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中敏先生片忆

我的舅爷是著名文史学家任中敏先生（1897—1991）。我曾在四川师范大学父母家中读到一本书《从二北到半塘》一书，是由任先生的学术助手龙晦教授委托儿子龙达瑞（也是我的好友，现为美国西莱大学教授）送来的“当代江苏学人丛书”之一。读后才算是对我认识、交往多年的舅爷的人品、治学及学术成就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2010年盛夏偶遇舅爷的博士弟子王小盾教授。小盾兄告诉我，任先生的全集很可能这一二年内要出版齐。我作为孙辈，深感欣慰。欣慰之余，多年前与舅爷交往的情景，一幕幕浮现脑海，挥之不去。这些记忆虽为零星的、片断的，却是生动的、鲜活的，且为上述书中所未记载的。我觉得有必要将它们付诸笔墨，以表对舅爷的忆念之情。

一、 初识舅爷

舅爷任中敏先生在家中排行第六，但在男性里排行第二，是我奶奶任华（排行第五）的胞弟，是我父亲许建的亲舅舅。父亲称他“二舅”，我就应当称为“二舅爷”，大家后来背地里称他“二老太爷”，言即他辈分高又在任家男性里排行第二。第一次见到舅爷是1965年11月。那时我们三弟兄刚随在重庆市工作的母亲迁居到成都四川师范学院（简称“川师”）与父亲团聚。一天父亲对我说，要带我去见一位亲戚长辈。当时我10岁多一点，现在已记不清舅爷居住的具体地址。只隐隐约约记得大概是现在九眼桥往西磨子桥方向，那时没有现在的一环路，公交车到九眼桥就是终点站停车场。所以我们从川师到九眼桥后，还沿着相当于现在的一环路向西走了好长一段路，才到舅爷家。近来才从达瑞兄处获知，那里是壁环村民主路3号。

走上木楼梯到二楼后，眼前完全是一副“书香门第”的景象：书架上的各种我不认识的线装书，琳琅满目，可以两人对坐的大书桌上面有文房四宝和我看不懂的研究手稿，昭示着主人是位学富五车的文人。墙上悬挂着古色古香的国画和一些不知属于什么体的书法作品。窗台上摆放着像古董一般的类似宋代青花瓷的花盆，里面种着造型各异的盆景花卉。窗外是一个很小但十分安静的小院落，院中扶疏的竹丛旁有一口井。这对于当时还住在川师“贫民窟”（筒子楼）里成天与蚊子蒼蝇打交道的我来说，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别有洞天的世界。

初见二舅爷，觉得他显得有些“另类”。只见他身穿与当时流行的中山装格格不入的对襟大褂外套，头顶散乱的白发稀疏，脸上蓄着两撇当时社会上很少见的“八字胡”，在我这个小孩儿眼中看去，有点像“解放前”的老头儿。对于这种似乎“不修边幅”的装束，当时不要说我这个孩子，就连社会上大多数普通百姓可能也难以理解和认同。现在想来，这一方面充分显示出舅爷那种不媚俗套、不合“潮流”、独立不羁的性格，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一心钻研学问，很少顾及仪表打扮等“俗事”。

当时一见舅爷这副似乎不容亲近的模样，我不由得产生出些许畏惧感。但当父亲向他介绍我后，他立即走过来与姐姐的亲孙子握手，十分亲热地嘘寒问暖。原来他竟是位可亲可近且可爱的老爷爷！我按照父亲的嘱咐怯生生地叫了声“二舅爷爷”。父亲说这种称呼太冗长，叫起来不方便。反正我也没有见过亲爷爷，舅爷也无孙子，以后就简明扼要地称呼他“爷爷”即可。于是我以后就直接称呼舅爷为“爷爷”，顺理成章，也就称呼舅奶奶王志渊为“奶奶”了。这样称呼既方便，也显得十分亲近。舅奶奶也是位慈祥可亲的老人，赶忙抓了些糖果招待我们。记得那天下午坐了一阵，父亲与舅爷聊了一些我们小孩子听不懂的话之后，便离开了。

不久以后，父母领我们全家去拜访了爷爷奶奶，还在他家共进了午餐。当我们下午准备动身返回川师时，突然发现当时只有6岁的二弟晓明不见了！舅爷马上起身寻找，甚至还到楼下院中的水井探视，怕孩子不慎掉进井中。结果发现调皮的二弟自己提前跑向了九眼桥方向。我记得这是我们几个孩子最后一次到舅爷的“书香门第”玩耍，因为不久以后，“文革”爆发，舅爷很快被赶出了这里，搬到水津街（今九眼桥附近的水井坊靠近东门大桥）一带。

二、 “文革”遭遇

“文革”开始后，已年届70的舅爷遭受了众所周知的磨难。舅爷一家被迫搬迁到水津街一个老院子里居住。进院落之前，从水津街一个拱形门洞进去，穿过约20米的巷道，便是一个天井般的过道。过道左侧是公用厨房，右侧是院子大门。舅爷的“新居”紧靠近大门处右侧。

此时，过去的“书香门第”一去不复返，只有一间约14平方米的房间和半间潮湿的耳房。上三级台阶便进房间门。房间里进门便是我熟悉的那张可以对坐两人的大书桌，舅爷常坐在书桌里面，面对门口接待我们。里面是老夫妻的双人床，床脚靠墙是大衣柜，床头有一平柜，摆放日常用品。要进房间里面，须从大书桌与平柜之间硬挤进去。好在当时人因营养不良皆比较“苗条”，挤进去还不太费事。进房门登台阶之前，右边是小耳房。由于地势低洼，耳房显得潮湿不堪，所以不能住人。里面堆放了一张因潮湿而日益破旧的长沙发，以及锅、泡菜坛、米坛等厨房用具。公用厨房大概一个院子只有一个，烧饭各家轮流来。卫生间在何处我已记不清了，反正也是公共使用的。舅爷家那张古色古香的方形餐桌房间里放不下，便放在天井里。通常老两口用餐便在房间里书桌上进行，有客人（经常是我们几个孩子）来，便在天井的餐桌上招待。

不少人对舅爷这种戴上了“反革命”“右派”帽子的“反动学术权威”唯恐避之不及，根本不可能主动与他往来。如有位担任了领导职务的亲戚到成都出差，为了避嫌而不敢去看望舅爷。尽管我们家也遭受磨难，抄家、关“牛棚”（“牛鬼蛇神”集中居住处）、惩罚性劳改等遭遇不断降临到我父亲头上，但我母亲却根本不顾忌这些。她当时在牛市口空压机厂工作，距离舅爷家比较近，所以经常骑自行车去看望二位老人。有时在牛市口替他们买一些菜带去，当时买任何东西都需要票证，粮、油、肉票不用说，甚至连盐巴、白糖、粉条、豆腐、木耳、黄花等皆规定要票证。老人家有时不知把票证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妈妈就把我家的票给他们一点。有时陪舅奶奶聊聊天，看看他们二老有无需要帮忙之事。她们都是江苏人，很有共同语言。通过聊天，深入了解到舅爷是位脾气倔强、事业心很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

“文革”时，作为被戴上“历史反革命”和“右派分子”帽子的舅爷常常被迫去参加“革命造反派”组织的各式各样的批斗会、“学习班”，或带着小板凳去从事拔草等劳动以“改造思想”。这是十分侮辱人格的“待遇”，令人十分愤懑。所以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处于心情郁闷、提心吊胆、烦躁不安的状态。但倔强的舅爷心中不服气，在批斗会上造反派要他低头认罪，他却坚持昂头不从。

此时舅爷的工资被停发，致使两位老人生活无着。舅爷的学术助手龙晦先生便每月委托儿子龙达瑞送去10元，以聊补无米之炊。后来舅爷又被送往什邡军垦农场“劳动改造”，至1971年才返回成都。1971年舅爷恢复工资发放后，又将这些钱装在信封内，托达瑞兄还给龙先生。当时我父亲被关在“牛棚”，家里被抄，出来后不久父亲又到军垦农场。母亲带我们3个孩子惶惶度日，包括为了躲避日益激烈的“武斗”而到乡下“逃难”。舅爷的这种境遇我们全然不知，皆是近日才从达瑞兄处得知。

其中有件事尤其令人气愤。舅爷曾有一部著作，中华书局准备出版，并预先支付了千元稿酬，这在“文革”前算是巨额收入了。“文革”开始后，四川大学中文系造反派抄家时，领头的青年教师抄走了舅爷的这部手稿和预付稿费，事后又否认有此事，活生生地将这笔巨款私吞。中华书局没有得到书稿，理所当然地要舅爷退还稿费。舅爷既拿不出书稿，又无法退出稿费，急得走投无路。因为这不但自己利益受损，而且作为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尊严也受到极大伤害。但舅爷考虑到我家的困难——家里3个小孩，父母工资也不高，还要接济扬州的爷爷和姑姑（爷爷作为一位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被错误地打成“反革命”和“右派”并开除公职，直到1979年才平反）——所以没有当即对我们说，而是向北京的几位侄子求援。我的这几位表伯均为高级知识分子，大家凑了一些钱，才算帮舅爷渡过了难关。后来舅爷又用自己的工资逐渐还清了。

三、 恒心、爱心与童心

尽管处于非常闷闷不乐的年代，时常遭受各种侮辱性待遇，大大干扰了自己的正常生活，但舅爷对唐艺学、敦煌学的研究却从未停止。他常常在学习班结束或劳动完结后，背着背篼到图书馆借书，回到家吃过晚饭便开始整理资料。到10点钟就上床睡觉。凌晨4点，悄悄起床开始研究。早晨8点过再休息一会儿。然后又开始一天的工作。一年四季几乎不断。哪怕是严冬“不耐五更寒”之时，仍披着棉袄伏案工作。有一次我去水津街，正好遇见他背着背篼，埋着头、两只袖子一甩一甩大步往家走。我叫了一声“爷爷”，他才如梦方醒般看到我，简单寒暄几句，就赶快回家搞研究去了。真是抓紧时间、争分夺秒！

当时没有计算机和打印机，一切科研的资料搜集、分类整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和最终成果全凭人用笔一个个字写。舅爷常常用毛笔书写草稿，然后花钱请人用16开或8开的格子稿签纸誊抄。现在看来，依当时那种条件，没有经年累月地皓首穷经、“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和耐心，是无法完成500万字的科研成果的。因此，伏案写作成了舅爷“永远不变的身影”，几乎我每次去都会看到这种身影。

舅爷有时也会让我欣赏一下誊抄完毕的书稿，上面的字大部分我都认识，但不知何意。只觉得字写得很好，一格一字，像我们小学时临摹的字帖。记得我高中毕业时已18岁，在家等待上山下乡，舅爷说干脆让我帮他抄写书稿。他先拿了一份有些像字帖的稿件給我看，问我的字书写得是否有这种水平？我已被漂亮的字体震慑住了，连忙摇头。舅爷又拿出另一份字迹稍微差一些的，我一看似乎比我写的还差。犹豫了一下，还是没允诺。一来我贪玩，二来看不懂不感兴趣，三来怕抄错承担责任。尽管舅爷承诺，抄16开小纸每页给2角5分，8开大纸每页给5角的报酬，最终仍然没有能达成协议。1985年我在西南师范大学攻读世界史硕士学位，听我的导师孙培良教授（中国著名西亚史专家）谈起舅爷在学术界如何如何权威时，我心底里还真有些懊悔。早知如此，说不定我帮舅爷抄书，还能成为他的弟子呢。当我自己成为大学教师，亲身从事学术研究时，我才真正理解舅爷在当时那么艰苦的物质条件下，那么险恶的社会环境中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需要对学术有多么执着的热心、对事业有多么坚韧的恒心！

舅爷表面看来脾气倔强，但内心却情感丰富，尤其对孩子充满爱心。当年因舅爷爱国，促使他唯一的儿子任有愈（我父亲称他为“小愈”）从戎国民党空军，参加抗日战争，不幸从飞机上摔下身亡。舅爷每每怀念起儿子，心里还隐隐作痛。记得我1973年到北京玩，住在伯父许梅家。舅爷写信来要我替他在京购买一本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当我回成都将伯父买的书递给他时，他指着作者的名字对我说：“晓光，看到这我就想起我的儿子，他名字叫任有愈，和作者只差一个字。”思念之情，溢于言表。

正因为舅爷自己没有后代，所以对我们几个他姐姐的孙子很疼爱。尽管他工作十分繁忙，但只要我们去，他总是挤出时间来接待我们。常常是笑嘻嘻地与我们寒暄，突然说一些令我们捧腹大笑的妙语，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扬州人的幽默风趣。例如有一次舅爷要在家招待我们几个孩子吃午饭，但条件很差，只能在秋风萧瑟的过道天井里的餐桌上请我们。尽管如此，舅爷还是很幽默地说：“咱们就着西波（北）风下饭吧！”奶奶总是给我们倒一点他们老年人喜爱喝的沱茶，然后做一些味道精美的饭菜招待我们。她烧的菜是江苏味道，与我们母亲烧菜味道非常接近。加之当时“文革”期间，物资短缺，正在身体发育旺盛期的我们三弟兄似乎永远对荤菜没有满足之时。因此我们常常在奶奶盛情招待下，大快朵颐，尽享佳肴。殊不知这样一来，又要用掉两位老人的多少生活费和票证了。

我们几个小孩不大懂事，每次去所关注的只是大书桌上那些信封表面的漂亮邮票。这些邮票有来自法国的、日本的……和咱们中国的邮票截然不同，当时社会上几乎见不到，使人很有新奇感。于是我们就向舅爷讨要这些邮票。舅爷不仅慷慨允诺，而且还将抽屉里其他类似的信封拿出来，让我们尽情地撕下上面的邮票。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些信件、稿件都是世界各地的敦煌学家正在与舅爷进行学术交流的方式。待我懂事后，我想在“文革”那样险恶的社会环境中，舅爷居然没有被再加上一个“里通外国”的罪名，真是奇迹！

当然，我们也不是每次仅去玩。待我们年龄逐渐长大后，父母让我们去帮助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做些家务事。当时不像现在，可以请“小时工”帮忙，一切家务均得自己做。我们去最主要的事是擦窗户。那时老四合院的窗户很高，而且与现在的大玻璃完全不同，是古色古香的、由拐弯抹角的窗棂和分隔成若干小块的玻璃构成，擦起来很费事，老年人更无法承担此项家务。我当然义不容辞，站在舅爷的大书桌上，认真地将每格窗棂、玻璃擦干净。发现有玻璃松动、可能有掉落的危险时，就向舅爷要来锤子、钉子把它钉牢。擦完窗户，又将天花板上的灰尘掸净。两个弟弟就负责扫地、拖地板、擦家具之类。

当然，两位老人不会白白“剥削”我们的劳动，总会给些奖赏。例如一次干完活后，舅爷决定去东门大桥附近请我们吃北方水饺。只有过年才能吃到水饺的我们一听，都乐坏了！舅爷手牵我二弟在前面走，我带着三弟小强跟在后面，奶奶还带上个铝饭盒，准备把吃不完的水饺带回家。走了一阵，渴望美食的二弟按捺不住，指着东门大桥旁一建筑问：“是不是那里？”舅爷做出一本正经的模样逗他说：“那是骨科医院，咱们不去！”把我们全逗乐了。到了饺子店，奶奶一下要了二斤（200个）饺子。其实现在看来，那饺子质量很差，包的馅儿主要是韭菜，肉极少。但我们三只“馋猫”却感觉如“满汉全席”，待爷爷奶奶停下筷子、表示吃饱了以后，我们便风卷残云一般将剩余的饺子一扫而光。最终奶奶只得将空饭盒原样带回。一年后，舅爷给北京的伯父写信还不忘提及：“晓光真厉害！一顿要食七十个饺子！”

记得1972年的一天，舅爷在成都著名景点武侯祠旁南郊公园请客，介绍我认识了长我两岁的龙达瑞兄，那是我们初次见面。舅爷称他为“小龙”，是为了给即将下乡插队的小龙饯行才策划了这次聚会。舅爷很慷慨地拿出10元钱让我和母亲去点菜，这在当时是两位老人一周的生活费了。舅爷自己生活俭朴，但对晚辈却充满爱心。诸如此类，可见一斑。同时我也感到，尽管蒙受不少冤屈，但除了对事业的执着恒心外，舅爷始终具有面对困难却乐观豁达的“童心”。其突发妙语不仅常常逗得我们捧腹大笑，奶奶也时常忍俊不禁。这种精神状态，支撑着两位老人度过了令人压抑万分的年代。

1974年我下乡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四川剑阁县，度过了四年艰难困苦、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蹉跎岁月。其间偶然返回成都探亲，仍要去探望爷爷、奶奶。向他们诉说一些乡下境遇，或听舅爷风趣的妙语，郁闷的心绪常可暂时舒缓。1977年，正当我们全家为两个知青的前途感到绝望之时，邓小平复出工作，首先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家里两名知青同时参加了1977年底的首次恢复后的高考。由于当时有12届中学生同时考试，所以录取率很低。全国平均为二十七分之一，四川人口多，仅为八十八分之一！考上本科很难。但我们两弟兄凭借努力加运气，皆从乡下考上了中央部属院校。二弟先被中南矿冶学院录取，去舅爷家报告时，他像对同辈人那样紧紧握住二弟的手说道：“祝贺你被录取！”当我也拿到西南师范学院录取通知书并去报告时，虽然天色已晚，但二老仍在院子里逢人便说：“两个知青都考上了大学！”表现出老一代知识分子对孙辈前途的深切关怀和热切冀望。

四、 如烟往事成追忆

我上大学后，舅爷很快调动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父母前去他家里帮忙收拾了很久，最后一直将二老送到火车站，送上软卧车厢。到北京后，舅爷为了纪念他这么多年来在成都的坎坷岁月，特意书写匾额一幅赠送给父母，上书“人心思法”四个篆书大字，并附题记道：“健、伟甥于1979年助我出蜀，任劳任怨，卒底于成，心实感之。时国内思潮，上下均求法治甚切。每有争执，辄以权大法小为憾事。后书此四字，远寄为谢，并志所怀。”表达_{了对扭曲年代知识分子不幸遭遇的义愤和对祖国即将走上法治社会的渴望。同时给母亲寄来一件衣服，感谢她多年来对自己的照顾。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这位祖辈。只是从他给父母的信件和他人的述说、信件中继续加深对舅爷的了解。其中很多信件述说之事与他在成都的遭遇密切相关。}

1979年父母连续接到舅爷从北京来的多封信。信是用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竖排稿签纸写成，读起来有些费力。内容是要求父母替他向四川大学党委转交信件。信件内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要求四川大学“落政办”（“落实政策办公室”的简称）为自己这么多年来的冤屈落实政策，二是要求退还那笔被私吞的稿费及其利息。但两件事均遭到相关人员拖延推诿，办起来异常艰难，使舅爷感到焦头烂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一方面感叹“幸而社會主义优越性大！中央一切新政策颁布及时，比那不如我的早已变做骨灰的，我总算是大幸的人”；另一方面又对相关办事机构和人员不负责任的“拖拉挂泡、不办不理”的办事风气和效率十分气愤。其实照现在的人看来，舅爷只要让他的学生——中宣部长胡乔木或教育部长蒋南翔给四川大学打个招呼，此事便可很快办成。但当时舅爷只知道通过正常渠道去办理，结果父母也为此事跑动数趟，收效甚微。直到后来舅爷调动回扬州师范学院，四川大学才算给他彻底平反。结论是舅爷毫无问题，纯属冤案错案。舅爷在给父母来信中十分愤慨地写道：“折腾了我这数十年，原来只是为了拿我寻开心！”

尽管舅爷对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但学术研究却从未懈怠。在来信中可以看到，他一方面无可奈何地抱怨“在这种情况下，哪里还有多少精力去搞科研工作”；另一方面又决心“在京两年，将《优语集》《敦煌歌辞集》两稿交了”。当时舅爷还在通过教育部办理调动回老家扬州之事，因此还需要扬州方面落实政策，将原有住房收回。又遭到各种人员的拖延推诿。面对这些令人烦心的现实，舅爷对于学术研究的决心丝毫不显动摇。他在信中表示：“我的目力脑力日退一日。到扬州后，拼死拼活，也得把所余的三种科研成果弄完成，然后休息。”当时舅爷已82岁高龄。以耄耋之高寿，发如此之雄心，用当年曹孟德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来形容，一点不为过。难怪小盾兄告诉我，他自从到任先生那里攻读博士学位，就每年只能大年初一休息一天，其余时间全部用来读书学习科研。因为舅爷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力图争分夺秒，在有生之年，把所有学问传给弟子。

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父母所在单位四川师范学院任教。3月，著名文史学家卞孝萱教授到学校来讲学，顺便来父母家里看望扬州老乡。卞教授操着一口浓厚的扬州普通话，眉飞色舞地谈起舅爷的一些趣事。如扬州师院要申报一个古代文学硕士点，但报到国务院学科组时，却因舅爷的学术成就，被主动批准成了博士点。当学校告诉舅爷这一特大喜讯时，舅爷毫无感觉地回答：“我才不要你那个什么博士学位！”把学位点误认为学位，反映出他一心做学问、超脱“尘世”的心态。此为学术界一趣谈。

1984年，我重回西南师范大学攻读世界史硕士学位。接父母来信，说舅爷的手稿被一名叫傅晓宇（音）的女子骗走，以致下落不明。父母准备通过法律手段起诉，但咨询了律师，因起诉主体不明，只能作罢。不知这部手稿如今漂泊何方？

1986年，在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的汪俊兄即将硕士毕业。我听说他将回到老家扬州师院工作，便托他给舅爷捎信，顺便买了不少他们两位老人特别喜欢的沱茶带去。不久接到汪兄回信，说任先生虽已双手拄杖，但仍声如洪钟。他目睹我的信，回忆起在成都那些不堪回首的岁月，不禁感慨万分……

我当时本打算借查阅毕业论文所需资料之机，亲自前往扬州拜见舅爷，但因经费所限而未能如愿。没想到以后却再也没有机会。1991年12月，正在西南师范大学任教的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舅爷逝世的讣告和大照片，这反映出国家和社会对他的学术贡献的充分认可和褒扬。2010年7月2日，我回到老家扬州。在原扬州师院侧门拜谒了舅爷的铜像，瞻仰了“半塘”石碑，并与之合影留念。当天，我找到住在校外的汪俊兄，他与我聊起当年与任老见面的情形。他回忆说，当时任老已有些间歇性糊涂，常在聊天过程中将汪俊误当作晓光。我还得知汪俊已在小盾兄门下获得博士学位，算是舅爷的“再传弟子”了，感到由衷欣慰。7月3日，我和扬州的姑姑、叔叔们一起，到扬州小茅山公墓为我那含冤去世的祖父烧纸钱表示哀悼，同时也为在同一公墓安葬的舅爷烧了纸钱以示怀念之情。此时此刻，与舅爷交往的如烟往事浮现脑海。一切皆已成追忆，愿这位学术泰斗冥福。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