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西藏那片神秘土地的向往，大约是从我遇见一位西藏室友开始的。
她叫旦增普珍，挺难念清楚的名字。于是我们都省去“旦增”二字，直接叫她“普珍”了。原先以为普珍姓“旦增”，可是她告诉我们，藏族人都没有姓。那这就更好了，我可以随意从她的名字中挑出几个字来唤她。比如，任课老师的学生名单上，她的名字常常被打成“旦增普”，我觉得很有意思，偶尔也这么叫。
真正认识了普珍后，才发现她的名字是她最不特别的一点。
刚认识没几天，我们一同去食堂吃饭。学校的铁板饭是热门菜，把生鸡蛋往铁板上一敲，蛋清蛋黄相继流出来，和着滋滋的油，立马就熟了，再盖上米饭、蔬菜和肉，最后把黑椒汁往上一淋，一盘香喷喷的铁板饭就做好了。我和普珍一人来了一盘铁板饭，分量很足。我拿着筷子一小口一小口向嘴里送，她拿着勺子一大口一大口地塞。不一会，她的盘子空空，而我还剩了几乎一半。
“走吧！”我说着起身端盘子。
“你吃完了吗？”
“吃完了啊。”
“你还剩那么多！”
“可......可我吃不下了。”
“你这样不行，太浪费了！”她一边说，一边又放下了自己刚刚端起的盘子。我目瞪口呆：怎么？我吃不吃完还有人管了？
“快点吃！我等你。”她又把我拉到座位上。我虽然心里极为震惊和不情愿，但也不好拂了她的面子，于是只得又坐下来，硬是把剩下一半的饭菜塞完才走。盘子空了，心却被堵住了。我看着普珍，她扎着麻利的长辫子，微微弯曲的背，端着空空的盘子走向回收餐盘处。餐盘回收处油腻腻地摆了一堆盘子，剩饭剩菜七零八落的散着，像被遗弃的尸体。我一抬头，看见普珍放好了盘子朝走过来，亲热的把我的手一挽，像是要领着我回宿舍。
“天太热了，手上都是汗，不挽了吧。”说着，我把她的手从我手臂上拉了下来。
二
普珍的英语不好。
也许是因为藏语的发音和英语相去甚远，加上她从前又一直在西藏念书，因此她讲英语，我几乎一个单词也听不清。不过，这并不妨碍她学英语。没有早课的清晨，寝室里都会听到普珍的读书声。“wery......wery good”她念得很费劲。“wery？wery是个什么单词？”我暗自思忖：“very good？”又听，“湾、土、撕瑞......”这声音像是从她牙缝里挤出来的一样，那些本该连续的音节，被她的舌头切割得断断续续。“湾、土、撕瑞……”她又重复一遍。我还是不明白。
为了一探究竟，我走到她旁边扯了扯她的耳机，她猛然抬头望我：“你干嘛？”其实我已经看到了，她面前的英文书上写的“one、two、three……”啊！她念的英文数字！我恍然大悟，又不禁暗暗嘲笑两声。“没事没事，我就看看你干嘛呢。”我回应着。只见她又埋下了头，插上耳机。
“wery good……”她还在读。
英语课她和我恰好被分到一个小组，这让我又有机会学习听懂她的口语了。小组的同学围坐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英语展示的主题、大纲、研究方法……当然，在这个“热烈地讨论”中，普珍是个例外，她一言不发坐在我旁边，那根长长的辫子听话地耷拉在她的肩上。一阵争论后，我们终于敲定了主题和大致内容。
“让我来做幻灯片吧！”一旁的普珍突然开口，还真吓了我一跳。
“做幻灯片？你一个人做我们全部的？”
“我英语不好，也帮不上什么忙，不想拖大家后腿，你们就让我多做点幻灯片吧！”她说话之间，已经开始选幻灯片的制作模板了。
“模板我全都发群里，你们慢慢选，调好了给我做就行了。”也不等我们回答，她就又自己说下去。她的脸蛋被屏幕映得亮亮的，食指在手机上划来划去。
“行吧，那就你做了。”大家一致赞同。
她振奋地点点头，那根辫子欢快地抖动了两下。
三
我和另一位室友策划良久，终于准备去西藏了。普珍知道后，兴奋得不行。我们临走的前几天，她还微信叮嘱我们要买点红景天提前吃，最好是买胶囊方便攜带。
进高原的绿皮火车隆隆地发动，在车上一路收到她的消息：来的前两天头发再油也不要洗澡、在火车上也要记得吃红景天、走路的时候慢一点、过唐古拉山时最好就躺在床上不要动……在去之前普珍都重复好多遍了，我还能不记得么？
在拉萨看的第一个景点就是大昭寺。一大早，大昭寺周围就围满了人，原本以为是游客，仔细一瞧才发现大都是藏民，他们脸上顶着两团“高原红”，女人大都梳着长长的辫子。走到大昭寺跟前，“扑通”就是一跪，“咚”就是一磕头。这可不是普通的磕头，而是标准的五体投地。有些人还自己带了垫子，一只手下面放一个小小的薄板，磕头的时候整个身体利用薄板与地面的摩擦，顺势匍匐到地上。接着又拱起身子，重新站起来，双手合十，再一次下跪。太阳升起来，藏民们此起彼伏的身体引人注目，橘色的光给脸上两团高原红增了点色。
我进了大昭寺，而后又去了布达拉宫，再出来，已是傍晚。再次经过大昭寺门口，依旧是围了一圈的磕长头的人，也许已经换了一波，也许这里面还有我早上看见的人。在我的目光所及处，他们口中念念有词，仍旧重复着动作：起身、跪下、匍匐、起身……夕阳斜照，照着被磨得光滑的薄板，照着欢愉的抖动着的辫子，照着那些虔诚、满足而又幸福的脸蛋，照着我那颗被涂成了橘色的心。
有人说，布达拉宫里的黄金，可以抵得上整个上海城。那天我们进藏家民俗村，一位藏民揭开了这个谜底：布达拉宫里的许多黄金，都是藏民一点一点寄存然后捐献的。
“为什么放着值钱的黄金不用，却要送到布达拉宫去？”我们同团的一位老者不解地问。
“因为在藏民心中，黄金不是财富，而是信仰。就像我们牧区藏民养牦牛一样，不是为了卖钱，而是因为那牦牛是祖祖辈辈、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我们得延续下去。”
如今，我同普珍一起吃饭时，她早已忽视了我装着剩饭的餐盘，我也习惯了她总是空空如也的饭碗。每天清晨，我还是能听到她在努力地念“wery good”，那已经成了我的背景音乐。只是每当我看到她那根长长的辫子，或是精神地竖直下垂，或是耷拉地蜷缩在肩上，总会想起那天清晨，围满了大昭寺磕长头的藏民，女人们的辫子上上下下地在橘光下跳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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