。始自都下，传之四方。甚者凿空撰造，以无为有，流布近远，疑误群听。（《宋会要稿·刑法二下》）
没有官家的“政治正确”罩着，“小报”被大臣们责骂不足为奇。有趣的是，官家的“定本”制度也屡遭诟病。从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真宗下诏设立“定本”制度，到南宋德佑二年（公元1276年）临安沦陷、南宋政权瓦解，277年间，“定本”制度五起五落。除去北宋、南宋两次亡国，“定本”制度随朝政一起崩溃，另外三次废止“定本”制度，都源于朝臣对其弊端的痛斥切责。
南宋绍兴二十六年（公元1156年），右正言凌哲上书高宗，指出“定本”制度三宗罪：一是导致行政效率低下：“动辄旬日，俟许报行，方敢传录”；二是鼓励庸官懒政，报喜不报忧：“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删去紧要事目，止传常程文书”；三是造成信息不畅，政令不通：“偏州下邑往往有经历时月不闻朝廷诏令”。诸罪归一，要害是“切恐民听妄生迷惑，有害治体”。 凌哲所言，虽然跳不脱“治国”、“御民”的格局，却是早胜过庸官无数。
拉拉杂杂扯得远了。收拢起来，其实不外乎两句话。其一，思想、情感、知识、信息的传播是绝对的；其二，传播的内容、方式、目的以及路径却是相对的。
从绝对的意义上说，交流和传播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需求，是人类社会须臾不可少的。没有交流和传播，不仅社会组织和管理、社会发展和进步无从谈起，连起码的社会生产都无法实现。因此，不断地将“传播”（包括传播的内容、目的、方式、载体以及路径等各个方面）从各种历史和现实的制约中，从各种观念、制度、技术和物质媒介的局限和约束中，解放出来，让“传播”更便捷、更自由、更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始终都是“人的解放”的一部分。
从相对的意义上说，在具体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没有抽象的、纯粹的、自由而不受任何约束的传播。相对于纸帛，竹简是约束；相对于印刷，抄写是约束。“约束”不能避免，“纯粹”也难。读圣贤书是思想传播，一入科场就成了开启仕途的“敲门砖”。黄鹤楼题壁是艺术传播，一涉文坛声名便无异于“名利场”。“定本”的“迎合意旨”是传播的桎梏，“小报”的“凿空撰造”是传播的另一种桎梏。不同思想观点在辩难和诘问中传播，看似逆水行舟，却造就了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一种思想观点在权力的护航下、在没有质疑的环境中传播，看似顺风顺水，却形成了西汉时期的“独尊儒术”。
揭示“传播”的绝对性和普遍性是真知，洞察“传播”的相对性和具体性是灼见。如果只看到“传播”的绝对性、普遍性，并以此去否定“传播”的相对性和具体性，那是一种幼稚。相反，如果只看见“传播”的相对性和具体性，因此去否定“传播”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就是一种愚蠢。不幸的是，我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陷在或“幼稚”或“愚蠢”的泥淖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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