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夏，告别歙州的那天，或者说停留歙州的最后一天，早上起来，窗外还是和昨晚一样，夏雨潇潇，不休不止，晶亮的水花打在窗沿上，阳台上，随即又溅在书桌上和我的睫毛上，停留了四年的生存空间顷刻间湿意氤氲。平时整洁的生存秩序，被生吞活剥地拆散、组合、迁移，剩余的，则撒落满地……
在“八山半水半分田，一分道路和庄园”的徽州，歙州这座县城算最大的了。歙州，也就是现在皖南的歙县，是古徽州府治所在地，是徽文化和国粹京剧的发源地，这很多人都知道。我之所以还谓之为歙州，是因为在我的思想深处，歙州可能更接近自己潜意识里希冀的一些东西，尤其是自己在歙州停留的时间长了以后。尽管我潜意识里希冀的东西，是零碎的，不完整的。
我在歙州停留的空间小且陈旧，应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的，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约五十平米。那个年代人的心肺里，还没有吸取过多的阴霾和酒精，空间虽窄但异常坚固，坚硬的砖质墙面，水泥钉也无法凿进，不像现在的很多墙面，主人今天搬进去，明天就有缝线了。我只有盲目地摸索着寻找砖块间的隙缝凿眼，这给我们拉绳挂个毛巾衣帽什么的，增加了不少难度。
在停留歙州之前，我对歙州是陌生的，虽然之前到过两次。第一次是去枇杷之乡“三潭”时路过县城，在练江桥头有过短暂的停留。大桥如虹，横跨两岸，水色清悠，岸柳依依，空间朗阔，印象不错。第二次是带队参加市作协在披云山庄开的一个年会，没出门，吃罢中饭就回了。
我是在停留了歙州数个周末之后，才知道我停留的“天灵小区”的大致方位：地势应是最高的，在歙州东部的斗山上，其南面就是古老的斗山街，出了斗山街就是歙州最热闹的大北街，再往前走，就是徽州府衙了。斗山街是徽商故里，据说其名得于所依之斗山，因七丘相连，状如北斗七星排列，故名之。小区的东面是问政山，虽不高，但山势如翔鸾舞凤，宛若一道天然屏障守护城东。这问政山，是我停留歙州之前知道的歙州周围唯一的山。斗山街，我是知道的，但我并不知道还有个斗山，不知道斗山街是因为落在斗山而得名的。这是常识，我真是个有点儿脑残的至少是个不动脑子的人。我的前门，是西北方向，出门左拐后右转，就是百年名校——徽州师范的南门，就是我们无数次上下往返的府学街，清一色墨绿色长条石板铺就，原汁原味，古色古香，但很陡，三米见宽，两车交会就是车技的比拼，但胜出的大多为歙州人。歙州人车技精湛，从你身边呼啸而过时，擦衣，但绝不会伤皮，还能从头到尾紧贴着徽州师范的古城墙停放，车与墙之距不会超过一件衣服的厚度。
和现代化的家居相比，我停留的空间实则就是一间蜗居，但经过我们精心打理，依然整洁、温馨。床铺和桌椅板凳、简易衣橱、书橱、碗橱等必备家具，都是新买的。坚硬的墙壁依然雪白，我的名叫艺的女儿，挂上了画家梵高、诗人顾城等人的旧色的画报，当然，也有一些素雅点的，在山水间倏然能蹦出几行诗句;她还用毛笔在墙壁上写上“希望你所在的城市/有暖阳/有清风/有醉酒/还有人说爱你/不离不弃”等诗句，这还不够，还在厨房的并不光明的墙壁上，配上了彩色插图，以增其亮色和味觉。当然，这梵高和顾城的画报，后来都下了。陪读的外婆对艺说，把墙上那个长大红胡子的老头子给下了，听说还疯癫癫的，一人在家，怕死人的; 艺下顾城的画时，说，我喜欢他的诗，但，他，毕竟，死了。后来她换上了云南的针绣风情画，还有朴树的海报，但还是贴上了她写的、我抄在一张练习页上的诗《致顾城》，最后一段是“如今，我用五块钱买来你的画报/有阳光的日子/你的黑眼睛，连着所有的墙面/都筑成了孤岛”。
人生中的诸多事情都是难以意料的，没想到，自己到了知天命的年轮，竟在这间蜗居里消耗了除寒暑假之外的大部分周末，四个春秋在这里轮回，也的确不算短了。
从我所在的黄山之北到歙州，不急不徐一小时二十五分钟车程，开始是周五晚上走，后大都是周六起早去，一律周一早晨赶回。车子常在练江桥上穿过，在古城墙下驰行。对这座徽州古城由陌生、惶惑而逐渐熟悉，但，亲切，有点儿难，只有见到了蜗居，关上了房门，亲切，才如一股温暖的暗流，在心窝里轻轻地涌动。
蜗居的正间，朝南有一扇窗，但窗外是相对封闭的小区走廊，光线不好，会客不行（也无客可会），我便在窗下为自己支一张床，权当半个卧室。靠在床头上，我想过很多次，我周而复始地在这里住着，算什么或叫什么呢。最终憋出了“停留”二字。繼之我又想，类似于我这样的停留，一点也不奇怪。尽管其原因不同，其目的不同，但既为租住，就不长久，就是停留;既为停留，无论多长，最终还是要走的。唐宋时期，李白、白居易、苏轼等在郊外或异地都有过长短不一的停留。漂浮不定的民国年间，停留，更是不少文人的一种选择。鲁迅和他的母亲曾在北京西城砖塔胡同61号停留，后又和许广平在上海某处停留多年;冰心一家，光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剪子巷就停留了16年;还有同时在三所大学任教、月薪600大洋的徐志摩，曾携陆小曼在上海某处长期停留等等。而我等百姓在一处停留，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在文化和教育大县歙州，像我这样在这里停留的，为数不少。
民以食为天，在异地的歙州，菜则显得尤为重要。周未的头等大事是就近买菜。我常去的地方是台克隆超市，怎么叫“台克隆”，我不知道，也不去管它。我几乎熟悉了这家规模并不算小的超市的布局和品种。若买得简单点，就去府学街下面的一个小摊点。卖菜的是一个小巧玲珑的中年女子，瓜子脸上，俊而锐气，手脚利索，算账麻快，她不会少你半两，但也绝不会因为你没有零钱，而允许你少她一毛。后来我发现，在歙州买菜，买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如果时间宽裕，我也去歙州的大菜市。大菜市人声鼎沸，空间大多了，置身其中，恍惚间，我也成了歙州人，见到徽州火腿、腊肉、臭桂鱼什么的，还有鸭板琴、野小蒜等我小时候常采摘的野菜，脚板仿佛被钉往了，常常迈不开腿，走不动路。我的血管里，有一半还流淌着古徽州的血液。
买菜不仅仅是差事，尤其是在异乡，尤其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人，对像我这样的整天身居办公大楼、常被忽冷忽热的大气层压得沉默寡言的人，是一种难得的休闲、放松和释怀，故而常常“迷途难返”，以至于我常常接到内人打自蜗居的电话，你是去北京了呢，还是去上海买菜了？艺，如不是随我出行，也会打来电话，如此效颦。好在其大都随我左右，形影不离，在阴郁或寒冷的日子里，身边还真是时 有清风时有暖阳。
买菜回到蜗居，就是打理中晚两餐饭了。这伙夫的活，我是精心投入的，不是图“露一手”的新鲜，更不是滥竽充数。屈指算来，我做伙夫的历史，已有二三十年了，早年在故乡的乡政府上班时便牛刀小试。那次，我们风尘仆仆地扑灭了一场山火归来后，我掌勺用大铁锅烧了一个大火锅——猪肉、腌菜烧豆腐，吃得大伙至今见了面还津津乐道，说现在吃遍万店千家，就是吃不出当年我烧的腌菜烧豆腐的味儿。其实，烧那个锅子真没什么技艺元素，充其量就是煮熟进味而已。我发现，在文艺圈内，充当伙夫的角色还真是不少，远古的不说，当代的就有汪曾祺、贾平凹和车前子等，还有写《煮妇日记》的女作家殳俏等，据说我们安徽的胡竹峰也是。但也有连面条都不会下的，连饭都煮不熟的，反差甚大。我也是在这个圈子里混了多年饭吃的人，我相信作家花如掌灯曾说过的一句话：一个作家，抑或仅仅就是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怎么可能会做不出几个菜呢？多年来，对自己的文字，总有诸多不满，但对自己的厨艺，满意度要比自己迂腐的文字高很多。我做的菜，数量和品种都不多，但注重荤与素的搭配、辛辣与清淡的搭配和酱色与青色的搭配，并尽可能做到中餐与晚餐的菜不重复，今天和明天的菜不雷同。在蜗居里，我们三四个人，大多是三菜或四菜一汤。我们用的是一张折叠式小圆桌，平时靠墙放，吃饭时便将其移至大床前，各据一方。艺的18周岁生日，便是在这张小圆桌上过的。那晚是周二，桌上有腊肉，有臭桂鱼，还有可乐和土泥烧。在歙州停留的时光，有一半就是这样消磨掉了。
蜗居的里间朝南，最大，光线也最好，是真正的正间，左边是一扇大窗户，右边是一扇门，门外还有个阳台。这个正间既是主卧室，又是客厅、餐厅和书房。窗户下，是一张小书桌，窗外，则是歙州的蓝天和白云，风霜和雨雪。这窗内与窗外，构成了艺花雨季节独立的空间和世界。她杂乱不堪的与其自身形象和文字反差极大的抽屉，尤其是软绵绵的疲惫不堪的书本，不再让我翻动，但我知道，除了学业外，她还略显青涩的思想和情怀，都是在这里放飞的，其诗集《蓝》中的一半作品，都是在这个窗户下形成骨血和生命的。推窗有蝶。我知道，她很早就需要这样一扇窗户，未来歙州之前，她在心里就说，她需要“一扇浅蓝色的，荡漾着梦幻的窗户。遥远的窗外，花开如火”。而到了歙州后，正是这扇窗户，填补了她成长岁月中的很多空白。这也正是我们打破常规、权衡再三后，最终选择在歙州停留的原因所在。半个月前，我在翻找一本书时，无意中翻到艺的一本封面如书的日记本，上面有一段话：我美好的时光是在古城的后两年，那是又清又浅的两年，穿花裙子，节制而自律，吃素抄经，内心清淡，在黄昏写诗，在夜晚的阳台上看烟火……
除了买菜上街外，那就是陪艺上大北街走一圈。从蜗居到大北街，也就一里多路，穿过斗山街即到。出门左下数十米便是斗山街的北门，青石门楣上的“斗山街”三个字，我是认得的，但和外地游客读得不同。他们抬头一看，脱口而出“斗凶街”，或一字一句、一板一眼道：斗——凶——街。边上开店的歙州妇人便笑，我们也笑。但不足为奇，隶书的山字，当然可以变“凶”。再说，现在的斗山街虽然还是古墙高耸、古巷幽幽、庭院深深，但早已风平浪静，徽灯高悬，那口曾在清末民初的某个时期恐怖一时的幽秘的蛤蟆井，也是干干净净、清清冽冽的，整条街早已无鬼可捉、无凶可斗了。
大北街是商业街，歙州人流最密集的地方，尤其是周末。艺虽然戴着度数不浅的近视眼镜，但看各色衣裙和鞋子的眼神依然通透、犀利且特别。当然，我们最后要去的，是位于古城门口许国石坊北侧的阳和书店。每次去，停留的時间都不会太短……
除买菜买书外，我就闭门不出了。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是捧读一本书刊。雨天，我坐在藤椅上读，或搬把小木椅，坐在光线好的有阳台的门边读，这是我停留歙州时最平和、安详和静美的时光。我将手机调成震动或静音，来自黄山之北的电话基本不接。雨天，我坐在桌边的藤椅上看，无论是秋雨绵绵，还是春雨蒙蒙，亦无论是点点滴滴，还是淅淅沥沥，都是从天上、从地下、从心里流淌出来的一股清泉、一支曲子，透过窗户涌入，滋润并抚慰着岁月给自己的身心留下的皱褶和伤痕。这种伤痕，在生存之地没有回忆的空间，只有在歙州，在这个时候，可以放心地张开，裂出，溢出血来，粉红、鲜红或紫红，但远没有当年那么疼痛了，有点，也没什么，因为手上捧的本是一帖馥郁的可以止血疗伤的中药。天气好的时候，歙州的阳光从问政山倾斜下来，我蜗居的阳台，仅两个平米的老式阳台，顿时灿烂起来，这个时候，我会从室内转至阳台，不仅看一本书，还看挂在阳台墙壁上的少许的腊肉、香肠、腊鸡腿，还有艺从菜市场买来的一盆盆花卉。不知怎的，这些花卉无论怎么侍弄，养的时间都不长，也许它们都是有预感的。
史上不少文人都有“避世”的心理。我也算是半个文人吧。说是停留歙州，倒不如说是躲在歙州。之前我曾说，我可以躲在歙州静心写几个字了。看来，躲着，只是人们一时看不见而已，躲着，心，并不能完全静着，心的动与静、急与缓、忧与喜，最终还是躲不了的，还得靠自我调整。所谓心静地自偏或心静自然凉，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但像我等喜欢独处的沉默的人，在这个无处可逃的社会，除了生存地外，还有一处遮风挡雨的躲藏之地，已是一件幸运的事了。当然，我这种躲避，不是《伤逝》中涓生的那种因为经济的困顿，因为社会、家庭、情感的困惑与无奈。涓生和子君为了美好的爱情，义无反顾地停留在北京的吉兆胡同里，最后子君走了，涓生留下了“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把人生的要义全盘忽视了”的手记。于我而言，更多的是寻求一方净土，安放自己越来越疲倦的灵魂，有一刻之悦、一时之静、一地之幽，已经很满足了。
每个周末，周六的晚上我都睡得很踏实，早上醒来，穿过中间和外间的两扇门，一眼就能看见外面的老式阳台。阳台是光明的，无论阳台上的花是开的还是谢了，都是光明的，是早晨的那种鲜活的不曾染尘的光明，那一刻，我的心里是透彻的，一周中难得的透彻。而周日的晚上则难睡安稳，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夜，尤其是到了下半夜，我对我身下的那张床，那张头顶窗户的新木床，有一种特别的依恋，希望我头顶上的窗户永远是黑暗的，因为“天亮，就出发”，不少时候，天没亮，就出发了。因此，我想在这种黑暗中多停留一会的愿望十分迫切。我第一次发现，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黑暗竟是安谧的，温暖的，尤为美好和珍贵的。
在歙州，我几乎没做过什么梦。但在停留或说告别歙州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停留或告别的歙州，徽州府衙上飘着一面金黄色的旗帜，一个大写的“宋”字，在风中招展，随即，古城墙上，大北街上，斗山街上，还有“古歙三桥”上，都飘扬着无数面金黄色的旗帜…… 梦总是零碎的，不完整的，就像我谓歙县为歙州的理由一样。
醒来时，天微亮，窗外，夏雨潇潇，不休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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