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城市，消灭土地，不可逆转。土地，又埋葬城市，且更为彻底——所谓的终极记忆。记忆每一次开拓，又都“在旧的地方向纵深层挖掘”，灵魂也便有了寄托，人也不再只剩下稻草做的皮囊。
梭罗和陶渊明，分别从两个不同文化的极出发，将土地崇拜，演绎为不同版本的“田园诗意”。陶渊明傍南山种豆，依东篱采菊。受不了市声喧嚣，就把平生托付给豆菊、烟露、墟烟、月色。那些名词啊，生长在“土地”之上。
大约在三十岁前后，杜甫开始关注陶渊明。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秋冬来临之前，诗人回到洛阳东北偃师故地首阳山下，凿土造房。“小子筑室，首阳之下”。这是有文献支持的杜甫第一次造屋。诗人说：“巳公茅屋下，可以赋新诗。”诗人自说自话，即便真住的是一孔“窑洞”，不过换了面具的“茅屋”。
杜甫在首阳造山居，“家”第一次被抽象并固定——“茅屋”，及其衍生的诗意由此一发不可收拾：离家——漂流——回家——造茅屋——再离——再漂——再回——再造——以致反复。仿佛陷入某个宿命的怪圈，满溢审美的变数。
2
诗人在下杜有了名义上的家，是天宝十一年（752年）左右的事情。
杜甫和李白，在天寶三年（744年）的夏天相遇，在秋天稍晚的时候，携手畅游梁宋，在下一个春天再遇于鲁，然后分手。重逢又等秋至。之后的寒意，暗示了诀别。
告别李白，杜甫再次赶往京兆，从此迈上漫漫功名路：天宝六年（747年）参加制举，天宝九年（750年）敬献《雕赋》，天宝十年（751年）敬献《三大礼赋》，天宝十三年（754年）敬献《封西岳赋》。再次的科举，仍然以失败告终。原因与奸相李林甫有关——瞒上欺下，竟然没有一个考生获得通过？！第一次献赋，并无结果。第二次，有了转机。也不知《三大礼赋》生僻的典故，建筑起来的仪式感打动了最高统治者，还是什么原因，总之皇帝给了特例，让他去集贤院，参加由有关部门组织、名流们观摩、杜甫一个人的考试。考试当然通过了，得到的最终任命却是吏部待选，且无任何待选年限的承诺。尤为可悲的，杜甫第三次向皇帝陈情《封西岳赋》，估计被径直扔进了垃圾堆。
终于回到秋天，回到一场无边无际的雨水。
从天宝十三年（754年）秋天开始。雨水拉长了诗人的等待。“秋来未曾见白日，泥污后土何时干？”等待那么的无助。“城中斗米换衾禂，相许宁论两相直？”没完没了的秋雨，居高不下的粮价。下杜与城南，洛阳与长安，河南与河北，似乎都在闹饥荒。当又一个秋冬来临时，一纸来自礼部的任命，加剧了诗人的悲观。“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任命早就期待的，河西县尉也有品有禄。怎又不上心？不要就不要了，为何随即又接受了几乎末品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矛盾，也意味着否定。诗人一直在自我否定。一头挂功名，一边生退意。希望有多大，失望也就有多大。朝两个方向用力，忧伤持续放大。接下来，一场更为旷世的黑暗，向我们的诗人，向整个盛唐合围过来，仿佛漫天大幕。
3
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成就了唐朝最为伟大的预言家。杜甫以先知先觉的巨大悲悯，预言了一场人祸的来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走在长安到奉先的路上，诗人一步三嗟。遗憾的是，京兆华清宫里的豪门贵族，听不到诗人的呐喊——虚浮的声色，掩盖了帝国的假象。
安禄山和史思明，造了王朝的反。战乱持续了八年，拖垮了王朝的家底。八年之间，诗人先沦陷于叛军阵营，好容易逃将出来，去行在任了个小言官——左拾遗。读书人较真，就尽职尽责给皇帝提意见。谁知皇帝搞个左拾遗的岗位，只为摆姿态。加上贵族之间的政治角力，杜甫终又被朝廷所弃，先贬华州司功参军，后亡秦州、同谷和蜀地。
史实和诗意，到了唐诗时代，因为杜甫，也因为“安史之乱”，产生了交集。伟大的“诗史”并没有消除我们的困惑——是诗人的日常叙事记录了“安史之乱”，还是“安史之乱”成就了“诗圣”的风骨？杜甫以悲悯之心阅世，以诗为史，抒写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性，俨然唐诗一大风景。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叹息非嘘声，一泣泣人肠，再泣泣人血。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读书人，手无寸铁。心忧即情怀。有赤诚，报国就够了。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选择律诗，挑剔平仄、节奏、韵脚和对仗，因为最契合诗人内心的行为尺度——巨大的心理落差，上升为高规格的审美仪式——众目之下，把美隆重地撕给你看，撕得揪心裂肺，看得惊心动魄。
杜甫在任何境界，仍能对四周欣赏，保持对生活的警惕和敏感，不仅出于审美的自觉，更应成为毕生的坚持。做不到，因为你不是真正的歌者。
4
杜甫和李白，仿佛一个天上，一个地上。天上的李白，如断线的风筝，放出去，任由风行，哪还能拽得住？拽得住，就不叫风筝，叫驴。地上的杜甫，四下惶恐奔命，憨倔瑟缩，真如一头病驴。驴有驴的理想，风筝般的飘然，既不可学，来点诗意总可以吧。就像乾元元年（758年）开始的两个夏秋的辗转，就不曾放下诗意。这一点，与李白大体又是契合的——他们的诗意，无一例外地朝着与庙堂相反的方向生长——说逃离亦对。区别在于逃离的节奏感——“奔流到海不复回”式的决绝，与“惆怅恐是病乘黄”式的踯躅。
秋天来临的时候，诗人已在离长安有一段距离的华州任上。是被放逐的。随后他放弃了官职。我们在《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一诗中，意外地看到了诗人对于官场事务的大堆牢骚。传记家普遍认为杜甫弃官，因为华州饥荒。成天被无用事务纠缠，厌恶超过极限，或为深层次原因。诗人举家寄居几百里外的秦州。一个半月，诗人乡愁意绪忽然蓬勃。“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自闻茅屋趣，只想竹林眠。”诗人甚至多次提到茅屋，似乎在拿捏要不要长久地住下来，做一个亦耕亦读的半闲人。
“平生独往愿，惆怅年半百。罢官亦由人，何事拘行役？”解除官场行役的杜甫，继续赶往同谷——一个理想人居的乡村。很遗憾，美丽的同谷，连谋一个容膝的所在也成为奢侈。诗人没有把才情，付诸幽美的乡村景色，日常的困惑，倒成了僵持不下的理由。也许极度贫困所致。“食蕨不愿馀，茅茨眼中见。”有蕨可采，有茅屋容身，多好。一路奔波劳顿的诗人杜甫，如此惆怅——那行色匆匆，若即若离的茅屋，何时才能将自己，妥妥地安放？
5
乾元三年（760年）的冬春之交，杜甫流离成都，寄居草堂古寺。唐朝成都的冬天，并不像今天这样阴冷和干燥，冬与春的交接，温柔，模糊，生机欲动。桤叶还没落尽，芽已窜尖。暑夏就要来临。杜甫一家得赶在雨季之前搬迁新居。规划的草堂，虽然也尊崇一贯的诗意，但不是现成的购置，而是以书生的朴素方式——写诗，向朋友们索要竹木建材，以及用以绿化的花草和树苗，然后亲手建造。
有好事的后世研究者，列出了杜甫的讨要清单：向王十五要启动资金，“忧我营茅栋，携钱过野桥。”向萧实要桃，“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向韦续要绵竹，“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向何邕要桤，“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向韦班要松，“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欲存老盖千年意，为觅霜根数寸栽。”向徐卿要花果，“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
有人说杜甫不劳而获。而我恰恰看到纯真。小区里常见有小孩子围着大人唱歌背诗，唱一首歌，背一首诗，大人就给颗奶糖。我们并不认为小孩子有失体面，他们唱歌背诗，作为一种可以计算和交换的价值，与大人们分享快乐。杜甫写诗索要物什，建造了诗意的茅屋。近似流水账一样的诗歌告诉我们，诗人的草堂，搭的百家木，种的百家苗，盖的百家草，从来不曾以个人的私宅自居。
杜甫懂得以桤木造梦的。穷困潦倒的春天，诗人植桤于草堂，三年不到，育荫十亩。桤，不一定为浣花溪的美景润色三分，但一定会为草堂的安然充实十分。
草堂之于杜甫，就像春天之于唐朝——真的已经久违！浣花溪畔，诗意终于可以尽随心意流淌。赶在夏天来临之前，草堂落成了。“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茅的猎猎飞舞，桤的大呼小叫，令人鼓舞。笼竹与烟霞对饮，燕语并乌啼满天。喝彩吧，只为茅屋的绵厚、踏实，接地气。那诞生于大地之上的安居！
可以長舒一口气了……
陶渊明的桃源，在世外。杜甫的桃源，分明就在眼下——所有可以预见的，便是春天的——诗意和温暖。
6
草堂是杜甫在成都的唯一日常栖居。也许绝对了。除了成都，诗人还到过阆州、绵州、汉州、梓州。辗转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为一家老小，四处求食。当然与之前的官务不同，委身依附裴冕、严武、章彝，不过做幕僚文差。暂时远离战乱，只是心情好起来的原因之一。需要提到的是，他明显地感到离开官场之后，内心有了前所未有的快感。他累了，需要栖息，仿佛一只疲惫的鸟。这个时候，草堂的存在，比谋取一个有稳定收入的职位要重要。
因为远离尘嚣，杜甫在成都的生活，以草堂为圆心。
曾经的士大夫，如今的村夫野老，其间距离，怕不止政治上的大失意，生活上的大落差，地理上的大腾挪，生理上的大变化，更有精神上的大解脱、大回归。
草堂的田园生活，大体接近陶渊明的“隐”。
“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此诗作于上元元年（760年）。杜甫以“诗”“酒”行乐，似陶渊明。
“只作披衣惯，常从漉酒生。眼边无俗物，多病也身轻。”葛巾素衣，大碗漉酒，就绵竹，就篱菊，就江畔芙蓉桃李，就烟村细麦轻花。满目的生机，哪有什么俗物，就连桤也登得大雅之堂。他是彭泽县令，还是工部员外郎？是五柳先生，还是草堂村夫？声线一致的异腔同调，大面积重叠的底色和轮廓，谁又能分得清？
杜甫在浣花溪草堂，住了不到四年，却留下颇多田园诗。陶潜抒写别样的生活，有自说自话的嫌疑。王维更像流淌的画面，想象的成分多一些。杜甫跟他们都不一样。一是写实，传递的信息比较靠谱;二是情绪化，高兴是真高兴，哭鼻子是真哭鼻子，像个老小孩，不做作。
面对成都的春天，笔头一下有了表达的冲动。离开长安已有多年，诗人第一次对春天如此着迷。战乱的间隙，偷得一缕春光，且把春光，放大，拉长，让我们觉得唐朝的成都，似乎一直沐浴于明媚，还不觉夸张。那些风物啊，成了诗人疗伤治病的灵丹妙药，生理的，心理的，外敷内服，俨然诗人自我放逐、自我救赎的精神符号。一千二百多年前的春天，正在面朝我们走来，随后紧跟堂燕、春风、喜雨、浅红……春风唤醒的名词，蠢蠢欲动的名词，掀开料峭，动感十足，呼之欲出——它们见风就长，摇身一变——翠柳间一上一下，黄四娘家千朵万朵热闹着的，是动词吗？那为什么我又被它们的色彩诱惑，被它们的状态煽动，被它们的气息鼓荡？它们会不会就是近处的万里桥，不远处的江村，更远处西岭雪山的形容词呢？
7
宝应元年（762年）的夏天到次年的初春，王朝的太上皇和皇帝接连死去，新的孙皇帝登基，安史之乱的最后一个恶人史朝义自尽，河南河北光复。当春意快要溢满整个盆地的时候，诗人听到了这一惊天喜讯，并以即兴的审美回应：“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漂泊西南期间，多次提到故乡，又多未明确具体所指，想来诗里的“故乡”不是讲记忆模糊的出生地，而带有某种冥冥之中的情感寄托。让我们一起以青春的名义随诗人还乡吧。一首七律，四联八行，得意的韵与流水对，喜极而泣与语无伦次——回乡的节奏有些乱，情绪有些失控，止不住的快感和喜气，纷至沓来。诗人写这首诗的时候，正寓居梓州，为避一场意料之外的小叛乱。已愈半百，还拖着病体。和平的暗示，是最好的自我疗治。大碗纵酒，大声放歌。青春不止属于梓州的三月。
“世乱郁郁久为客，路难悠悠常傍人。”杜甫在梓州寄人篱下，可能住的也是草堂，但生活在别处。
杜甫并没有按照计划，向东，向北，然后向西……所谓的返乡节奏，只为抒写稍纵即逝的人生快意。抑郁太久，不吐不快——故乡从来没有这一次切近，一闪而过，过了就过了——杜甫式的还乡，过程永远比结果重要。
广德元年（763年），好友严武回京，推荐杜甫谋到 “京兆功曹”，一个比之前的左拾遗和司功参军要高出二阶的官，显然是升迁了，但是诗人并没有着手买舟东去和北上，奔赴长安接受这个炙手可热的京城职位。第二年的春天，严武再次入主两川（东川西川节度使），诗人一家也回到了成都的草堂，随后在严武的幕府担任了检校工部员外郎。
诗人心里时常牵挂的，还是浣花溪的“草堂”。事实上，重归草堂，诗人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对自己接受幕府职位不满反思：“白头趋幕府，深觉负平生。”还有努力地自我克制，于田园耕耘中寻求平衡和慰藉。为牵挂的四松纪事，“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缠”。令人担忧的四棵小松啊，它们能逃过蔓草的纠缠么？“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敏感诗人的内心，窄逼，多疑，碰上倾诉的对象，也会情不自禁地向外扩展，充盈，成为大酒窖，正面的，负面的，都能酿出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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浣花溪不是“世外桃源”，草堂也并不是什么“东方伊甸园”。杜甫的好日子在广德二年（764年）的秋天到头了——他的茅屋被秋风所破。
失去了蜀中最后一个朋友严武的庇护和资助，连谋生的饭碗也成了问题。至少五种疾病缠身，并有加重倾向。身体每况愈下。茅屋破败不堪。
当然，这些都不能成为杜甫在那个秋天哭天抢地的理由。忧愤才是最重要的。忧国与忧民：“国步犹艰难，兵革未衰息。”“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间行路难。”离开官场，又寄人篱下。对幕僚的帮闲生活失去了最后的兴趣：“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
在这个令诗人极度不安的节骨眼下，他的情绪需要找到发泄口。
那是一场验证一个人对悲剧承受极限的狂风。不，应该是龙卷风——悲愤交加的龙卷风——怒号着，呼喊着，裹云携雨，翻林拔树——它卷走了整整三重茅草！一重给茅屋落成的春天。茅草簇新，桤木柱头和檩椽簇新，泥墙簇新。一重留给又一个春天。春天合上春天，看上去有了踏实的厚度。一重留给刚刚过去的春天，以及夏的暴雨，秋的狂风，冬的霜雪。哪一样都不测，除了再添一重茅草，还能选择什么？
不测终究还是来临了。底线被彻底掀翻。
风，要刮便刮;雨，要泼便泼！
唯有诅咒罢了！
是谁，在风雨之间，安如泰山？又是谁，独对千疮百孔的茅屋呐喊——“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他是在怨天尤人，哭穷，还是在唱时代的反调？
讀杜甫的诗，走近一个旧式士大夫的日常，我们业已麻木的心肠，开始有了触角，能感知到那个时代的飘摇，以及一大群人的冷暖悲欢。至于个体的出身、地位的差异，并不阻碍彼此的共鸣基础。我们无视当下和身边，对于一切的习惯和经验漠然，栖居便缺少诚恳和善意。有一种力量叫真与善。时间检验的，是诗人能否常怀一颗素念，良知和冲动随时触发，一辈子不忘初心。就像杜甫式的抒写——一个中产或者小资阶级的自我救赎。
“人并不是通过耕耘建房，呆在青天之下大地之上而居的，人只有当他已经在诗意地接受尺规的意义上安居，他才能够从事耕耘建房这种意义的建筑。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德国·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草堂，不只是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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