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

元代的《吕洞宾度铁拐李杂剧》本属“神仙道化”一类，但因其中塑造了岳寿这个做着郑州府六案都孔目的典型吏目，在探讨元代公案剧时亦是不可错过的篇目，只可惜在学术界尚未引起应有的重视。

剧中的岳寿“平昔之时，吏权大重，造业极多”，被百姓们送绰号“大鹏金翅雕”

（此鸟为佛教中的恶禽，以人为食）

。该绰号刚好被微服私访的韩魏公听到，韩魏公勃然大怒，声称要岳寿“洗的脖子干净，州衙里试剑来”。岳寿叫苦不迭，“赚煞尾”唱词道：“谁想那百姓每的口，也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最后竟惊悸而死。“赚煞尾”中的这句唱词源出于五代冯道的《舌》诗：“口是祸之门，舌是斩身刀。闭口深藏舌，安身处处牢。”原诗本是指点世人，尤其是宦海浮沉之人慎言寡忧的庸俗处世哲学与为官之道。但在岳伯川这部杂剧中，岳寿的唱词推陈出新，洗尽庸俗，形象地写出了元代下层百姓对于凶狠吏目的憎恶与抨击。

古代中国的小百姓就是借助绰号、诨名、童谣等口头武器，泄导心中愤懑，实现惩戒之目的。当然，这种草根正义的实现，还有待明君和贤臣的出现，所以有着虚幻的成分。不过，其间所蕴含的愤懑确是沉郁而充沛的。设若我们把眼界放得开阔些，这种愤懑之情其实是充塞于许多元代杂剧作品之中的。只不过有时内敛，有时张扬，有时温和，有时凌厉。而元代公案杂剧中，此情则多是张扬而凌厉的。

据郭英德先生考证，现有名姓的元杂剧作家共计九十一人：曾为州牧以上高级官僚的十人，布衣终生，或悠游江湖，或行医业贾的十四人，为进士或府学生员的三人，教坊四人，县尹以下的下级官吏三十五人，其余二十五人行事未详。从中可以看出，杂剧作家中下级官吏比重最大，占全部作家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占可略知生平作家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左右

（郭英德《元杂剧作家身份初探》，《晋阳学刊》1985年第4期）。

元杂剧作家多厕身吏目，混迹官场，他们对元代森严的民族等级制度和吏治的混乱有着清晰而全面的认识，所以他们的作品针砭时弊，对于社会批判入木三分，把文学的怨刺功能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元代公案剧的怨刺功能，主要是通过人物形象尤其是反面人物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而在反面形象中权豪势要、贪官、污吏三种最具批判色彩。在杂剧中，他们甫一上场便通过自白词和自白诗为自己画像，让观众看清他们的面目。

一、 无耻嚣张、强取豪夺的权豪势要

在元杂剧尤其是公案杂剧中，有许多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阶层，他们不畏官府，肆意鱼肉百姓，杂剧作家将他们统称为“权豪势要”，借助这些形象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元代的统治阶层和赤裸的民族压迫政策。

鲁斋郎：“诗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再没双。街市小民闻吾怕，则我是权豪势要鲁斋郎。小官鲁斋郎是也。随朝数载，谢圣恩可怜，除授今职。小官嫌官小不做，嫌马瘦不骑，但行处引的是花腿闲汉、弹弓粘竿、儿小鹞，每日价飞鹰走犬，街市闲行。但见人家好的玩器，怎么他倒有，我倒无，我则借三日玩看了，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那骏马雕鞍，我使人牵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也不坏了他的。我是个本分的人。”（关汉卿《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庞衙内：“诗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只我有权有势庞衙内。小官姓庞名绩，官封衙内之职。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我嫌官小不做，马瘦不骑，打死人不偿命。若打死一个人，如同捏杀个苍蝇相似。平生一世，我两个眼里，再见不得这穷秀才，若是在那街市上摆着头踏，倘有秀才冲着我的马头，一顿就打死了。若到人家里，见了那好古玩好器皿，琴棋书画，他家里倒有，我家里倒无，教那伴当每借将来，我则看三日，第四日便还他，我也不坏了他的。但若是他同僚官的好马，他倒有，我倒无，着那伴当借将来，则骑三日，第四日便还他，我也不坏了他的。人家有好宅舍，我见了他家里倒有，我家里倒无，搬进去则住三日，第四日就搬了，我也不曾坏了他的。”

（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

葛彪：“诗云：有权有势尽着使，见官见府没廉耻。若与小民共一般，何不随他带帽子？自家葛彪是也。我是个权豪势要之家，打死人不偿命，时常的则是坐牢。”

（关汉卿《包待制三勘蝴蝶梦》）

几乎雷同的上场诗，几乎雷同的自白词，这些“权豪势要”们是一样的鲜廉寡耻，一般的气焰嚣张，一贯的强取豪夺。他们甚至连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衙门也不放在眼里，“将官府敢欺压”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

。如此的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有恃”，他们有法律的偏袒，皇帝的庇护。以至于代表公平正义的包待制要想将他们典刑，也须偷偷摸摸，暗渡陈仓。

通过这些花花太岁的无耻嘴脸和作恶多端，以及包待制惩处他们时所遇到的阻力，公案剧作家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了元代民族压迫的深重，以及元代百姓对于这种民族压迫的深恶痛绝。

二、 庸碌无能、贪腐狠毒的官员

元代的官员尤其是各级衙门中的正职，大都由蒙古和色目人充当，所以他们和权豪势要一样，也属于社会的特权阶层。元杂剧中，贪官主要的形象特征可以总结为三点：贪婪、狠毒、无能，这些大都可以通过他们的上场诗看出。

楚州太守梼杌：“诗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若是上司当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门。”

（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

郑州太守苏顺：“诗云：虽则居官，律令不晓，但要白银，官事便了。”

（李行道《包待制智赚灰阑记》）

河南府县令：“诗云：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若是上司来刷卷，厅上打的鸡儿叫。”

（孟汉卿《张孔目智勘魔合罗》）

县令巩得中：“诗云：小官姓巩，诸般不懂，虽然做官，吸利打哄。”

（第二折）

又“诗云：我做官人只爱钞，再不问他原被告。上司若还刷卷来，厅上打的狗也叫。”

（第三折）

（王仲文《救孝子贤母不识尸》）

五首上场诗，把贪官形象活灵活现地展现于观众面前。“律令不晓”“诸般不懂”道出了这些贪官的无知、无能，审理狱讼竟然不懂律令，非唯不懂律令，因为语言的障碍，他们有时连原被告的陈词也听不懂。比如，《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苏顺听完马均卿大妻子诬陷小妾张海棠药杀亲夫的词因后，说道：“这妇人会说话，想是个久惯打官司的，口里必力不剌说上许多，我一些也听不懂。”孙仲章《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中，亦有相同的情节。

贪官们虽律令不晓、言语不通，但却贪敛有道，“告状来的要金银”“但要白银”“吸利打哄”“我做官人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元杂剧中甚至多次出现，百姓来衙门告状，贪官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堂向告状人下跪，称之为“衣食父母”的荒唐言行。官员们如此嗜财，所以公堂之上有钱一方最后胜诉是无疑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中皇亲葛彪有一句上场诗“有权有势尽着使，见官见府没廉耻”，如果再加上“有钱”，“有权有势有钱尽着使”，就能更全面地反映元代的司法状况了。

除了无能和贪婪外，贪官们还普遍有狠毒的一面，这体现在他们断案时的刑讯逼供上。客观地说，在古代刑侦技术落后的年代里，刑讯是不可避免的，在元代公案剧中，像包拯、张鼎这些清官、能吏有时也会采用刑讯的手段。只不过，贪官们的刑讯是为了满足贿赂者的要求，或为了将刑事案件尽早结案，而不是为了查明案件的是非曲直。《感天动地窦娥冤》中梼杌有一句宾白“人是贱虫，不打不招”，可以看作元代公案剧中贪官们审案的座右铭。公案剧中贪官们的刑讯往往是冤案最直接的成因。

三、 贪腐阴狠、舞文弄法的吏目

前文提到，元代公案剧中贪官们大多不晓律令、不通语言，这种情况之下奸猾的吏目便应运而生了。元代公案剧中绝大部分贪官身边都有一个与之狼狈为奸的污吏。“官人清似水，外郎白如面。水面打一和，糊涂成一片”

（《张孔目智勘魔合罗》），

萧令史的这首上场诗道出了污吏与贪官们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情形。

与贪官们一样，污吏首要的形象特征也是贪婪。《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庭审现场的一幕，将污吏萧令史的贪婪刻画得淋漓尽致：

李

（文道）

做舒三个指头科，云：“令史，我与你这个。”令史云：“你那两个指头瘸？”李文道云：“哥哥，你整理这桩事。”令史云：“我知道，休言语。”

李文道毒害亲哥，为了把罪名转嫁给嫂子刘玉娘，打算用三两银子买通萧令史，所以伸出三个指头，萧令史却说“你那两个指头瘸”，言外之意是嫌李文道给的银子少，让李文道给他五两银子。《钱大尹智勘绯衣梦》中亦有相似的情节。明镜之下，公堂之上，如同市井一般往来议价，可见污吏们的贪婪、无耻、无忌惮。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的郑州府六案都孔目张珪本不是反面形象，在剧中他被鲁斋郎夺取了妻子，家破人亡，落了个华山出家为道士的下场，是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形象。作为六案都孔目

（高级的吏目）

，张珪对于吏目贪婪有切身的认识，剧中张珪有一段唱词：

〔仙吕〕〔点绛唇〕则俺这令史当权，案房里面关文卷，但有半点儿牵连，那刁蹬无良善。〔混江龙〕休想肯与人方便，衠一片害人心，勒掯了些养家缘。……〔油葫芦〕只待置下庄房买下田，家私积有数千，那里管三亲六眷尽埋冤。逼的人卖了银头面，我戴着金头面，送的人典了旧宅院，我住着新宅院。

“衠一片害人心，勒掯了些养家缘”“逼的人卖了银头面，我戴着金头面，送的人典了旧宅院，我住着新宅院”，这便是污吏们贪婪本性的生动写照。

吏目与权豪势要、贪官不同，他们本身不属于特权阶层，不能像权豪势要那样强取豪夺，也不能像贪官一样公然索贿。他们勒掯钱财全凭手中那管紫霜毫，所以污吏们大都擅长舞文弄法。《救孝子贤母不认尸》中令史云：“我是六案都孔目……我这管笔，着人死便死……我这枝笔比刀子还快哩。”

再如《吕洞宾度铁拐李》中郑州府六案都孔目岳寿有这样一段唱词：

〔混江龙〕想前日解来强盗，都只为昧心钱买转了这管紫霜毫。减一笔教当刑的责断，添一笔教为从的该敲。这一管扭曲作直取状笔，更狠似图财致命杀人刀。

当然，唱词主要是岳寿对于中牟县吏目的批判。而被韩魏公誉为能吏的岳寿本人又如何呢？岳寿借瘸腿小李屠之尸还魂后，回顾自己前生往世时说：

我想当初做吏人时，扭曲作直，瞒心昧己，害众成家。往日罪过，今日折罚，都是那一管笔。

（诗云）

可正是七寸逍遥管，三分玉兔毫。落在文人手，胜似杀人刀……〔喜春来〕我往常见那有钱无理的慌分解，见有理无钱的即便拍，瞒心昧己觅钱财。为甚我两个脚一个歪，也是我前世不修来。

从这段带有追悔色彩的自道中，可以看出岳寿平日里也惯是扭曲作直，改是成非。最绝妙的是杂剧中岳寿还魂之后，将吏目与屠户的一段对比：

我想这做屠户的虽是杀生害命，还强似俺做吏人的瞒心昧己，欺天害人也。〔太清歌〕他退猪汤不热如俺浓研的墨，他杀狗刀不快如俺完成笔。他虽是杀生害命为家计，这恶业休提。俺请受了人几文钱，改是成非，似这般所为，碜可可的活取民心髓，抵多少猪肝猪蹄。也则是秤大小为生过日，不强似俺着人脓血换人衣。

此一段说白与唱词运用绝妙的对比，活画出了污吏们的可恶嘴脸，可谓公案杂剧中的奇文。

杀猪要有虎狼手段，为吏须得蛇蝎心肠，为了助行贿人实现扭曲作直，改是成非的目的。他们在代替主官审案中，更是将刑讯逼供运用到了极致，他们的狠毒比贪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包待制智赚灰阑记》中，赵令史与马均卿妻子有染，合计毒死马员外，又将罪名转嫁给马员外之妾张海棠。公堂之上，太守苏顺不会审案，全权委付赵令史。赵令史便对张海棠大加用刑，最后屈打成招。赵令史的口头禅便是“顽皮贼骨，不打不招”。《河南府张鼎勘头巾》中，刘平远妻子与王知观有染，合计杀死刘平远，嫁祸于王小二。赵令史收取了刘平远妻子二两银子，公堂之上对王小二大加用刑，最后屈打成招。

有些时候，污吏们滥用刑罚甚至让主官感到于心不忍。《张孔目智勘魔合罗》中，萧令史收受了李文道的贿赂后，对刘玉娘大加用刑，在刘玉娘熬不住，准备屈招时，那位“做官单爱钞，不问原被都只要”河南府县令竟然提醒道：“你休招，招了就是死的了也。”糊涂、贪婪的县令都心生怜悯，更加突出了令史的歹毒。

除贪婪、擅长舞文弄法、狠毒外，对下飞扬跋扈、对上奴颜婢膝也是污吏们共有的形象特征。对下飞扬跋扈首先体现在公堂之上擅作威福，对百姓滥用酷刑上。其次，在日常生活中，污吏们也是惯会鱼肉百姓。比如《吕洞宾度铁拐李》中，韩魏公乔装的村老汉，因为放走了吕洞宾，岳寿便私设公堂对其进行绷扒吊拷，并声称不管老汉“在村镇、居城郭”“当军役、纳差徭”，还是“开铺席为经商”，都要把他折腾得穷断筋、拷折腰。衙役张千听后大惊说：“哥哥，你这样做就没官府了？”张千哪里知道，对于小百姓而言，岳寿们就是官府。所以，他们才敢这般肆无忌惮。

与对下的飞扬跋扈相关的则是污吏们对上的奴颜婢膝。污吏们清楚自己下等人种的身份，知道与蒙古、色目人种的权豪势要以及官员相比，他们是无足挂齿的。为了在官场生存，他们定会对上层社会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虽然，现存元代公案剧中并没有直接表现吏目们逢迎官员的篇目，但我们却可以通过《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吕洞宾度铁拐李》等杂剧得到侧面的印证。

《包待制智斩鲁斋郎》中，鲁斋郎在张珪家坟院外打鸟，偶然看到张珪妻子李氏长得“风流可喜”，便让张珪第二日把妻子送到府上。这个堂堂的六案都孔目竟没有任何反抗，第二日便把妻子哄骗到了鲁斋郎府上。这一方面揭露了权豪势要的无耻与嚣张，同时也凸显了张珪作为吏目的胆怯与懦弱。银匠李四被鲁斋郎抢夺了妻子，尚且知道反抗，要“不问那个大衙门里，告他走一遭去”，而身为六案都孔目的张珪却自愿束手。《吕洞宾度铁拐李》中，六案都孔目岳寿私设公堂，审讯微服私访的韩魏公，当知道对方真实身份后，竟然惊悸而死。

两个大名鼎鼎的六案都孔目，一个在权豪势要面前，忍辱献上妻子以餍对方淫欲；一个因误审主官，惊悸而亡。通过这两篇杂剧，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到污吏们奴才的本相。此处若再进一步分析的话，就会更有味道：张、岳二孔目之所以对权豪和高官如此惧怕，乃是因为他们长久浸淫官场，对当时赤裸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森严的等级制度了然于心。他们十分清楚，面对特权阶层的凌辱与豪夺，反抗不唯是徒劳，且常会招致更迅疾、更猛烈的祸患。吏目们的束手，更显突出了小百姓灾难的深重。

在元代公案剧的上述三类反面形象上，寄寓了作家对于社会阴暗面的无限愤慨。公案剧作家秉持儒家“为民请命”与“发愤抒情”的创作旨归，以自己的生花妙笔，饱蘸百姓的血泪，将当时社会的丑恶淋漓尽致地展现于观众面前，践行了中国文学由来已久的“怨刺”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