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家·隐士·玄言诗人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许询,字玄度,小字阿讷,高阳新城(今属河北)人,东晋时期著名的清淡家、高士和玄言诗代表诗人。他生卒不详,曹道衡先生认为,其生年不早于晋成帝咸和至咸康年间(326—340),约卒于永和年间(345—356)(《晋代作家六考》三《许询》,载《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而张可礼先生则将许询生年具体到咸和五年(330)前后(《许询生年和曹毗卒年新说》,《山东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世说新语·规箴》第20则说:“王右军与王敬仁、许玄度并善。二人亡后,右军议论更克。”可见许询先于王羲之卒,又《真诰》《书断》载王卒于升平五年(361),许必卒于361年前,则许询享年30左右,与史载其早卒相合。严可均辑《全晋文》卷一百三十五、逯钦立辑《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二作者小传皆谓许为“咸安(371—372)中征士”,并不准确。魏晋名士都喜服食五石散,许询也不例外,而他早亡即可能与此有关。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记》载:“未得安西问,玄度忽肿,至可忧虑。”“忽肿”可见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参见余嘉锡《寒食散考》“散发后病状及其将息节度之法”,载《余嘉锡文史论集》,岳麓书社1997年版)。许询卒后,王羲之先是痛惜亡友,《右军书记》又载:“七日告期,痛念玄度”,“痛念玄度,立如志而更速祸,可惋可痛者。”但从上文所引《世说·规箴》记载可见,许询去世后,王羲之一度对他评论非常刻薄,后来做过丹阳尹的会稽名士孔岩看不下去了,就说明府(王做过会稽内史)以前和王、许交往,情谊很深,他们过世之后,却不能保持友情的始终如一,这是我所不取的。王羲之听后很是惭愧。

许询出身于高阳许氏,为当时的世家大族,高祖父是魏中领军许允,曾祖许猛曾为幽州刺史,祖父许式官至濮阳内史、平原太守;父亲许归以琅玡太守随晋元帝南渡江左,为会稽内史,因此安家于山阴。许询一生未出仕,隐居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和永兴(今杭州萧山)两地。《晋书》未给许询立传,唐代史家刘知幾对此颇有意见,《史通》卷八《人物》:“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许询与晋简文帝、谢安、王羲之、孙绰、刘惔、支遁等名士多有交往,又是当时著名的玄言诗人,“文雅高于扬、豫”,在当时的名士圈子名气很大,其名屡见于《世说》,若不立于《文苑传》,也应立于《隐逸传》。而且其后人在唐代甚为显赫,许询不入《晋书》,实乃《晋书》编纂之疏漏。许询之传略见于何法盛《晋中兴书》(《太平御览》卷五○三引)、旧钞本《文选集注》卷六十三注引公孙罗《文选钞》以及许嵩《建康实录》卷八。许嵩也籍于高阳,应出于对乡梓先贤的敬仰,才为其补一小传。

许询生活的年代,魏晋玄风依旧盛炽,名士们仍耽于挥麈谈玄。许询幼时聪慧颖秀,受到当时社会风尚的影响,他从小即显出清谈家的犀利谈锋,《世说·文学》第38则可见少年许询的意气:

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于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至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

王苟子,即出身于琅玡王氏的王修(334—357),也是当时清谈场上的名士,13岁就著有《贤人论》,名士刘惔读后称赏不已。许询对别人将他和王修相提并论,很不以为然,遂找机会与其一决高下。《世说》记载的这次许、王两位少年的辩论颇有意蕴,形象地展现了魏晋清谈的场景。从辩论双方可以互换辩题也可见当日清谈形式之多样。虽然许询两次执理皆胜,但此时的清谈越来越像名士的装饰品,不再求所谓“理中”。“理中”是魏晋清谈时的理想境界,《世说·赏誉》第133则注引《王蒙别传》云:“蒙性和畅,能清言,谈道贵理中,简而有会。”“理中”意谓清谈之语正与理合,而无多闲辞,使人心服口服(参见唐翼明《魏晋清谈》,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少年许询的名士派头十足,但似乎风度不够,其于对手“苦相折挫”,逞强好胜于斯可见。虽然不是“求理中之谈”,即不是为了求真,而是为了求胜;但少年时代许询锐利的谈锋,为他后来成为清谈名家奠定了基础。他的清谈天赋,长大后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晋中兴士人》说:“许询能清言,于时人皆钦慕仰爱之。”(《世说·言语》第73则注引)他成了清谈场上的高手。

上文中的“支法师”,即当时高僧支遁(314—366,字道林),他与许询关系介于师友之间,许询也多次与他谈玄论佛:

支道林、许掾诸人共在会稽王斋头。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注引《高逸沙门传》曰:道林时讲《维摩诘经》)。支通一义,四坐莫为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抃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世说·文学》第40则)

《高僧传》卷四《晋剡沃洲山支遁传》中有相似的记载:“晚出山阴,讲《维摩经》,遁为法师,许询为都讲,遁通一义,众人咸谓询无以厝难,询设一难,亦谓遁不复能通,如此至竟,两家不竭。”这两则故事所记清谈的场所不同,但故事的场景基本相同。前者中的“会稽王”即后来的晋简文帝,他也是清谈的爱好者。“法师”是清谈中的主讲人,而“都讲”则是掌问难之人。这则故事虽然发生在1600多年前,但其中展现的清谈的程序、内容、过程,以及听众的反应皆值得玩味。这里刘孝标特别注出所谈为《维摩诘经》,别有意味。《维摩诘经》在六朝士人中极为流行,其宣扬的“在家居士”的观念很符合魏晋名士的出处观;更重要的是维摩诘亦是一位辩论的高手,《维摩诘经》卷二《方便品》称他“辩才无碍,游戏神通”(参见孙昌武《六朝名士与维摩诘》,载《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范子烨《中古文人生活研究》第四章《清谈的历史还原》,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古人所绘的维摩诘画像就是一位手执麈尾的名士形象。果然是棋逢对手,史料没有记载这场高峰对决的结果,但胜负似乎已经不重要了。支遁与许询的唇枪舌剑,不但给听众以思想与语言冲击,还带来了知性与哲思的享受,更是一场美学与精神的盛筵!一场与形而下的日常生活完全没有关联的玄言清谈,能让主客都达到“莫不抃舞”的状态,可见两人的清谈达到了一种艺术境界。后人对这次清谈史上的胜事雅咏不辍,如贯休《禅月集》卷十九《蜀王入大慈寺听讲》:“只缘支遁谭经妙,所以许询都讲来。”

按当时世家大族的惯例,许询成年就可以出仕,不过他似乎很早就绝意仕途,《建康实录》卷八称其“幼冲灵,好泉石,清风朗月,举酒永怀”。司徒蔡谟曾辟他为掾属,但他没有应命(《文选》江文通《杂体诗三十首》李善注引《晋中兴书》)。尽管他一天官也未做过,但后人提起他时总称之为“许掾”,许询听了一定会不悦。因为其父许归在会稽为官,所以许询早年隐居在山阴,会稽是六朝核心文化区域“三吴”之一,山阴就为该郡的治所,是当时名士的聚集地,“会稽山水名天下,由晋以来群贤所游集也”(明释妙声《东皋录》卷中《送臻上人西游序》)。王羲之曾为会稽内史,谢安出仕前也隐居在会稽东山;会稽山水景色绝美,当时大名士王献之曾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言语》第91则)许询隐居山阴时,流连于山光水色之间,又与居于此地的名士交游。《世说·雅量》第85则注引《晋中兴书》说:“(谢)安先居会稽,与支道林、王羲之、许询共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未尝有处世意也。”“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谈说属文”,虽是形容谢安的生活,但许询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许询后来移居到浙江北部的永兴,史载其“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建康实录》卷八)。“策杖”在魏晋文学中是希企隐逸的典型意象,曹植《苦思行》说:“中有耆年一隐士,须发皆皓然;策杖从我游,教我要忘言。”左思《招隐诗》也说:“杖策招隐士。”“披裘”则用《高士传》中披裘公五月披裘而负薪,见路上之遗金而不为所动的典故,也就是说隐士不慕荣利之意。隐居中的他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世说·栖逸》第16则载:“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许询隐居的永兴,甚至因为他在这里“凭树构堂,萧然自致”,改名为萧山,并沿用至今(《建康实录》卷八)。他后又移往皋屯之岩,后人称之为“许玄度岩”(《太平寰宇记》卷九十六引孔灵符《会稽记》),他的庄园也被称为“许询园”(《嘉泰会稽志》卷十三),可见当地人对许询崇敬之深;亦可见在六朝,名士与地域之间存在着相互定义的一面。

魏晋之时,受玄学“得意忘言”说的影响,兴起了所谓“朝隐”“市隐”的风习。如嵇喜《答嵇康诗四首》其三说:“都邑可优游,何必栖山源。”《晋书·邓粲传》载粲语曰:“夫隐之为道,朝亦可隐,市亦可隐。隐初在我,不在于物。”所以王康琚《反招隐诗》中说:“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世说·栖逸》第13则载:“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或谓许曰:‘尝闻箕山人似不尔耳!’许曰:‘筐篚苞苴,故当轻于天下之宝耳!’”《易·蛊卦》中说,隐士“高尚其事,不事王侯”,更不会接受王侯馈赠之物。“箕山人”指许由,尧想将天下让给许由,许由不欲闻之,洗耳于颍水之滨,后隐居在“颍水之阳,箕山之下,终身无经天下色”(《高士传·许由传》);《易·系辞》中说:“圣人之大宝曰位,”也即天子之位。“筐篚苞苴”指的是用竹筐装着的礼物。许询意思是说,隐士都不把天子之位放在眼里,哪里还会因这点馈赠的礼物而放弃操守呢?虽然不无强辩的味道,但可看出许询的隐逸方式与传统的穴岩之隐很不一样,很像后来所谓的“通隐”。稍晚于许询的隐士戴逵就是当时所谓“通隐”的代表:“多与高门风流者游,谈者许其‘通隐’。”(《世说·雅量》第34则注引《晋安帝纪》)这种“通隐”的风尚追溯起来的话,可以追到许询。这也是魏晋隐逸新风的表现,正如日本汉学家吉川忠夫先生所言:“随着稳定的体制即门阀世族社会的确立,出现了与以往殊异的逸民形态,即不遁世的逸民,不尝艰辛的隐逸。”(吉川忠夫《六朝士大夫的精神生活》,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隐士之所以能“不尝艰辛”,一方面与一些隐士本来就出身高门,如许询,家里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基础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其“不遁世”,与“高门风流者游”,从而得到“诸侯之遗”有关。

东晋时的隐风,有一种“隐士名士化”“名士隐士化”的倾向,有时隐士与名士之间的界线比较模糊。许询是当时“隐士名士化”的典型代表,他住得山林,入得皇宫。东晋简文帝(320—372)、京城最高长官丹阳尹刘惔都是他的好友,许询曾造都城:“停都一月,刘尹无日不往,乃叹曰:‘卿复少时不去,我成轻薄京尹!’”(《世说·宠礼》第4则)刘惔对许询赞不绝口,他离开后仍恋恋不舍:“许玄度送母,始出都,人问刘尹:‘玄度定称所闻不?’刘曰:‘才情过于所闻。’”(《世说·赏誉》第95则)许询的名士风度及隐士情怀征服了刘惔:“刘尹云:清风朗月,辄思玄度。”(《世说·言语》第73则)后人对此吟咏颇多,王勃《王子安集》卷七《越州永兴李明府宅送萧三还齐州序》:“许玄度之清风朗月,时慰相思。”倪瓒《倪云林诗集》卷四《别张玄度》:“清风明月许玄度。”“清风朗月”大概是刘、许清谈时的情景,而在后人看来,许询似乎就是那一缕清风,一轮朗月,“清风朗月”后来亦成为许询的一张名片,正是其名士风度的最好表征。刘惔亦是著名的清谈家兼名士,许询的清谈功夫正是他深所折服的;许询又是当时有名的高士,魏晋时人都有希企隐逸的心理,许询的隐士风范也是刘惔欣赏的,《晋书·刘惔传》称其“尤好《老》《庄》,任自然趣”,孙绰称他“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是“朝隐”式的人物,也是所谓“名士隐士化”的代表。许询是无官之隐,刘惔是有官之隐,两者自然惺惺相惜。

就是当时的皇帝也不免为许询的魅力所吸引:

许掾尝诣简文,尔夜风恬月朗,乃共作曲室中语。襟怀之咏,偏是许之所长。辞寄清婉,有逾平日。简文虽契素,此遇尤相咨嗟,不觉造膝,共叉手语,达于将旦。既而曰:“玄度才情,故未易多有许。”(《世说·赏誉篇》第144则)

这里又提到“风恬月朗”,大概许询在这种情况下清谈水平发挥最好。“曲室”即密室,可见晋简文帝对许询的信任。在中国文化史上,能够在密室中与皇帝通宵达旦清谈的隐士,估计许询是第一人,也是唯一一人。所谈的内容自然有玄言佛理,而且许询还作“襟怀之咏”,可能就是许询擅长的玄言诗。简文帝也是清谈高手,《晋书·简文帝纪》称他“清虚寡欲,尤善玄言”,他与许询也一向情趣相投,当晚的晤谈,更为其风度倾倒,先是促膝相谈,后又执手共语。许询受到的礼遇,魏晋名士罕有媲美者,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汉书·贾谊传》载:“后岁余,贾生征见。孝文帝方受厘,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贾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状。至夜半,文帝前席。”贾谊也得到与皇帝单独论事的机会,但所谈内容是与贾谊所学无关的“鬼神事”,所谈地点是在文帝斋戒的未央宫的宣室中,而非“曲室”;虽然亦谈至“夜半”,也成功地让皇帝“前席”,但“前席”与“造膝”甚至“叉手”还是有差异的。于此可见,晋简文帝对许询的赏识。投桃报李,许询对刘惔、简文两人也有美评:“许玄度言:《琴赋》所谓‘非至精者,不能与之析理’,刘尹其人;‘非渊静者,不能与之闲止’,简文其人。”(《世说·赏誉》第111则)许询用的是嵇康名作《琴赋》中语,称赞刘惔是清谈析理的高手,而简文帝虽贵为人主,却为人沉静,心若止水,评价不可谓不高。其中不无揄扬,也可见许询与他们关系非同一般。

朋友之间也不只有相互颂扬,下面一事别有意蕴:“简文与许玄度共语,许云:‘举君亲以为难。’简文便不复答。许去后而言曰:‘玄度故可不至于此!’”(《世说·轻诋》第18则)据《三国志》卷十一《邴原传》注引《邴原别传》说:“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太子咨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君父同时有疾,惟一的一丸药给谁服用,确实是两难的抉择,背后其实是忠孝两种价值观的博弈。邴原是三国时著名的隐士,他的选择说明在隐士心中孝的价值大于忠。许询当简文面不便说“以药救父”,只有说“以举君亲以为难”,但其中透出的意思是隐士只可友之,而不可臣之。(参见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三联书店1983年版。又唐翼明《魏晋清谈》第三章《清谈内容考察》)

名士孙绰(314—371)也是许询的好友,两人也是玄言诗的代表人物。孙绰十分欣赏那位比他年轻的朋友:“孔父有言,后生可畏,灼灼许子,挺奇拔萃。”(《答许询》其五)“挺奇拔萃”可见许询确实是少年颖慧过人。在孙、许二人的推动下,玄言诗成为笼罩当时诗坛的诗体,盛行一时,他们也被后人并称为“孙许”,誉为“一时文宗”(参见长川谷滋成《孙绰の研究:理想の“道”に憧れる诗人》,汲古书院1999年版)。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卷中又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孙、许玄言诗特征就是“理过其辞”,也就是说诗歌表达玄理的成分过重,其风格就是平淡典质(“平典”),缺乏情韵。所谓“恬淡之词”与“淡乎寡味”意思相同,就是说诗歌在美学上过于稀释,故钟嵘对他们的诗评价不甚高,将他们列为下品。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也说:“江左风味,盛道家之言,郭璞举其灵变,许询极其名理。”意即许询在文学上将玄言发挥到极致。这种“贵黄老”“盛道家之言”的玄言诗,由于忽视了文学的抒情性,自然文学性不是很高,可以视之为押韵的清谈。这种诗风与创作主体的身份是契合的,他们都是清谈大家,玄言诗可以说是清谈更艺术化、更精致化的形式。《文选》中没有选录许询一篇作品,可见齐梁人对玄言诗并不认可。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中国自古有“诗言志”“诗缘情”的传统,而许询等人以诗来言理,实际上也扩大了中国诗歌的表现空间,即诗可以言志抒情,也可以言形而上之理,宋代的理学诗、理趣诗未必不源于魏晋时的玄言诗。饶宗颐先生在谈到他所作的“形上词”时,也说到中国也有“形上诗”的传统,可以上溯到孙、许的玄言诗(参见施议对《为二十一世纪开拓新词境,创造新词体——饶宗颐形上词访谈录》,《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不应再持齐梁人对玄言诗的偏见,应该发现玄言诗的异量之美。

《世说·文学》第85则载,简文帝称许询语:“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孙绰《答许询诗》其八云:“贻我新诗,韵灵旨清。桑如挥锦,琅若叩琼。”他们对许询的文学创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但许询的文集并没有流传下来。《隋书·经籍志》著录《许询集》原有八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著录为三卷。至于郑樵《通志》卷六十九著录“处士《许询集》三卷”,高似孙《剡录》卷五著录“《许询集》三卷”,只是承旧史之遗文,并不表明宋时《许询集》仍存,大概宋代就已经散佚。唐人许嵩所编的《建康实录》卷八中引用到一条《许玄度集》,这是展现唐代《许询集》原貌的珍贵资料。逯钦立先生所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版)载其残诗断句三首,严可均所辑《全晋文》有其所作《白麈尾铭》《墨麈尾铭》两篇。目前许询存世的作品很少,不过笔者又从方志中发现许询佚诗一句。宋《嘉泰会稽志》卷九“北干山”条:“在县北一里。《旧经》云:晋许询家于此山之阳,其诗云:‘萧条北干园。’”又卷十三“许询园”条:“在萧山县北干山下。《图经》云询家此山之阳,故其诗曰:‘萧条北干园’也。”明林策修、张烛纂、魏堂续增《萧山县志》卷一地理志“许询园”条载:“在北干山下,其诗曰:‘萧条北干园。’”虽然只有一句佚诗,但也是这位存诗不多的玄言诗人留下来的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就其存诗而言,玄味并不是很重,余嘉锡认为:“简文之所以盛称之者,盖简文雅尚清谈,询与刘惔、王蒙辈并蒙欢赏,以询诗与真长之徒较,固当高出一头,遂尔咨嗟,以为妙绝也。”(《世说·文学》第85则笺疏)确为的语。与他的朋友孙绰比,其文才似不如之:“支道林部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世说·品藻》第54则)与孙绰相比,许询“高情远致”的隐士风范在当时更为著称。

许文雨《诗品讲疏》言:《剡溪诗话》“引许询诗‘青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丹葩耀芳蕤,绿竹阴闲敞’,‘曲棂激鲜飚,石室有幽响’,均善造状。而询诗‘丹葩’二句,尤与左思诗‘白雪停阴冈,丹葩耀芳林’近似。若谓太冲宗归建安,则询诗又岂异趣哉?”文中所引“丹葩”“曲棂”之句实乃江淹《杂体诗三十首·许征君自序》中的拟诗之句,《剡溪诗话》乃宋人高似孙所作,这里许氏受到了误导。川合康三先生《中国的自传文学》第五章《诗歌中的自传》没有提到许询的《自序诗》,虽然其诗已佚,但至少是第一首以“自序”(自叙)为名的“自传诗”。原诗已佚,从江淹的拟诗中亦可尝脔知鼎,大概是自叙其高逸之情的。诗中的感情近似于左思在《招隐诗》中抒发的投身幽穴山林,体会自然的仁山智水之乐的理想,并尽力美化隐逸生活。

许询现存的诗并非那么“妙绝”,不过其两篇铭:《白麈尾铭》《墨麈尾铭》,却写出了魏晋名士挥麈清谈时的神韵。麈尾是名士清谈之时必不可少的助谈之具,也是魏晋名士风度的象征。许询笔下的麈尾仿佛就是清谈中名士的化身:“蔚蔚秀气,伟我奇姿,荏蒻软润,云散雪飞。”(《白麈尾铭》)麈尾之美,就是名士之美。清谈时,名士手执麈尾竖义谈玄,“通彼玄咏,申我先子”(《墨麈尾铭》),麈尾指向的正是谈锋所向;执之可以将玄理阐释入微,“君子运之,探玄理微。因通无远,废兴可师”(《白麈尾铭》)。从而将清谈导入一种至美之境:“体随手运,散飙清起。”(《墨麈尾铭》)清谈时,麈尾与魏晋名士在美学上可谓是一体的。

许询不但爱好庄老,也是位虔诚的佛徒。高僧支遁与他长期周旋,亦师亦友。而他为了表示崇佛,“舍永兴、山阴二宅为寺,家财珍异悉皆是给”(《建康实录》卷八),后来皇帝下诏,其山阴旧宅,舍为祗洹寺;永兴新居,舍为崇化寺。其佛心亦影响到其文学创作,《世说·文学》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称其与孙绰将庄老之言“加以三世之辞”,即在玄言诗中夹入佛教生死轮回之说,这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比较早以佛理入诗的例子,也是中国佛教文学的先声。据王隐《晋书》载:“王羲之初渡江。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与孙绰、许询、谢尚、支遁等宴集于山阴之兰亭。”(《太平御览》卷一九四引)许询虽然参与了这次兰亭盛会,但不过现存的兰亭诗中并不见其诗,可能未作,亦可能失传。

许询终生未仕,《晋书》也未立传,但他的后人在唐代比较显达,多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据《宰相世系表》,他的后人分为两支:一支徙居杭州新城,唐高宗时的宰相许敬宗就出身于新城许氏;一支梁末迁徒到北周,家于安陆,唐高宗时的宰相许圉师即为安陆许氏,李白就曾入赘到许家,娶许圉师孙女为妻。

许询去世很早,但他的风流一直在传递。晋宋之际陶渊明的《晋故西征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中出现了对许询描绘:“高阳许询有隽才,辞荣不仕,每纵心独往。”“有隽才”即指他的才,而“辞荣不仕”则表明他的隐士身份,“纵心独往”正是魏晋人追求的率性任情的名士风度。陶渊明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毅然在彭泽令任上挂冠而去,也是这种“纵心独往”的表现。

魏晋风流已经消歇,但通过《世说新语》,魏晋名士的风流雅事不但传之后世,而且逐渐经典化,许询与王羲之、谢安、支遁等名士的交游也成为魏晋风流的一部分,后人对他们倘佯在会稽山水之间的诗意生活向往不已,不但咏之于诗,还绘之于图,宋周《清波杂志》卷十二载:“顷于池阳一士大夫处,见纸上横卷《山阴图》……龙眠李伯时画许玄度、王逸少、谢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山阴图》。玄度超然万物之表,见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间,徐行若有所观;安石肤膄秀泽,著屐返首与道林语;道林羸然出其后,引手出相酬酢。皆得其意,俯仰步趋之间,笔墨简远,妙绝一时。”“超然物表”不仅是宋代大画家李伯时对东晋高士许询的文化想象,也是宋人对魏晋风流的追怀。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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