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是一种在宋代大放光彩的音乐文学，它的兴起和发展可追溯到唐五代。古代有词源于诗的说法，以为词是诗歌的一种变体，但现代学者认为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不仅具有长短句的形式，而且是合乐的，是“倚声填词”的作品。填词所倚之声，乃隋、唐以来的燕乐新曲，而燕乐在唐代原称俗乐，其乐曲虽或源出雅部，但变为胡声而杂有俚曲。二十世纪初发现的敦煌曲子词，证明了词起源于民间的说法。民间歌谣多数是情歌，以表达男女间的缠绵恋情为主要内容。中唐文人从事词的创作，标志着词体的发展进入新阶段，但直至晚唐温庭筠等大量作词的专门才人出现，词才开始以不同于诗的面貌发展，形成了“词为艳科”的花间词风格。五代时期的南唐，产生了冯延巳、李煜等优秀抒情词人，他们那些抒写悱恻心绪的作品，多具难以言传的纯情之美，表明词的发展已进入成熟阶段。
曲子词的缠绵
作为一种新兴的音乐文学样式，词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和发展过程。大约初唐就有民间曲子词的出现，在包括《云谣集杂曲子》在内的敦煌曲子词里，除极少数可考出为文人所作外，其余皆出自民间。但至迟到中唐，文人作词已较为普遍了，并在文坛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
敦煌曲子词里的《云谣集杂曲子》的发现，填补了一段重要的词史空白，它的选辑时代应在唐末，早于《花间集》成书三十年，其中所收作品的创作时代，已能认定有二十多首为盛唐作品。朱祖谋跋《云谣集杂曲子》云：“其为词朴拙可喜，洵倚声中椎轮大辂。”此词集里作品的题材范围较广，有唐开元以来写征戍、闺怨的里巷之曲，有羁旅游子的呻吟、忠臣义士的壮语，有作风沉郁雄奇者，亦有艳丽深厚之作，展示了一个与《花间集》、《尊前集》不尽相同的曲子词面貌。其写男女相思之缠绵的情歌，反映了早期民间词所特有的思想感情与艺术风格。如《抛球乐》：
珠泪纷纷湿绮罗，少年公子负恩多。当初姊姊分明道，莫把真心过与他。子细思量着，淡薄知闻解好么？
情感真率而语言通俗生动，虽少含蓄之趣，但生活气息浓厚，为当时民众容易了解的歌曲。其他敦煌曲子词，也都具有这种民间词的淳朴本色，如《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再如《望江南二首》：
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者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天上月，遥望似一团银。夜久更阑风渐紧，为奴吹散月边云。照见负心人。
写的都是痴男怨女的真实情感，风格清新朴素，带有浓郁生活气息和民间风味。这些敦煌曲子词，除语言的俚俗质朴外，还保存着词初起时的“原始”状态，即体制的“不稳定性”，如单双叠并行、字数不定、韵脚不限、用方言叙事等，反映了唐代民间歌词的一般形式特征。但其优秀作品总是想象新奇，比喻贴切，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语言通俗易懂，与魏晋南北朝的乐府民歌颇多共同处，所不同的是在格调方面已明显看出近体诗的影响。
随着民间曲子词的传播，开始出现受其影响的诗人创作的文人词。文人词大约产生于中唐时期，标志着词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唐的文人词，主要是汲取民间曲子词的表现形式来从事创作，体式比较短小，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泼的特色，题材也较为广泛。如张志和的《渔父五首》其一：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这是作者大历八年（773）在湖州与人唱和所作，把江南的渔民生活和水乡风光写得极富诗情画意，带有清高脱俗的隐逸风调。再如韦应物《调笑令》：
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
这是较早反映边塞风情的文人词，其时戴叔伦也有内容相同的《调笑令》词，似为唱和之作。
中唐时期写词较多的诗人是白居易和刘禹锡，他们作品的民歌风味更为明显，如他们两人唱和的《忆江南》词：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刘禹锡）
写出了江南风景的绚丽和迷人。他们也有描写男女相思的作品，如白居易的《长相思》：
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吴山点点愁。思悠悠，恨悠悠。恨到归时方始休，月明人倚楼。
刘禹锡的《潇湘神》：
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
抒写恋人深婉的离情别绪，很缠绵，既有清新自然的民歌风味，又带有较为典雅的文人情调。
中唐是文人作词的尝试阶段，尚无专门从事曲词创作的作者，除受民歌影响外，此时的文人还较多地以写诗的手法作词，他们的词大多仍带有绝句风格，较少在艺术上考虑适应词调的特点。所以在早期文人词阶段，词与诗的界限还不是很清楚，不少五七言绝句加上“虚声”被当作曲子词来唱，而有些“词”实际上也正是五七言绝句。这一时期的词多体制短小之作，大家都在小令上做功夫并习惯这一体制，词的句法已开始定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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