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静波《上海阿娘》散文鉴赏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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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族的长河里溯源而上。

母亲系中,模糊不清的人流里,一位端庄秀美、体态丰腴的妇人,正含笑向我招手。“阿娘——”我张开双臂,扑向她的怀抱,她却化成一朵浪花,随波而去。岸边的我泪流满面。

“阿娘”是方言“奶奶”的叫法。我唤“阿娘”的,除了奶奶,还有两个外婆。为何我有两个外婆,且以“阿娘”相称?少时不甚了了,成年后才明白其中的辛酸。这曾是母亲家族,包括我在内的家庭成员,一直避讳的话题。

“阿娘”之一叫陈阿英,民国十四年(1925年)出生于浙东鄞奉平原柱石村。她有三个兄弟,一个姐姐。一条剡溪从村边蜿蜒流过,流向东海。当年的旧居,后门见山,遍植桃树。我曾几次爬到山上,想像少女的陈阿英是否曾倚靠着桃树,面对眼前的剡溪,眺望甬山,怀揣着一个桃花般的美梦。

一场突如其来的婚姻改写了她的人生。

先是,一顶花轿将她的姐姐陈根凤吹吹打打抬到数里远的蒋葭浦村。这是一桩令人们羡慕的婚姻,新郎蒋能铭,名兴祥,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江口镇一带小有名气的富商。他在镇上开一家“蒋正康南货店”,店号取“正宗健康”之义。店面三开间,楼上住人,一楼销售和生产拜岁饼、麻饼、结饼、状元糕等各种糕饼、糖果,有糕饼师傅、店员等三四十人。方圆几十里,小至拜岁、送礼,大至婚丧嫁娶、建房上梁,“蒋正康南货店”都是人们的首选。如今七十岁以上的江口人,几乎无人不知蒋老板和他的南货店。隔着七十多年时光的河流,我着实难以知晓富裕的男方如何会与普通的农家女结亲。婚后多年,夫妻虽然和睦,但陈根凤一直无出。有一年,陈根凤身患伤寒,奄奄一息。她母亲疼惜之余,想到若女儿撒手而去,女婿定要再娶,万贯家财必将旁落,便主动向能铭建议:看来我家根凤命薄,没福伴你到老,若你喜欢我家阿英,就娶她吧。

彼时,阿英16岁,容貌出众,小姐姐根凤11岁,颇获已35岁的蒋能铭欢心。

很快,蒋家的花轿再次降临柱石陈家。大家都没想到的是,陈阿英婚后,姐姐陈根凤的病,竟慢慢痊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蒋家前辈向有纳侧室前例,且新妇又是亲妹,陈根凤自然无话可说。一年后,陈阿英抱着襁褓中的儿子,上甬山躲避日本鬼子,冷饿交加致断乳,眼睁睁看着襁褓中的幼儿饿死在自己怀中。之后,陈阿英又相继产下三个女儿——香蜜、小蜜(幺折)、乖蜜,最小的乖蜜即是我母亲。多少年后,因陈阿英、陈根凤居地不同,我分别叫她们为上海阿娘、后竺阿娘。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也许,这阿娘的称呼能给她们带去些许安慰吧。

2

1950年春,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规定实行一夫一妻制。当其他有两房妻室的家庭在为谁去谁留伤脑筋甚至大动干戈时,陈阿英却主动提出与外公离婚,去上海投奔她的弟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们江口一带,有不少吃苦耐劳、头脑活络的年轻人喜欢去上海十里洋场讨生活,男的做工、做裁缝,女的做娘姨。至今,许多人家都有上海的亲戚。陈阿英的母亲声声叮嘱陈阿英,到了上海,看到好的人家,就嫁了吧。26岁的陈阿英,携一只仅容几件替换衣服的包袱,拒带外公为她准备的一切钱财,泪别年幼的姨妈和母亲,从剡江乘船至宁波,再在宁波江北外滩乘轮船渡海,在一位已在上海定居的好心乡人的陪伴下,登上了黄浦江十六铺码头,从此成了一位上海人。

少不更事的母亲,听说自己的妈要去上海,便高兴地拍着手说,姆妈,新新袄袄带点儿来噢!上海阿娘含泪点头。此话真的成了母女间一辈子的约定,以后上海阿娘持续不断地为我姨妈、母亲及她们的孩子们买衣送鞋,终其一生。当我也成为母亲后,我实在不敢想象这样离别的场景,上海阿娘的心一定在滴血。当年,一个大字不识的乡下女子,需要多大的勇气,才会抛家弃女,远走他乡谋生?

此后,养育我姨妈和母亲的责任,自然落到后竺阿娘的肩上。天生一副菩萨心肠的后竺阿娘,将孩子们视如己出,慈爱有加,无论她们有何愿望,只要能办到,总是尽量满足迁就。加上家庭富裕,生活无忧,姨妈和母亲的成长是快乐的,促使她们养成了阳光、执拗、无拘无束的个性。母亲说,她小时候身边围绕着许多小伙伴,她常叫小伙伴在店门外等着,自己到南货店偷些糕饼或糖果出来,混了个好人缘。而打扮时尚、年轻漂亮的姨妈,更是江口的“名媛”,是众多小伙子的梦中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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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阿娘在江口时,外公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从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到倒马桶、痰盂,家务活都有人包揽。到上海后,由小舅公介绍做娘姨。从一个被人服侍的老板娘成为服侍别人的娘姨,落差之大岂是一般女子所能承受?好在上海阿娘本是农家女出身,刚强开朗,手脚利落,年轻力壮,颇得主人家喜爱。

几年后,上海阿娘结束了娘姨生活,到里弄办的工厂织毛巾、做手套、骑三轮车运货,同时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一间仅容得下一张床一张桌的亭子間。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去过她居住的成都北路7弄56号。这是一处三户人家合住的二层楼房。一楼狭长过道的右侧,并排安放三户人家的煤气灶、煤球炉及煤饼、引火柴等。一楼尽头和楼上各住一户人家。阿娘的家,是7平方米的亭子间,位于一楼大门左侧和楼梯弄的交接处,家中仅容得下小床、斗桌和木椅、小凳各一。阿娘将所有的空间都利用起来了。在楼梯下床的一侧置一张低矮的小桌,上面放饮料、小菜等物。再里面的低处放皮箱,床下有折叠小桌,取出来作餐桌用。虽然是蜗居,但阿娘已十分满足。艰辛的生活,丝毫没减少她的美丽,她依然是唇红齿白、明眸善睐的女子,以至于如今当我父亲回忆她的模样时,仍赞叹她:“到了六十岁,还面若桃花,肤如凝脂。”有的男人欣赏她的美丽,有的男人喜欢她的自强,但皆被她拒之门外。

我无法推知阿娘锁在心底里的真实心思,就如我无法推知当年外公离世时她为何都没回来与他见最后一面。我一遍遍呼唤已沉睡地下的阿娘,你的心里深藏着多少为后辈所难能体味、无法探测的辛酸啊!

4

12岁那年的暑假,父母将我和一大筐水蜜桃托人送到了上海。阿娘只留下了几只水蜜桃,将其余部分分送给亲朋好友。

阿娘孤独的生活,因为有我的进入而显得格外忙碌和兴奋,小菜丰盛,饮料、零食不断。吃饭时,她将大部分鱼肉搛到我的碗里,我若吃得少,还要遭骂。每天下午,她必从街道工厂溜出来偷偷看我一眼,买一支奶油棒冰,还带来一大杯红艳艳的果子露——事后我才得知,那是她厂里发给工人的防暑饮料,她自己一口也未曾喝过。晚上睡觉,她会抱一下我,自言自语道,波波囡啊,你怎么那么瘦小?我一定要将你养胖。当阿娘得知隔壁的女孩骂我“乡下人”,我吓得不敢出去玩时,她大为光火,马上拉着我,大着嗓门走进那户人家,对那个女孩的母亲说:“这里有几个是正宗的上海人,你们上代不也是从苏北来的吗?如果波波和你女儿站在一起,只要不说话,谁更像乡下人?”使得他们当场向我们道歉。阿娘握着拳头说:“这世上欺软怕硬的人多,只要有理,你不要去怕。”我觉得阿娘好强大,强大得像一座山。

血缘是奇妙的,我与上海阿娘即使好几年才见上一次面,在她面前,我也会耍无赖、哭鼻子,不管她是否大着嗓门佯装生气样,我从不怕她,知道她心里疼爱着我。小时候,那些让人羡慕的花裙子、羊毛衫、花头饰、万花筒、巧克力、大面包、奶糖、香皂和塑料文具盒等,哪一样不是她托人带到我们面前?当周围的小伙伴穿着粗布旧衣时,我却打扮得像小公主。可我无从知晓,那些东西背后的血汗钱阿娘是如何挣得,她自己又如何节俭。阿娘去世后,母亲带回的她的几件衣服,都是最普通的旧衣,唯一的电器是一只小收音机。犹记得,17岁那年初中毕业后的暑假,我在上海新华书店看中一套《歌德集》(上、下册)和《德国诗选》,见价格不菲,阿娘起先不买,我整日板脸不理她。第二天,她终于满足了我的愿望,而我趁机打劫,又买了几本学习用书。路上,她转道去静安寺,在佛前念念有词,求佛祖保佑我学有所进,健康成长。谁知那年一别,竟成永诀。如今,抚书追思,感慨自己学无所长,辜负了阿娘的期望。

阿娘向来有起早去公园散步的习惯,1987年初夏的一天,邻居见天大亮了阿娘的房门依然紧闭,敲门也毫无应答,怕有万一,将她的侄子叫来,破门而入,却见阿娘已驾鹤西去。那年,她才63岁。当从父亲的来信中得知这一切,是在一个月之后了。我在大学的寝室里痛哭不已,为她这一生只为别人而活却从不抱怨半句,为她生前尝尽孤独、死去万般寂寞。

那年暑假在上海,阿娘曾告诉过我,她死后,别把她和他们葬在一起。“他们”当然指外公和后竺阿娘。当时,后竺阿娘已病逝3年,与外公葬在一起。阿娘这一微小的心愿,却没有得到满足。年年清明,我望着三人的合茔,眼泪禁不住流淌。生前,阿娘是別人的陪衬,为了挣脱身上的枷锁,她付出了百倍的努力,没想到死后却依旧戴上那副枷锁,逃脱不了强加于她的符号。我也深知,此事也怨不得姨妈和母亲,百年后父母同穴的规矩谁也不敢去破除。可是,阿娘的心思又有谁去体察?阿娘留给我的是永远的负疚和疼痛。

每次从皮箱底翻出那件阿娘年轻时所穿的藏青毛葛料旗袍,我都心疼得要碎。三十多年的思念,顿时化作两行无声的清泪。就在今夜,请让我做一个长梦,梦见阿娘穿上这款旗袍,涉过那条奔腾不息的河流,款款向我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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