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古典文学研究之路

我从四岁开始学习古文，小时候喜欢背诵《三字经》《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中学时代喜欢看《语文学习》等杂志，也比较喜欢自然科学，后来由于身体原因学了文科，当时语文考试的成绩也还不错。大学考到南充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之后辗转到了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师范的学校教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章炳麟先生给这所学校题的校训：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功。

教书的时候萌生了读研究生的想法，所以就一边工作一边准备研究生考试。在备考的时候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关怀，他们主动提议让我少上课，让我安心准备考试。就备考科目而言，外语考试对我来说有难度，当时有个北大毕业的老师辅导我，老师说我的外语其实还不错，所以下了一番苦功后考到了北京。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时，我的专业是先秦至隋文学。毕业的时候大家各自选题目，有同学提议我选《左传》，我的导师余冠英先生也有此意。但我觉得《左传》问题较多，争论不休，作者是谁，是不是存在左丘明其人，都不太确定，不太好写。后来决定放弃《左传》改而研究《史记》。余冠英先生说《史记》是个大海，浩瀚无边，但是也可以研究。他还说，看《史记》最好不要看标点本，要先看线装书，读得很流畅之后再做研究。我刚开始读《史记》还是很费劲的，只能一遍一遍读，慢慢熟悉之后，才开始着手准备毕业论文。当时的设想是研究《史记》纪传体对我国小说发展的影响。余先生看到这个题目后对我说，中国的小说一开始就先写传记，写传主的生平事迹，这在外国很少见。其次心理描写很少，即使描写心理，也会通过动作或者某种语言体现出来，这些问题无论就《史记》还是后世小说而言，都值得探讨，所以研究《史记》对中国小说的影响，这个题目还是比较好的。当时我就在思考，西方人又是如何写人物传记的呢？我翻阅了普鲁塔克的《比较传记集》（又称《希腊罗马名人传》或《希腊罗马英豪列传》），他比司马迁要晚100多年。《比较传记集》各传中，作者的叙述语言比较多，人物语言很少，主要是独白。有少数名人传，如《泰西传》《塞多留传》等，甚至完全不记载人物对话。而《史记》各传里，对话特别多。对话可以很好地表现一个人的性格。篇幅较长的《淮阴侯列传》，人物语言占了大半篇幅，作者的叙述语言反而比较少。西方这种叙述方式和司马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普鲁塔克和司马迁在关于人物传记写作方面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促使我对《史记》纪传体的写作风格有了深入的思考，最终以此为论题完成了毕业论文。

说到读书，不得不提到我的老师余冠英先生，他对我的专业指导让我终身受用。余先生文章的特点是不喜欢过分的考证，对于闻一多先生的考证方法，他是有不同意见的。余先生觉得闻先生写文章的考证方法就像是扣扣子，但是如果有一颗扣子掉下来，逻辑上就对不上了。

余先生是朱自清先生的学生，我也算是朱先生的再传弟子了。关于朱先生的学术成就，我专门写了《朱自清古典文学研究述略》，我觉得写的还是很用心的。这篇文章赞扬了朱先生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朱先生用语义学的观点解释古代诗歌;二是朱先生的《李贺年谱》，考证了李贺系出大郑王之后。《旧唐书》《新唐书》都认为李贺系出郑王之后，但是唐代有两个郑王，一个是高祖从父郑孝王亮（又称大郑王），一个是高祖第十三祖郑王元懿（又称小郑王）。那么究竟是哪个郑王呢？自阎若璩以来，有很多人主张李贺是大郑王后人，但是都没有具体的证据。经过朱先生考证，无论新、旧《唐书》，凡属小郑王后，其传必举“郑王元懿”或“郑惠王元懿”“宗室郑王元懿”;然而对大郑王后追述世系，仅至大郑王之子某王而止，不提大郑王，或虽然提大郑王，但不说具体名字。两《唐书》的这个文例，一经朱先生揭示出来，李贺为大郑王之后就成了定谳。我的这篇文章在《文学遗产》发表，当时有关文章多在这上边发表，不过都是小体字作为资料介绍，但我的是大体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写得比较认真。后来上海古籍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相继转载过这篇文章。作为余先生的学生和朱先生的再传学生，我觉得我对他们总算有了交代。

朱先生最令我感动的就是他做学问的态度。朱先生长期生病，他的工资虽然很高，但家庭负担比较重，所以在照顾生活之外，他搞国学的时间很少。尽管如此，朱先生做学问的态度还是特别勤奋、老实的。他的文章读起来很舒服，可能与他是个散文家、诗人有关系。这一点和闻一多先生不同，闻一多先生性情刚直，像孟子。朱先生更像孔子，温文尔雅。从才气来说，朱先生赶不上闻先生。朱先生旧体诗也写得不错，散文写得也很好，但是我觉得最珍贵的还是先生做学问老老实实的态度。我反复读过他的文章《诗言志辨》，虽然开始感觉绕来绕去很不好读，但读到最后，发现先生的结论清晰明确，由此可见朱先生做学问扎实的功底和踏实的态度。他还有一篇文章讨论陶渊明年谱，写得也很不错。虽然朱先生现存材料不多，我们还是公认他是大家。

朱先生和余先生互相之间的称呼也很有趣，余冠英先生从来不叫朱先生叫“先生”，而是叫“兄”，是因为余先生的父亲和朱先生的父亲是朋友，后来回到清华后，他们两家住的地方又比较近，所以朱先生和余先生也一直称兄道弟。朱先生虽然比余先生年纪大，但还是称余先生“冠英兄”。古人称“兄”，不管年龄大小。

就老一辈先生的治学经验和我个人的读书体会来讲，做古典文学研究一定要知道如何读书，最好懂点考据学。我读书的时候，余先生就告诫我们，一定要多读线装书。范宁先生有一次说，搞研究首先一定要识字，把字搞清楚，才能写出好文章。闻一多先生也說过，发明一个古代文字的意义，相当于天文学家发现一颗行星的意义。他的《伏羲考》，我看了三遍之后才看懂。闻先生另一篇文章《七十二》，名字有点怪，文章主要考证了“七十”和“七十二”的来源，考据工夫相当扎实。我们原来的老领导郑振铎先生，写过一本小书，四万字的长文，叫《汤祷篇》，做考据工作的同志可以看看，应该会有启发。过去杨镰同志的考据文章也很不错。杨伯峻先生的《孟子译注》相当见工夫。杨先生说，外国人做这方面的研究是隔靴搔痒，不好搔。我刚到北京，有一次给杨先生送信，当时看到中华书局派了一个板车拉他的《春秋左传注》稿。他的叔父杨树达先生对他要求高，他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完成《春秋左传注》，后来他花了二十年工夫终于完成。过去有很多人注解《左传》，真正有见解的却不多，所以我们不能迷信前人。但是，杨先生的注疏我认为还是相当有分量。钱钟书先生说读书就是一点一点滚雪球，知识要慢慢积累。我们做古典文献研究时，应该以自己的学术传统为主，当然，西方的文章也可以作为参考。读不懂的时候就多读几遍，今天不懂明天读，苏东坡说“古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就是这个意思。

知道怎么读书，也要尝试写写文章。我一直认为写文章不一定非要大部头。小时候熟读的《三字经》《幼学琼林》，简短精炼。我发现这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是教儿童，但是实际上它们类似中国通史，宇宙怎么发生，中国怎么成为一个国家，历史上有哪些人物，编辑者还是下了一番工夫，因为必须对中国历史很熟悉，才能以小见大。顾颉刚写了一本小历史书，给中央高级党校学员讲课，大概四五万字就把中国的历史概括完。所以不要以为大部头书才厉害，一部小书如果写好了也很厉害。

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除了写文章，也喜欢写诗。董乃斌、陶文鹏、刘扬忠都很会写诗，施议对写得也很不错。我一直主张学唐宋文学最好会写诗。当时我们几个年纪比较大的人，住在同一间寝室，就是北京师范大学西南楼101房间，互相之间经常写诗交流。陶文鹏新诗、旧诗写得都很好，我从偏远山区来，他以为我不会写。有一次他明确说我不会写诗，我就笑了笑没有回答。他的老师吴世昌先生去世的时候，他写了一首悼念的诗，让我看，我就帮他改了改，他们才知道，其实我也是懂一点诗的。事实上，我们刚住到西八间房的时候，我就写了一首发牢骚的诗：“东直门东西八间，颓垣断壁任衰残。可怜三度鸡虫劫，谁问几番衣带宽。硕士有求唯一暖，北风无状弄尻寒。费声徒作冯公怨，自古英雄溺儒冠。”陶文鹏谈及诗词时，喜欢拿我的这首诗做例子。

我的大学老师郑临川先生的诗写得也很好，他也是闻先生的高足。郑先生刚开始不出名，后来写了《闻一多先生论古典文学》之后，有了名气。郑先生笔头很快。当时从才华来看，他不亚于闻一多的大弟子王瑶、范宁。我最后见到老师的时候，他说他回到老家湘西后，没有人认识他，就写了一首诗：“去时犹童卝，归来满鬓霜。亲朋无一识，故里是他乡。”郑先生的诗写了很多，也写得很快，我写得不快，老师就教导我，写诗最好先学一家，反复看，领会之后再以点到面铺开。我记得写给老师的第一首诗是1962年秋作的《游南充舞凤山烈士园》：“细雨芭蕉满目秋，相携偏向此时游。评量舞凤黄橙熟，指点嘉陵碧水流。嬉戏浣纱非越女，永歌击壤笑吴牛。牺牲换得新天地，一洗人间万古愁。”

对于旧体诗，我祖父只能说略知一二，但是小时候他教我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幼学琼林》，我觉得对我以后无论是写诗还是作文，都有很深的启发。

记得我在中学当教员的时候，《人民日报》有次刊登了一首鲁迅先生送日本友人的诗，我看到有个字错了，同事们都觉得《人民日报》怎么可能出错，肯定是我记错了，结果第二天《人民日报》果然做了更正。原文是“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人民日报》把“垂杨”刊成了“垂柳”，我为什么记得这么清楚？就是因为编者对平仄不熟，鲁迅的诗是很严谨的，绝对不会出现这种错误。但是古人并非都这么严谨。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第二个字不合平仄，“故人”的“人”和“烟花”的“花”都是平声，第一句和第二句是黏着的，不是对着，因为他是大家，就无所谓了。失对，就是两句必须是“一平一仄”否则对不起来。失黏，就是上一联某句和下一联的起句黏不起来。比如“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枫叶”对“扶桑”，“扶桑”平平，“枫叶”仄仄就比较好。失黏在唐诗中也不少，李白就有很多，比如：“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秋。”“凤去”是仄仄，“吴宫”是平声，这两句之间黏不起来，还有例如“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第二句没问题，但是“春潮”和“上有”是一平一仄，就黏不起来了。有人说毛主席的诗词很多没有平仄，我说刚好相反，他的诗黏、对都很老练。主席的第一首词“独立寒秋，湘江北去……”平仄的使用就很娴熟，“独立”是仄仄，“寒秋”是平平;“湘江”是平平，“北去”是仄仄，所以就对得很好，那个时候毛主席才30来岁，足以见证其诗词的老练。

说到写旧诗，不得不提到聞一多先生，他不写旧诗，但是新诗写得很好。比如“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沦”（《死水》）就写得很好。闻先生不写旧体诗，他小时候好像遇到过什么事情，使他非常反感写旧体诗。余冠英、钱钟书、吴世昌这些老先生的旧体诗都是写得非常好的。朱先生也会写旧诗，写得也很好，他毕竟是文人出身。余先生有一首诗发表在《文史知识》上，是他亲笔书写的，虽然不是书法家，但是他的字写得很漂亮，诗云：“文史多佳境，诸公乐导游。方塘长作鉴，活水是源头。”这首诗跟余先生的性格一样简单、不拗口，写得很好。有人说，余先生不仅诗写得很好，骈文也写得不错。

写诗对年轻人来说有难度，但不是说不能学会，年轻人头脑灵活，学习力强，很快可以学会，如果有人指点会更好。

说到这里，不得不感慨，时间过得太快了。当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同学们相继作古，这个我确实没有想到，真是太遗憾了。周发祥，不到七十就去世了;钱竞，在去世前还写了一部文笔潇洒的美学论著;刘扬忠，我称他为“贵州才子”，因为他很有才气;胡小伟，给我的印象很深，报到的时候我发现他既能讲地道的四川话又能说标准的普通话，让我很惊讶。后来才知道，他是干部子弟，很小就到过成都、北京。可惜前几年他半夜发病，突然去世，非常意外。我们那一代人，很多人要解决生活、家庭各种问题，到了暑假、寒假都想着给家里捎点什么东西，和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我年龄算是比较大的，毕业压力也很大，但还是比较顺利地毕业了。现在很多年轻的同学，优点是思维敏捷、精力充沛，有很多新的观点，这是我们不能比的。

我毕业之后，分到了所里。当时和现在一样压力很大，需要写一本书，我就把自己的毕业论文和在杂志上发表的几篇有分量的小文章合编成了《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这本书，请余冠英先生题字，褚斌杰先生写序。关于写书和写文章，我们那个年代也有不小的压力。刘世德先生曾对我说，现在的研究生喜欢写书，言外之意就是应该先把论文写好，再写书。

工作期间，我的前妻得了癌症，孩子也得重病退学在家，他们都需要我倾力照顾。研究生院同学胡明听到我的情况后，有一次對来北京见我的一位大学同学说，李少雍没死简直是个奇迹。其实当时我身体状况也不好，但是我说怎么办呢，我得写点东西。所以只能趁前妻和孩子睡觉之后，才开始看书写作。当时写了两篇关于《诗经》的文章，第一篇是《经学家对“怪”的态度——〈诗经〉神话脞议》，对于玄鸟降而生商、周朝祖先无父而生以及后稷初生为何被遗弃等问题，经学家形成了否认感生的宗毛派和承认感生的宗郑派两派意见，我对这两派意见进行了梳理，最后我认为，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子不语怪”的传统观念的影响，都难以摆脱谈“怪”色变的心态。他们一面旁搜远绍，寻找古籍里种种怪异记载作为《诗经》记怪的旁证;另一方面，又把“怪”（神话）归结为“气化”。虽然不能完全解释神祇的本质，但他们承认了神话的客观存在。曹道衡老师看过这篇文章后，谬赞我经学底子深厚，说明曹先生还是很认可我的学术功底的。第二篇是《后稷神话探源》。《诗经·大雅·生民》可以看做是一篇浓缩的后稷史诗，当然也有其他诗如《大雅·云汉》《周颂·思文》等提到后稷。后稷既可以作为谷物神，又可以作为始祖神，这篇文章解释了后稷形象的复杂性，考证了从拜物“稷”到周始祖“后稷”所经过的漫长而多阶段的演变过程。如果对《诗经》不熟悉，可能看不懂。这两篇文章写好之后，分别发表在《文学评论》和《文学遗产》。相较而言，我更喜欢《文学遗产》那篇。因为这两篇文章涉及到神话学，所以当时神话学的有关学者也曾注意到这篇文章。还有一篇我比较满意的文章是《刘知几与古文运动》。提到古文运动，大家自然说到韩愈、柳宗元，但我认为，刘知几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也值得探讨。刘知几很有才气，他虽然批判骈文，但他写的《史通》几乎都是骈文。基于这一点，我就开始考虑刘知几和古文运动的关系，最后写成了这篇文章。虽然我很喜欢，但是大家好像没什么反应。在此期间，不断有人问我，你家里这么困难，你是怎么写出来这些文章的？我说没办法，过几年也许更写不出来。

除写文章之外，我还编校了《衍波词》和《梅村词》。当时因为得到了夏承焘先生及其夫人吴无闻先生的指导，这两本书的编校工作才得以顺利完成。夏承焘先生学问功底很扎实，他整理了清朝一百个词人的集子，合称《天风阁丛书》，这套书主要介绍了各个词人集子的内容、版本、校正等方面的信息。这个工作必须把各种版本都找出来，比较哪个版本更好。受夏老师影响，我也专门去学习版本学的知识，学完后运用到实际编校工作中。吴无闻先生也很有学问，“文革”中在《文汇报》发表了一篇《京华何处大观园》的文章，文笔很好，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当然，编校《衍波词》《梅村词》也得到了相应的稿费，我现在住的这间屋子里的家具全是稿费买的。当然，豪宅主人可能会认为我这里是贫民窟，但是，我们读书人不在乎这些。后来前妻和孩子病情都加重，照顾他们的闲暇时间，我又编选了《先秦六子散文选》，我的名字虽然排第三，但编选撰稿其实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徐公持也知道是我写的。曹道衡先生看完之后也认为我写得比较好，未作任何改动，这说明曹先生信任我。

留文学所工作之后，我也参与了文学所集体合作编写文学史的任务，我主要编写了《先秦文学史》的第二章、第三章。第二章讲上古神话传说，第三章是《〈山海经〉和〈穆天子传〉》。此外，也参与了唐代文学史的撰写，是《唐代文学史》上册第二章《初唐的社会文化概况》。之所以会参与唐代文学史的编写，主要是因为写这部分的学者需要懂历史文学和刘知几的《史通》，刚好我对刘知几和《史通》比较熟悉，承蒙沈玉成先生的谬赞和推荐，我就参与了其中。写完之后，我就拿给曹先生和沈先生看，他们给出了四字评语：很有心得。

在写唐代文学史的过程中，我对历史文学越发产生兴趣。我认为中国的文学不只是传记文学值得关注，历史文学更值得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学不分家，而且总是在一起，当然西方也有历史文学。随后，我就把全部心思转移到了历史文学。《从古史及“四史”看史传文学的发展》是以古史及“四史”为例，探讨史传文学的发展和特点。虽然我对这篇文章不是太满意，反而得了大奖。我撰写的《史传文学概论》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关系，发表在《文学遗产》，两万多字，我觉得它表达了我对历史和文学的一些个人看法，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还是有些不满意。在历史文学方面我一直有思考，唐初李世民主持所修的“八史”都属于我目前的研究范围。比如沈约和《宋史》必须研究，《南齐书》《晋书》也必须关注。当然，也写了几篇相关方面的文章，研究这些历史著作的文学特点，有两篇探讨《晋书》的文学语言和文学特色，还有一篇是关于《梁书》《陈书》的读书札记，都发表在《文学遗产》。我现在正在写《新唐书》和《旧唐书》在语言方面的不同、李延寿的历史编纂美学以及《南史》《北史》与小说的关系等问题，还在整理，都没有发表。朱熹说，李延寿的《南北史》除了司马温公所取，其余都是一部好看的小说。司马光注重《南北史》的史料价值，但是，我对它的文学价值更感兴趣。现在也没写什么新的东西，但是希望我写过的文章对后来学者有参考价值。

我编写的所有这些专著和文章中，《先秦六子散文选》虽然是普及读物，但是就文笔、文字而言，我个人觉得比较精美。参与《衍波词》和《梅村词》的编校工作，使我学会了怎么校勘和鉴别版本，每次只要一翻古书，我就觉得很有新鲜感。《司马迁传记文学论稿》虽然比较粗糙，但是观点很新，以前也很少有人这样写。

我写东西比较认真，比较细，语言很讲究，徐公持老师说我的文章“令人赏心悦目”。我要求学生也这样写文章，语文能力体现一个人的修养。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的同学蓝棣之说，你的文字非常好，但是你讲话讲不清楚。但是我觉得自己认真讲起来还是很清楚的。

感谢改革开放，我原来准备在中学工作一辈子，领导说你不要教书了，专门指导年轻老师。考上研究生后我给我的大学老师写了一首诗：“书生老大出夔门，孤影徘徊硕士村。万虑频催华发断，夕阳空好近黄昏。”郑临川老师说，你应该把“老大”改成“壮岁”，你还这么年轻。虽然自己年纪大了，但也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玩，只不过怕耽误年轻人的时间。现在逢上好时代，所以不管是年轻人还是我们这一辈人，都应该好好珍惜这个时代，努力工作，争取有所作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