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最后之觉悟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吾人最后之觉悟

陈独秀

人之生也必有死,固非为死而生,亦未可漠然断之曰为生而生。人之动作,必有其的,其生也亦然。洞明此的,斯真吾人最后之觉悟也。世界一切哲学、宗教,皆缘欲达此觉悟而起。兹之所论,非其伦也。兹所谓最后之觉悟者,吾人生聚于世界之一隅,历数千年,至于今日,国力文明,果居何等·易词言之,即盱衡①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也·故于发论之先,申立言之旨,为读者珍重告焉。吾华国于亚洲之东,为世界古国之一,开化日久,环吾境者皆小蛮夷。闭户自大之局成,而一切学术、政教悉自为风气,不知其他。魏、晋以还,象教②流入,朝野士夫,略开异见。然印土自己不振,且其说为出世之宗,故未能使华民根本丕变③,资生事之所需也。其足使吾人生活状态变迁而日趋觉悟之途者,其欧化之输入乎·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数百年来,吾国扰攘不安之象,其由此两种文化相触接、相冲突者,盖十居八九。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惟吾人惰性过强,旋觉旋迷,甚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至于今日。综计过境,略分七期:第一期在有明之中叶,西教、西器初入中国,知之者乃极少数之人,亦复惊为“河汉”④,信之者惟徐光启一人而已。第二期在清之初世,火器、历法见纳于清帝,朝野旧儒,群起非之,是为中国新旧相争之始。第三期在清之中世鸦片战争以还,西洋武力,震惊中土,情见势绌,互市局成。曾、李当国,相继提倡西洋制、械练兵之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当时所争者,在朝则为铁路非铁路问题,在野则为地圆地动、地非圆不动问题。今之童稚皆可解决者,而当时之顽固士大夫,奋笔鼓舌,哓哓⑤不已,咸以息邪说、正人心之圣贤自命。其睡眠无知之状态,当世必觉其可恶,后世只觉其可怜!第四期在清之末季甲午之役,军破国削,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稍有知识者,多承认富强之策,虽圣人所不废。康、梁诸人,乘时进以变法之说,耸动国人。守旧党尼之,遂有戊戌之变。沉梦复酣,暗云满布,守旧之见,趋于极端,遂积成庚子之役。虽国几不国,而旧势力顿失凭依,新思想渐拓领土,遂由行政制度问题,一折而入政治根本问题。第五期在民国初元甲午以还,新旧之所争论,康梁之所提倡,皆不越行政制度良否问题之范围,而于政治根本问题去之尚远。当世所诧为新奇者,其实至为肤浅。顽固党当国,并此肤浅者而亦抑之,遂激动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进而为民主共和、君主立宪之讨论。辛亥之役,共和告成,昔日仇视新政之君臣,欲求高坐庙堂、从容变法而不可得矣。第六期则今兹之战役也。三年以来,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自经此次之实验,国中贤者,宝爱共和之心,因以勃发;厌弃专制之心,因以明确。吾人拜赐于执政,可谓没齿不忘者矣。然自今以往,共和国体果能巩固无虞乎·立宪政治果能施行无阻乎·以予观之,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谓之第七期民国宪法实行时代。今兹之役,可谓为新旧思潮之大激战。浅见者咸以吾人最后之觉悟期之,而不知尚难实现也。何以言之·今之所谓共和、所谓立宪者,乃少数政党之主张,多数国民不见有若何切身利害之感而有所取舍也。盖多数人之觉悟,少数人可为先导,而不可为代庖。共和立宪之大业,少数人可主张,而未可实现。人类进化恒有轨辙可寻,故予于今兹之战役,固不容怀悲观而取卑劣之消极态度,复不敢怀乐观而谓可踌躇满志也。故吾曰:此等政治根本解决问题,不得不待诸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此觉悟维何·请为我青年国民珍重陈之。(一) 政治的觉悟 吾国专制日久,惟官令是从。人民除纳税、诉讼外,与政府无交涉。国家何物,政治何事,所不知也,积成今日国家危殆之势。而一般商民,犹以为干预政治,非分内之事。国政变迁,悉委诸政府及党人之手。自身取中立态度,若观对岸之火,不知国家为人民公产,人类为政治动物。斯言也,欧美国民多知之,此其所以莫敢侮之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一步。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决择政体良否问题。古今万国,政体不齐,治乱各别。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吾国既不克闭关自守,即万无越此轨道、逆此潮流之理。进化公例,适者生存。凡不能应四周情况之需求而自处于适宜之境者,当然不免于灭亡。日之与韩,殷鉴不远。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二步。所谓立宪政体,所谓国民政治,果能实现与否,纯然以多数国民能否对于政治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为唯一根本之条件。自居于主人的、主动的地位,则应自进而建设政府,自立法度而自服从之,自定权利而自尊重之。倘立宪政治之主动地位属于政府,而不属于人民,不独宪法乃一纸空文,无永久厉行之保障。且宪法上之自由权利,人民将视为不足重轻之物,而不以生命拥护之,则立宪政治之精神已完全丧失矣。是以立宪政治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多数国民之自动,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贤人政治,其卑屈陋劣,与奴隶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无以异也。古之人希冀圣君贤相施行仁政,今之人希冀伟人大老建设共和宪政,其卑屈陋劣,亦无以异也。夫伟人大老,亦国民一分子,其欲建设共和宪政,岂吾之所否拒·第以共和、宪政,非政府所能赐予,非一党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伟人大老所能负之而趋。共和、立宪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自觉与自动,皆伪共和也、伪立宪也,政治之装饰品也,与欧美各国之共和、立宪绝非一物。以其于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无变更,与多数国民之利害休戚无切身之观感也。是为吾人政治的觉悟之第三步。(二) 伦理的觉悟 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儒者三纲之说,为吾伦理政治之大原,共贯同条,莫可偏废。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乃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与阶级制度极端相反。此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也。吾人果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余,焉有并行之余地·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原载1916年2月15日《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

〔注释〕 ①盱(xū)衡:观察;纵观。 ②象教:佛教。 ③丕变:大变。 ④河汉:银河。比喻言论迂阔,不切实际。语出《庄子·逍遥游》。一个叫肩吾的人,向一个叫连叔的人请教说:“吾闻言于接舆,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 ⑤哓哓(xiāo):吵嚷;唠叨。〔鉴赏〕 文章的宗旨是倡导思想启蒙,批判传统纲常名教与封建等级制度,要求在思想文化上进行一次彻底的革命。陈独秀梳理了外来文化传入中国以来的过程。一次是古代,为佛教的传入;一次是近代,为西方文化(“欧化”)的输入。佛教的传入,没有使国民心态发生根本的变化,而欧洲文化与中华固有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所以两种文化相接触、相冲突,势必酿成“吾国扰攘不安之象”,但是“凡经一次冲突,国民即受一次觉悟”。陈独秀分七期来讲自明代中叶开始中西文化“冲突”所引起的“觉悟”。一、二期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把基督教传入中国。随同一起进来的,主要是天文历法与大炮。此时冲突已有,但范围较小。三期自鸦片战争始,人们见识了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的奇妙,觉悟到要学习西方的军事工业、制造业与科学技术,“于是洋务、西学之名词,发现于朝野”。四期为甲午战争后,泱泱大国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举国上中社会,大梦初觉”。北洋海军全体覆没,人们认识到“欧化”还有根本的东西。于是有政治制度的改良,戊戌变法应运而生。变法失败了,“觉悟”还在持续,废科举、兴学校、办实业等思想盛行于世。五期让一部分优秀国民“渐生政治根本问题之觉悟”,结果是辛亥革命的发生,神州大地首次不见君主专制,共和体制出现。六期是民国之后数年间,“吾人于共和国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七期的现况是,“犹待吾人最后之觉悟”的“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作出上述梳理后,陈独秀以为,“吾人最后之觉悟”的时刻到来了。必须发动一场思想文化上的革命,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制度及其学说(“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来否定封建的等级制与纲常名教(“纲常阶级制”)。要理解这一点,应当联系民初中国的状况来考量。皇帝被驱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历史不再反复重演那种改朝换代的把戏,辛亥革命迸射出耀眼的光芒。但是政治制度的鼎革,却没有终结新与旧的冲突,帝制余孽、封建遗老出于政治上的需求,把文化上尊孔复古当作政治上复辟“纲常阶级制”的桥头堡。资产阶级革命派缔造了民国的基础,袁世凯却得到了民国的名器。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尊孔团体,是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重要社会基础之一。袁世凯为做洪宪皇帝,不遗余力地支持文化上尊孔复古的活动,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口号风靡神州大地的缘由。也如孙中山《讨袁檄文》中所说:“卒以非法攘攫正式总统,而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吴虞一语点明了尊孔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内在关联:“君主不假儒教之力,则其位不固。故洪宪建元之皇帝,而首制祭天祀孔之大典;儒孔教与君主,盖相得而益彰者也。”(《康有为君臣之伦不可废驳议》)陈独秀发表此文是在1916年2月15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是在同年3月3日。陈独秀所说的,“吾人果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正是他对时局所作出的正确预判。为了不让“绝不可能”局面的出现,陈独秀疾呼,“伦理的觉悟”是“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是进行“新旧思潮大激战”的先决条件。细绎陈独秀“伦理”一词,不难知晓,决非单纯思想上的内涵。它包括了“三纲”、“阶级制度”、“名教”、“礼教”、“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等,也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及维护此种制度的意识形态。陈独秀很清楚,几千年旧体制所留下的文化心态,如同一块板结了的土壤,使共和制难以把自己的根须扎进社会的深处。与“吾伦理政治”告别,而代之“以自由、平等、独立之说为大原”的“近世西洋之道德政治”,就是当务之急。因为后者与“纲常阶级制”相反,为“东西文明之一大分水岭”。陈独秀说的“新旧思潮大激战”,实质上是西方近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决战。因“欧化”引起的“觉悟”,从有形的船坚炮利、声光化电,中经政治制度,再到无形有思想文化,这才算是到了最后的、根本性的“觉悟”了。新文化运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就毋庸置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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