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唐诗学之形成

元代唐诗学之形成期：中统、至元时期元代从蒙古灭金（1234）至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前后虽仅百余年，但文化思潮、诗学风气均有显著的变化，宗唐观念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依照元代唐诗观念流变的情形，可将元代唐诗学分为三个阶段：形成期、鼎盛期和蜕变期。其时间界线为：

形成期——中统、至元时期。起于蒙古灭金，迄于至元末，以世祖忽必烈时期为主。

鼎盛期——大德、延祐、天历时期。起于成宗大德初，迄于文宗天历末，历成宗、仁宗、文宗朝，仁宗、文宗推行文治颇力，文教昌明，号为盛世。

蜕变期——元统、至正时期。主要是以元朝最后一位皇帝顺帝在位的时间为起止，即起于元统初迄于至正末。

兹分三章论述。

三大文化圈与宗唐诸派的形成

明初李东阳《麓堂诗话》云：“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道出了元诗近唐这一整体倾向。清人顾嗣立穷毕生心力，网罗浩博，编成《元诗选》，“有元一代之诗，要以此本为巨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元诗选》）。其论元诗亦颇具通识与卓见，《元诗选·序》云：

骚人以还，作者递变。五言始于汉魏，而变极于唐。七言盛极于唐，而变极于宋。迨于有元，其变已极，故由宋返乎唐而诸体备焉。百余年间，名人志士项背相望，才思所积，发为词华，蔚然自成一代文章之体。

这里历数诗体之递变，特别指出元诗处在唐、宋诗之后，各种诗体已臻盛极、变极的境况之下，元人选择“由宋返唐”之径，遂带来了诗坛之复兴。这一论述是符合史实的。事实上，整个元代无不对唐诗心追力摹，奉若圭皋。刘壎作于至元二十四年的《新编绝句序》已典型地反映了元人对唐诗的此种态度：

唐人翻空幻奇，首变律绝，独步一时。广寒霓裳，节拍余韵，飘落人间，犹挟青冥浩邈之响。后世乃以社鼓渔榔，欲追仙韵，千古吟魂，应为之窃笑矣。诗至于唐，光岳英灵之气为之汇聚，发为风雅，殆千年一瑞世。

视唐音为“广寒霓裳”，恍如天乐，偶落人间，而后世之音，只如“社鼓渔榔”，仙凡之隔，岂可并论？推崇至矣。以“千年一瑞世”来论大唐，以“风雅”来论唐音，也是地道的元人眼光、元时风气了。元初儒者文士，痛于为异族所灭，因而对于维系儒学、文脉、诗道之正统于不坠最为经心。诗歌“上薄风雅，中规李杜，粹然一出于正”（郝经《遗山先生墓铭》，《陵川集》卷三五），遂成为元人心目中的艺术典范，即以唐诗为正宗，直追风雅之正源，建立与汉唐相接的盛世诗风。“宗唐得古”由是成为整个元代诗歌批评的主潮。

元人虽举世宗唐，但学唐之风，可上溯到宋、金两个源头。金代，整体而言，崇苏之风一直颇为兴盛，对山谷则褒贬不一，对江西末流更深致不满，“北人不拾江西唾”（元好问《自题〈中州集〉后》），“未作江西社里人”（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宗唐黜宋之意甚为显明。元初北方诗人王恽总结金末诗坛，曾云：“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西岩赵君文集序》，《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三）正反映了当时金末学唐之风。元好问为此中主持风会者，作为金元之际的文坛宗主，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金元两代，几乎成为一时文坛的指导思想，“百年以还……别裁伪体，溯流穷源，论者以先生为标准”（顾嗣立《元诗选》初集《元好问小传》）。金亡后的元初诗坛，刘秉忠、郝经、王恽等开国文臣，主持文柄，他们不少曾师事元好问，自与亡金文统有一脉相承处，同时“慨然以羽翼斯文为己任”（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欲兴复斯文、道济天下，以唐诗为趣向，上追风雅，便成为了理想的新朝诗歌范式。郝经作《一王雅》为元代建立通向儒家六经的文统、诗道，以唐诗作为典范而“可法”，王恽等推助其波澜。涿郡卢挚则以清新飘逸相倡，“所作古诗，类皆魏晋清言”（吴澄《盛子渊撷稿序》，《吴文正公集》卷一三），使“近世几绝”的古诗复归诗坛，在创作上开出“以唐矫宋，以晋参唐”之风。这几位翰林公，成为开有元一代诗学风气的先导人物。

与此同时，南方诗坛也出现了新的风气。南宋中后期，江西诗弊，日益突显，先后出现了四灵、江湖派，诗宗晚唐，以与江西相抗。“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音。”（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四灵、江湖开宋末学唐之风，但他们基本上是取晚唐，风格纤细，气象狭小，到宋元之际，已为人诟病，所以江湖诗人中如戴复古、刘克庄等已主张济以雄肆诗风，取法门径稍有扩张。戴复古《论诗十绝》云：“飘零忧国杜陵老，感遇伤时陈子昂。近日不闻秋鹤唤，乱蝉无数噪斜阳。”刘克庄亦不拘晚唐，兼学唐、宋诸大家。尽管如此，他们仍未从总体上跳出诗宗晚唐的格局。南宋第一个公开亮出效法盛唐旗帜的为严羽，其云：“予不自量度，辄定诗之宗旨，且借禅以为喻，推源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自此，宋末诗坛才出现了主尊盛唐的声音，而对唐诗风格的追摹亦由独尚清瘦的偏锋，回归到雄浑高古的大道。

由南宋入元的诗人，正是承续了上述学唐之风而打出了复古尊唐的旗帜。戴表元、仇远、白珽、赵孟頫等人以他们的诗论和创作，诋斥江西诗弊，同时对四灵、江湖的褊狭趣味也予以矫正。在反思整个南宋诗坛的种种流弊时，身居东南的“文章大家”戴表元明确提出了“宗唐得古”的诗学主张。此主张得到当时江南诸诗人的呼应，钱塘著名诗人仇远云：“近体吾主唐，古体吾主《选》。”（顾嗣立《元诗选》二集《仇远小传》引）其友弘道评其诗亦云：“吾爱山村友（仇远之号），诗工字亦工。波澜有唐句，潇洒晋贤风。”（顾嗣立《元诗选》二集《仇远小传》引）戴、仇与白珽、袁易、赵孟頫、顾伯玉诸诗友，声气相通，常在江南山水间雅集倡和，宗尚风雅，以唐诗为美，“要须力挽古风回”（赵孟頫《酬罗伯寿》，《松雪斋文集》卷五），江南诗坛宗唐之风遂空前活跃起来。赵孟頫于至元二十三年（1286）入朝为官，才华倾动京师，对文坛影响至巨。至此，南、北宗唐之风始为汇合，一代“宗唐得古”的诗学思想全面展开。

“宗唐得古”虽为南北诗坛的共同主张，但元朝初期诗坛的构成颇为复杂。在蒙古人吞金灭宋、统一中国前，宋、金相隔已百余年，其间声教不通、文物迥然，各有其统绪。统一之初，南、北的文化差异仍然较大，地域性特征颇为明显。因而由金入元的北方诗人，与由宋入元的南方诗人，诗风、诗学观念也存在着鲜明的南北差异，形成了以上都、大都为中心的北方诗坛，和江浙、江西两地为中心的南方诗坛。东南的江浙与中南部的江西，同时活跃着两大诗人群。元初，江浙一地，以戴表元、仇远、白珽、方凤、赵孟頫为首，云集唱和，张园燕咏、西湖雅集、月泉吟社，皆盛名一时；江西则汇聚着王义山、甘咏、赵文、刘壎、吴澄等名流才俊，后来诗冠一代的“元四大家”中有三位皆出自江西（虞集、范梈、揭傒斯）。可见，元代江浙、江西两地，诗人荟萃、风流交映，盛极当时。但是，江浙、江西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传统又不尽相同。江西是陆学重镇，象山学派在此光大，又曾为江西诗派之核心。而宋元之际的江浙，理学融注的是朱学、吕学、陈亮事功之学、叶适永嘉之学，诗坛则曾兴起“四灵”以与“江西”相抗，因此，南方两大诗人群体的诗学主张也各有偏重。由此，元前期诗坛形成了大都、江浙、江西三大中心，在倡导“宗唐”上虽具共识，但他们“宗唐”的角度、目的又各有不同，对唐诗的诠释、接受亦有差别，形成了元代宗唐的各支。

（一）宗唐教化派

北方自江汉赵复以南冠之囚，传程朱理学，而姚枢、窦默、许衡、郝经等开国儒臣，大张其学，由此，北方理学彬彬郁郁。北人“宗唐”的观念正是建立于此风气之上。郝经、程钜夫（此为南人入北）、姚燧等人，身兼理学家、朝臣、文士数重身份，在政治上认同、服务于蒙元王朝，既为朝中重臣，又执掌当世文柄，主持文坛风会，他们往往是官方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其“正统化”倾向十分明显。他们的理学背景、政治身份，使其“宗唐”的角度有着很强的正统儒学诗教色彩，因命之“宗唐教化派”，他们“宗唐”之目的，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1 从“以音观世”的观念出发，欲建立大元盛世之音。儒学诗教素来重视“声音之道与政通”，即《毛诗序》所云：“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因而欲建立一代盛世之音。蒙元以强悍武力征服四方，自视为统御天下的泱泱大国，欲建立与之相应之文风、诗风，必孜孜以大唐之音为法，夷然不屑于衰宋之音。

2 从“宗经”的目标出发，以唐诗为通“经”之路径。认为唐诗“备述王道……直与三百五篇相上下”（郝经《一王雅序》，《陵川集》卷二八），最得诗经之正传、风雅之遗意，因而“宗唐”便通于“宗经”。欲建立一条以唐为径，上追风雅、直取本源的诗学通道，以此述王道、美教化、厚人伦。这正是以担荷儒家正统自许的北方理学家们“宗唐”的关键所在。

这一派对于整个元代的影响甚大。代表人物有郝经、王恽、姚燧、刘因等。

（二）宗唐格调派

与北方理学家、馆阁文臣从教化出发、宣扬“宗唐”有所不同，江南的文士们，有感于宋末诗弊，更多地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推崇唐诗的艺术风范，内重其风骨、精神、性情，外循其声律、辞章，以唐诗为一种典正的艺术模式，深加标举，且由此而上溯汉魏高古之风、浑厚之格，直至风雅之源。此派以东南江浙为中心，以戴表元、仇远、白珽、赵孟頫等正统诗人为代表，与北方郝经、姚燧、刘因等理学家桴鼓相应，使元代“宗唐”复古的风气蔚为大观。

唐诗与宋诗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唐诗重情韵、重感兴，为“主情”诗型；宋诗则重理趣、重议论，为“主意”之诗型。“盛唐诗人在创作中心灵沉浸于被外物所诱发并与外物交融在一起的盎然的美感中，充溢着诗的情趣与情致，一任感性吟唱咏哦，并不凭借理性的知解力。宋人则反是，他们‘不问兴致’，不重视诗意的审美情感，以理性的心态和逻辑思维的方式力求表述传达某种抽象的理念。”萧华荣：《中国诗学思想史》，页212。“主情”诗型重“感兴”，“主意”诗型则精“锻炼”。元初国乱家亡，山河易主，遗民们深含“千古之愤”，诗歌便成为他们寄托情怀、交流感情的方式，因而，“诗歌吟咏性情”这一古老命题又成为了这一时期最为迫切的呼声，元人诗论强调“情”，强调“兴”，这是对诗歌抒情功能的一大回归。这也正是“宗唐格调派”的核心主张。

标举唐诗之性情外，“宗唐格调派”还注重唐诗法度之美，赵孟頫之诗被推为诗坛典范，正是他讲究法度，不越律吕。正如人所称道：“松雪翁（赵孟頫）诗法，高踵魏晋，为律诗则专守唐法，故虽造次酬答，必守典则。”（袁桷《跋子昂赠李公茂》，《清容居士集》卷四九）因而，这一派较为重视学唐之格调，学唐诗“冲淡”之美、“雄厚”之美、“清圆”之美，在学之中，渐能得其诗格之正、诗律之醇，由此“升阶而趋唐，入室而语古”（戴表元《洪潜甫诗序》，《剡源集》卷九），使其精神、面貌与唐人合、与古人近，一洗宋、金陋习。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学”而至于“化”，即学到“无迹之迹，诗方神”（戴表元《许长卿诗序》，《剡源集》卷九），“能为唐而不为唐”（戴表元《张仲实诗序》，《剡源集》卷八）。这是元人学唐较明人更为通脱处，这也是元人宗唐格调论者既重法度，又能一定程度地超越法度，而终以“性情”为旨归的取法所在。

（三）折衷唐宋派

元初诗坛，江西诗派虽已日渐衰落，但仍有方回等作为其最后之中坚极力回护，然“宗唐得古”的呼声毕竟已在南方、北方以锐不可当之势成为了诗坛的主流思潮，因而，另有一些南方诗人，他们既有别于戴表元、仇远等人“尊唐黜宋”、“崇唐抑宋”的激烈主张，同时，也有别于方回等的一意护持江西门户，这些诗人上承江西统系，徘徊于唐、宋之间，探索二者之渊承、因革，破除种种门户，欲以调合唐诗宋调，形成了“宗唐得古”思潮下较为温和的“折衷唐宋”派，这是江西诗坛之衍流余风与宗唐得古的时风相结合的产物，此派多为江西之诗人学者，浸染江西文化较为深厚，与江西诗派之渊源亦较为复杂，因而，在唐诗、宋诗间力图寻找到更为深层的因革关系，在唐诗之外，也为宋诗寻找一存在的合理空间。因而其主张不主一格，不拘一师，融通唐宋、乃至融通古今，此派代表人物有元初之王义山、刘壎，元中叶之吴澄等。

（四）宗唐性灵派

元人牧马南下，大宋江山易主，以儒家为中心的汉民族文化受到重创，其约束力也大为减弱。士大夫们一方面努力保存传统文化，一方面又不禁深深反思，当时思想界、文学界都出现了这种怀疑精神、反思意识，他们对于儒家主流文化既有一份追怀、传承之想，又有一种冷静与独立之思，因而对于传统便有了一定的超越，出现了宣扬个性、尊重一己之情性的思想，在唐诗的接受上则表现为宗奉唐诗之精神，更寻求自我之发抒，其性灵化的倾向使诗学获得了更多的发展空间。这种尊重个体之性情、崇尚抒写一己之怀抱的风气，由元初赵文、刘壎所开，元中期，为诗坛“鸣太平之盛”的时风所掩，表现得较为淡漠，至元末大倡于东南，铁崖诗人杨维桢、玉山主人顾瑛、诗画名家倪瓒等为诗坛盟主，诗酒连欢，尚性情之天真、求艺术之唯美，遂开明清两代性灵派之先声。

此派尚情、尊己，更通于唐诗之精神，与那些更重树立唐诗之典范的诗人不同，他们无意于对唐诗风格进行追摹，无意于以“雅正”的风格来规范自己的情怀与诗意，更多地是取法唐人重性情、重感兴的创作方式。因而其对唐诗的解读、接受，更倾向于获得诗中活跃而流动的生命力，因而，这一派的诗歌创作有逸出元代主流风格之外的特质，其成就反而较为突出。

前文提及，诗歌“吟咏性情”成为了元人最为迫切的呼声，使诗歌向抒情功能回归。然元人的“吟咏性情”又分为二种，其一，正统派之“吟咏性情”，这主要指位居馆阁，或理学家们之诗论，他们强调“吟咏性情之正”，即“雅正”之性情，合乎规范之情，经过“理”之净化之情；其二，遗民隐士之“吟咏性情”，他们身遭惨变，各种观念都遭受到强烈的破坏，在“山川草木、风云烟月”间，“登高望远，触目兴怀”，感受到各种价值观念剥落后，作为天地间最为纯粹的人的一种存在，因而强调抒发个体之真情，抒写“流出肝肺”的东西。如赵文所说：“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清风吹衣，夕阳满地，忽焉而过之，偶焉而闻之，往往能使人感发兴起而不能已，是所以为诗之至也。”（《萧汉杰青原樵唱序》，《青山集》卷一）这正是“宗唐性灵派”之核心主张。

由此，元初“宗唐得古”之四派大致有如下情形：1 宗唐教化派，多为北方之理学家、馆阁文臣，他们多从政治教化的立场，倡言“宗唐”，建立盛世诗风。2 宗唐格调派，多为居于东南江浙人文荟萃之域的正统文人，他们在政治上已与元统治者相谐，其诗学观念亦与北方馆阁文臣相应相和，但更多从艺术角度，以唐诗正格，追汉魏古风，溯诗经正源。以上二派，为元一代诗学主潮，亦为宗唐的主流派。3 折衷唐宋派，多为江西文化圈中人，濡染江西文化较深，与江西诗派多有渊承关系。4 宗唐性灵派，则多为亡宋遗民隐士之呼声，他们难与世谐，难忘故主，求做一天地间客，求抒一己之真。此派初兴于元初遗民之中，至元末大倡，对明代诗学思潮影响深远。

大致而言，元代宗唐四派形成于元中统、至元时期，此一时期，南、北诗坛，文臣、逸士，皆从各自的立场与角度，大抵取“宗唐抑宋”之态度，“宗唐得古”的主张已趋完善，“宗唐得古”的风气已在全国范围内兴起，对于诗歌创作也发生了初步的影响，因而，此阶段为元代唐诗学的形成期。附：元代唐诗学形成期重要诗人诗论家简表姓名生卒籍贯著作官职许衡1209—1281怀州（河南）鲁斋集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刘秉忠1216—1274邢州（河北）藏春集光禄大夫太保郝经1223—1275泽州（山西）陵川集翰林侍读学士胡祗遹1227—1293卫州（河南）紫山大全集江南浙西道提刑按察使王恽1227—1304武安（河北）秋涧先生大全集翰林学士姚燧1238—1313洛阳（河南）牧庵集翰林学士承旨刘因1249—1293保定（河北）静修集、丁亥集右赞善大夫方回1227—1307歙县（安徽）桐江集、桐江续集建德路总管王义山1214—1289丰城（江西）稼村类稿掌江西学事程钜夫1249—1318建昌（江西）雪楼集翰林学士承旨赵文1239—1314庐陵（江西）青山集清江儒学教授刘壎1240—1319南丰（江西）水云村稿、隐居通议延平教授牟巘1227—1311湖州（浙江）陵阳集（入元未仕）戴表元1244—1310庆元（浙江）剡源集信州教授仇远1247—1328？钱塘（浙江）金渊集、山村遗集溧阳教授白珽1248—1328钱塘（浙江）湛渊遗稿常州教授、兰溪州判官赵孟頫1254—1322湖州（浙江）松雪斋集翰林学士承旨。

第二节、宗唐教化派之兴起

中统、至元时期，元廷重用大批儒臣，采行汉化政策，使儒学倡行，“文正公以笃实之资，得朱子数书于南北未通之日，读而领会，起敬起畏，乃被遇世祖……世祖圣明天纵，深知儒术之大，思有以变化其人而用之”（《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因而蒙元初期，北方第一批理学家，不少成为了第一批翰林公，他们建立起“以性理之学，施于台阁之文”（黄溍《顺斋文集序》，《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一八）的儒家正统文风，与此相应，亦欲造就出适于“润色鸿业”的盛世诗风。

郝经等人皆为富于文采、邃于性理之学的北方理学家，其以唐诗为模范，建立通于王道、合于治世的诗学思想，开启了有元一代宗唐之先声。

一、郝经、王恽

郝经（1223—1275），字伯常，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少遭兵乱，先后被元大将贾辅、张柔辟为子师，得读其万卷藏书，后为忽必烈潜邸文士，深受信任，以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出使大宋，羁留真州16年，还京即卒，追赠昭文馆大学士司徒冀国公，谥文忠。著有《陵川集》39卷。

郝经诗文与刘因比肩，为元初大家。《元史》称其文“丰蔚豪宕”，“诗多奇崛”（卷一五七），《四库全书总目·陵川集》称曰：“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挺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卷一六六）其诗风与诗学思想都对金、元之际的北方深具影响。

郝经为元初理学名儒，学问文章俱有根柢。陶自悦《陵川集序》中述其学问渊源：“理性得之江汉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而独申己见，左右逢源。”可见其理学、文学皆出自一代名师，而气象更为廓大。《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载其学术门径：“上泝洙、泗，下迨伊、洛诸书，经史子集，靡不洞究，掇其英华，发为论议，高视前古，慨然以羽翼斯文为己任。”这成为陵川论文论诗的根本立场：合文学、理学、事功为一体，建立文学、理学之正统，倡扬王道、施于教化，以振兴、羽翼斯文为己任。这也是他倡导“宗唐”的目标所在。

郝经选编了从汉至五代间221位诗人250首诗，名之《一王雅》。欲以此建立一条诗学正道，直继“风雅”正源，以期“抑扬刺美，反复讽咏，期于大一统、明王道，补缉前贤未及者”。书序颇能见其唐诗观念及诗学思想，其云：

王者之迹备乎《诗》，而废兴之端明。

《离骚》之经传，词赋之绪馀，至于郊庙乐章、民谣歌曲，莫不浑厚高古，有三代遗音，而当世之政不备，王者之事不完，不能纂续正变大小风雅之后。汉魏而下，曹、刘、陶、谢之诗，豪赡丽缛，壮峻冲澹，状物态，寓兴感，激音节，固亦不减前世骚人词客，而述政治者亦鲜。齐梁之间，日趋浮伪，又恶知所谓王道者哉？

郝经述及唐前历代诗体之变迁，认为皆不足以继“风雅”之后。虽肯定《离骚》、汉乐府，“浑厚高古，有三代遗音”；汉魏曹、刘、陶、谢“豪赡丽缛，壮峻冲澹”，具艺术之美，但是，或少述政事，或于王道无补，皆有不足。齐梁“浮伪”，更不足观。评诗、选诗的眼光皆本于“宗经”、“明道”、“期于大一统”的儒家诗学立场。

持此眼光，郝经在《一王雅序》中给予唐诗极高的地位，其云：

李唐一代，诗文最盛，而杜少陵、李太白、韩吏部、柳柳州、白太傅等为之冠。如子美诸怀古及《北征》、《潼关》、《石濠》、《洗兵马》等篇，发秦州、入成都、下巴峡、客湖湘、《八哀》九首、伤时咏物等作，太白之《古风》篇什，子厚之《平淮雅》，退之之《圣德诗》，乐天之讽谏集，皆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中声盛烈，止乎礼义，抉去污剥，备述王道，驰骛于月露风云花鸟之外，直与《三百五篇》相上下。

独于唐诗，极力称道，视之为“典则”，“直与《三百五篇》相上下”。可见唐诗为《三百篇》之正脉、嫡传。唐诗人中特举杜甫、李白、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为之冠，唐诗中则盛称杜甫《北征》、《潼关》、《石濠》、《八哀》，李白《古风》、柳宗元《平淮雅》、韩愈《圣德诗》、白居易讽谏诗等篇，以为“备述王道”。可见其倾心竭力都在建立一种有补于王道、有益于政教的诗学观念，正是从这个角度，他倡言取法唐诗。“《诗》有性情教化之理，而后有风赋比兴之法”，唐诗既得其性情之正、教化之理，又得其“风赋比兴”之法，“皆有风人之托物、二雅之正言”，理、法俱足，堪为诗道之正宗。

郝经的唐诗观念完全建立在他的儒学立场之上，因而深具儒家正统诗教色彩。在选编《一王雅》后，他又选编《原古录》，宗经意味更浓，完全把古今各类诗文均统属于六经之下，但是，郝经并不因之废文，其序称：

昊天有至文，圣人有大经，所以昭示道奥，发挥神蕴，经纬天地，润色皇度，立我人极者也……自有天地，即有斯文，所以为道之用而经因之以立也。

故斯文之大成，大经之垂世，名教之立极，仲尼之力也；斯文之益大，名教之不亡，异端之不害，众贤之功也。自源徂流，以求斯文之本，必自大经始，溯流求源，以征斯文之迹，众贤之书不可废也。

这一段话甚为重要，宋儒文、道分离，重道轻文的思想，在郝经这里得到了很大的转变，他以“明道”、“征圣”、“宗经”为三位一体，一方面，沿流以探源，明文道合一，体用相成；另一方面，又原始以表末，以明道术之分裂，枝叶之繁滋，此实得朱熹“理一分殊”之实，正通于清初大儒所倡行的“冶文苑、儒林、道学为一炉，重复古者儒之大全”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黄宗羲语，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页32。的规模气象。本于此，他的“宗唐”与“宗经”，正是源流兼顾，圣人之经与众贤之书，皆不可废，唯如此斯文斯道复得以传。

本于溯源探流，郝经在唐诗与《诗三百》中获得了二者精神的高度一致性，也正因此，唐诗度越齐梁、秦汉而直追风雅。郝经认为这最根本的相通，乃是得其“性情”。在《与撖彦举论诗书》中郝经充分阐明了他这一核心观点，他首先标举了《诗三百》之不朽精神：

诗，文之至精者也。所以歌咏性情，以为风雅。故摅写襟素，托物寓怀，有言外之意，意外之味，味外之韵。凡喜怒哀乐，蕴而不尽发，托于江花野草、风云月露之中，莫非仁义礼智、喜怒哀乐之理……故三代之际，于以察安危、观治乱，知人情之好恶、风俗之美恶，以为王政之本焉……诗之所以为诗，所以歌咏性情者，只见《三百篇》尔。

这完全是汉儒传统的诗教观，即诗之本乃“歌咏性情”，其性情皆合于“仁义礼智”之理；诗之法则“托物比兴”、“蕴而不尽”；诗之用则“兴观群怨”，察安危、观治乱、美风俗、利王政。本于此，他评述了历代诗体之兴废，并由此而建立了宗法唐诗的诗学思想，其云：

秦汉之际，骚赋始盛，大抵怨烦冤、从谀侈靡之文，性情之作衰矣。至苏、李赠答，下逮建安，后世之诗，始立根柢，简静高古，不事夫辞，犹有三代之遗风。至潘、陆、颜、谢，则始事夫辞；以及齐梁，辞遂盛矣。至李、杜氏，兼魏晋以追风雅，尚辞以咏性情，则后世诗之至也，然而高古不逮夫苏、李之初矣。至苏、黄氏，而诗益工，其风雅又不逮夫李、杜矣。盖后世辞胜，尽有作为之工，而无复性情，不知风雅……先为辞藻，茅塞思窦，扰其兴致，自趋尘近，不能高古，习以成俗，昧夫风雅之原矣。

郝经把唐诗放在整个诗歌发展史的流程之中考察，且以“性情”、“风雅”为根本准则，同时，参用“高古”、“辞”、“理”、“义”等概念来论述历代诗歌之变迁。唐前，秦汉骚赋，情怨、辞靡，性情衰颓；苏、李及建安，简静高古，有三代遗风；潘、陆、颜、谢，始事乎辞；至齐梁，则辞遂盛极，而情愈衰。至李、杜，“兼魏晋以追风雅，尚辞以咏性情，则后世诗之至也”，充分褒扬了唐诗追风雅之遗旨、得性情之醇正，同时也肯定了唐诗的“叶比调适之律”。性情、声律兼备，是为诗之至矣。唐之后，苏、黄之“风雅”已不逮李杜，而后世，辞愈工，风格愈繁富，然性情、风雅、高古无一不失，诗弊极矣。这样，通过对诗歌流程的整体考察，确立了唐诗的典范地位。

郝经称道唐诗，常以李杜并尊，代表了金、元之际之诗学观念，与当时南方更推崇杜诗略有不同，此乃承遗山诗学之绪。此外，他不甚区分盛唐、中唐诗，甚至以李、杜、韩、柳、白并居唐诗之冠。又作《唐十臣像歌》，赞李白：“斗酒百篇锦绣肠，光焰至今万丈长。”赞韩愈：“昌黎高冠何昂昂，泰山北斗元气傍。”赞乐天：“乐天翛然世相忘，江水荡漾江花香。不作房杜庸何伤，歌诗直与日月光。”对这些诗人，郝经称赏其开阔的境界、壮美的诗风，反映了北方诗人的审美趋向。对晚唐诗，郝经则一率指诋，其云：

近世又尽为辞胜之诗，莫不惜李贺之奇，喜卢仝之怪，赏杜牧之警，趋元稹之艳。又下焉则为温庭筠、李义山、许浑、王建，谓之晚唐。轰轰隐隐，啅噪喧聒。（《与撖彦举论诗书》，《陵川集》卷二四）

奇、怪、警、艳之诗风，不合于中和之美、温柔敦厚之旨，无益于教化，自然在摈弃之列，这体现了“宗唐教化派”之取径。然李贺、义山体在元代中后期颇为风行，许浑、王建也有不少效法者，可见，元人宗唐，实各具眼光，风气亦屡屡为变，此较宋人之独尊杜体，或明人之独尊盛唐颇有不同。

郝经所建立的“宗唐”与“宗经”并兼的诗学门径，虽以教化为重，浸染着过于浓厚的儒家正统色彩，但身处金、元之际，汉民族的生存及儒家文化受到极大的威胁，此时倡导宗经之正统，提倡唐音之正脉，一如其所言乃“慨然以羽翼斯文”为己任，实含有保存汉文化之统绪的积极意义，且具有扭转时风的功用。《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记载他以理学自居、厌弃虚文，“故世之为词章学者，始则群聚讪笑，终亦拱视而服之矣”。又载录江汉赵复之评云：“江左为学读书如伯常者甚多，然似吾伯常挺然一气，立于天地之间者，盖亦鲜矣。”明白此，则可知郝经与一般腐儒之论有大不同处。

与郝经同调者，有翰林学士王恽诸人。

王恽（1227—1304），字仲谋，号秋涧，卫州汲县（今属河南）人。曾任翰林修撰、兼国史编修。至元五年，建御史台，首拜监察御史，令权贵侧目。历河南、河北、燕南、山东提刑按察使，擢翰林院学士，大德八年卒，赠学士承旨，追封太原郡公，谥文定，有诗文集《秋涧集》100卷。

王恽为元初名儒重臣，且文采焕然。《元诗选》初集《王恽小传》称：“秋涧诗，才气横溢，欲驰骋唐宋大家间。”又曰：“北方之学，变于元初，自遗山以风雅开宗，苏门以理学探本。一时才俊之士，肆意文章，如初阳始升，春卉方茁，宜其风尚之日趣于盛也。”元初北方，文学风尚由元好问开启，理学则由许衡、姚枢发轫，文、道之合，使北方之学彬彬为盛。王恽正是处于这样的风气之下。他少游学于名流遗山、鹿庵、紫阳、神川四先生之门，“讲贯渐磨，深造阃域，语性理则以周邵程朱为宗，论文章则以韩柳欧苏为法，才思泉涌，下笔辄数千言，星回汉翻，韶鸣凤跃……文中巨擘也”（王秉彝《秋涧先生大全集后序》）。因而，其诗学思想既体现了馆阁之臣的身份，也蕴含着浓郁的理学气质，又有金元之际遗山所倡导的复兴风雅、取法唐音的时代特征。

本于儒学立场，王恽亦甚重“以音观世”的传统，在《无音》篇中云：“万物受气于天，音者情之所由发也。以政有得失，而音有乖和。虽极乱极困，未有情不宣而音不作者。如幽厉之世，雅固遏密，变则不无也。”（《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四）这是他立唐诗为典则的一大依据。因而，他倡导建立一种“中和醇正”、“温醇典雅”的盛世诗风，其曰：“北渡后，斯文命脉，主盟而不绝者，赖遗老数公而已……俾中和之气，冲融粹盎，裕四体而适独坐，如大羹玄酒，寄至味于淡泊。”（《兑斋曹先生文集序》，《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二）这种中和之气，是一种冲融粹盎的气度，也是一种盛世气象，需“纂李唐之英华，续中州之元气”（《西岩赵君文集序》，《秋涧先生大全集》卷四三），同时，其中更要有一种霭然仁义、雍容不迫的理学涵养。

作于大德四年（1300）的《遗安郭先生文集引》一文，王恽阐述了建立新文风、诗风的宗旨，其云：

文章虽推衍六经，宗述诸子，特言语之工而有理者尔，然必需道义培植其根本，问学贮蓄其穰茹……为之不辍，务至于圆熟，以自得有用为主，浮艳陈烂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无剽切捞攘、灭裂荒唐之弊……故诗文温醇典雅，曲尽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类其行己，霭然仁义道德之余，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

在“万方文物渐昌明”的时代氛围中，身为翰林公的王恽力倡建立“中和醇正”、“温醇典雅”、“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具有升平气象的诗风，是为当然。然何以造至此境界？王恽提出“必需道义培植其根本，问学贮蓄其穰茹”，即以理学为其根本之涵养。

同时，为建立诗之法度，王恽提出了“宗唐”之主张。“纂李唐之英华，续中州之元气”正代表了王恽的诗学理想。从诗之法度言，唐诗堪为典则。在《题三百家诗选后》王恽云：

唐人尤用意小诗，其命意与所叙述，初不减长篇，而促为四句，意工理尽，高简顿挫，所以难耳。故必有可书之事，如王摩诘云：“西出阳关无故人”，故行者为可悲，而劝酒者不得不饮，阳关之词不可不作……自简古而发秾纤，由秾纤而出议论，此小诗所以最难工者也。

以唐人小诗（绝句）为例，其“意”、“理”俱足，“简古”出“秾纤”，情兴而理亦在，足可取法。王恽在《玉堂嘉话》卷二中说：“至于唐一代时文、律赋，亦当披阅，而不可忽，其中体制规模，多有妙处。二王行书，其蜿蜒欹倾之状，若行云流水，似不拘于律，然即于笔意求之，其端庄流离，皆有余韵，唯具眼乃能识之。”唐代辞章之体制规模，皆深有妙处，必当会心以求。

法度之外，王恽倡导“宗唐”，更蕴含着对唐诗内在的盛世精神的向往，《偶书》表达了他对唐诗盛事的倾慕：“唐到开元极盛年，见人说似即欣然。时时梦里长安路，驴背诗成雪满肩。”在《西岩赵君文集序》里，又云：

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绝如线，赖元、李、杜、曹、麻、刘诸公为之主张，学者知所适从。惟虎岩、龙山二公，挺英迈不凡之材，挟迈往凌云之气，用所学所得，偃然以风雅自居。

“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可见当时宗唐之风已日趋于盛。元初人之宗唐，重在得其“清壮”，得其“英迈不凡”之“凌云之气”，俱为一种高昂激越的精神。至元后期、大德初，王恽诸翰林公，则更多以中和、温雅为倡。这种审美趣味与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的主张已颇为相近，至延祐诗坛更成为了诗学之主流。作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八月的《玉渊潭燕集诗序》已少了“凌云之气”，而弥漫着一股“温雅之意”：

风日清美，红幢翠盖，间见层出，天光云锦，澹滟尊席，沙鸥容与于波间，幽禽和鸣于林际，若有以知野老之忘机，代清唱而侑觞也。酒肴厌饫，宾主胥乐，烦襟滞虑，顿然一醒，清适夷旷，绰有余思。

初秋丽日，王恽与翰林诸公，效金谷雅集，游于都城西郊玉渊潭，岚烟瑞霭，风日清美，雅会清吟，一派盛世气象，此间所倡，较郝经更趋“温雅”，“宗唐”更偏于取其雍容不迫之气度，得其性情之醇正、诗意之冲和。从另一角度讲，此中之精神，又正为理学之涵养所得。以“理”来调和内心，以“理”得“安命处顺”的自在，万物相谐、宾主相乐，忘机、忘虑、忘尘，世为治世，心为清明，正是于此点上，诗学与理学浑然无碍。王恽的《洛中吟》正是这种相融的表征：

近读邵氏所书洛中杂事，抚卷三叹，令人有不能已者。呜呼！五代间乱离相继，其否极矣。生逢兹辰，一何幸哉！故孙樵有生恨不得为太平人，良有以也……

万方文物洽尧雍，若论声明极洛中。

……

总将六合清明气，散作三川礼让风。

道统有传程邵在，勋名无比富文崇。

棚车载酒都人赏，名教传家习俗同。

花木四时春不老，耕桑弥野岁长丰。

……

读罢适然清兴远，一帘花影晓光红。

二、刘因

较郝经、王恽晚二十余年出生的刘因，未能如郝经、王恽得师从元好问，但他对遗山先生十分推崇，在《跋遗山墨迹》中云：“晚生恨不识遗山，每诵歌诗必慨然。”其诗学思想也多承继遗山先生。因而，刘因与郝经、王恽之唐诗观念也较为接近，实皆重以“教化”为用而倡“宗唐”。

刘因（1249—1293），字梦吉，号静修，保定容城（今属河北）人。初名骃，字梦骥。因慕诸葛亮“静以修身”一语，题所居室为“静修”。邃于性理之学，至元十九年（1282），征拜右赞善大夫，以母疾请归。二十八年，再度召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固辞不起。至元三十年（1293）卒，年仅四十五。朝廷屡召不受，世祖叹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欤！”（《元史》卷一五八）深赏其峻洁之志。延祐中，追赠翰林学士、容城郡公，谥文靖。

刘因与许衡、吴澄为元代三大儒。黄百家在《静修学案》中云：“有元之学者，鲁斋（许衡）、静修（刘因）、草庐（吴澄）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宋元学案》卷九一）刘因并未仕元，而称其为“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乃指其精神对有元一代产生的巨大影响而言。所著有《四书集义精要》30卷，《易系辞说》。又自选诗5卷，名《丁亥集》，今佚。现存《静修先生文集》20卷。

刘因诗文俱佳，且有唐风，深得后世赞誉。张纶言《林泉随笔》曰：“刘梦吉之诗，古选不减陶、柳，其歌行律诗直溯盛唐，无一字作今人语。”《元诗选》初集《刘因小传》称其“诗才超卓，多豪迈不羁之气”。《四库全书总目·静修集》云：“其诗风格高迈，而比兴深微，闯然升作者之堂，讲学诸儒未有能及之者。王士祯作《古诗选》，于诗家流别品录颇严，而七言诗中独录其歌行为一家。”（卷一六六）可见清人对刘因之激赏。在元人中，其思想、才情、立身行事，风誉独标，皆堪称一流。然其诗学思想则尚为人关注不够，兹仅就其唐诗观念，略而论之。

刘因“歌行律诗直溯盛唐”，不为虚语。在其一篇颇为重要的论文《叙学》中，较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儒学思想、诗学观念及唐诗眼光。首先，他提出了人之本性无不善、人生之材无不全的心性论思想，其云：

性无不统，心无不宰，气无不充。人以是而生，故材无不全矣。其或不全，非材之罪也，学术之差、品节之紊、异端之害惑之也。今之去古也远矣，众人之去圣人也下矣，幸而不亡者，大圣大贤惠世之书也。学者以是性与是心与是气，即书以求之，俾邪正之术明，诚伪之辨分，先后之品节不差，笃行而固守，谓其材之不能全，吾不信也。

刘因认为，人秉天理而生，天理无不善，故人之本性无不善，人生之材无不全，然其所以有“不全”、“不善”，乃由于后天学术之差、品节之紊与异端之害所致，要恢复人“全材”之善性，必学圣贤之学，必读大圣大贤惠世之书，即儒家之经典。其重学如此！刘因又指出读书之门径与序次：

先秦三代之书，《六经》《语》《孟》为大。

治《六经》必自《诗》始。古之人十三诵《诗》，盖《诗》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意焉。人之不明，血气蔽之耳。《诗》能导情性而开血气，使幼而常闻歌诵之声，长而不失刺美之意，虽有血气，焉得而蔽也。《诗》而后《书》。《书》，所谓圣人之情见乎辞者也。即辞以求情，情可得矣。血气既开，情性既得，大本立矣。本立，则可以征夫用。

“《诗》吟咏情性，感发志意，中和之音在意焉”，因而自人童蒙时期，血气未开，即以《诗》、《书》为之熏濡，感发其意志、开导其血气、熏染其性情，则人之根本立矣。又云：“本诸《诗》以求其情，本诸《书》以求其辞，本诸《礼》以求其节，本诸《春秋》以求其断。”则其人格臻于完善。这是刘因的修身、济世之理想，从中可以看出他极重视诗之教化之功，视《诗》为问学“根本之本”，“渊源之源”，因而，其于诗道亦颇为重视，且溯源探流，其云：

学诗当以六义为本，《三百篇》，其至者也。《三百篇》之流，降而为辞赋，《离骚》《楚辞》，其至者也。词赋本诗之一义，秦汉而下，赋遂专盛，至于《三都》、《两京》，极矣。然对偶属韵，不出乎诗之律，所谓源远而末益分者也。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叙学》，《刘文靖公文集》卷二四）

这段话代表了刘因的诗史观，毫无疑问，其宗经的思想与郝经一样十分突出。值得关注的是，他对魏晋、唐、宋诗的评论，《元诗选》、《四库全书总目》等多书转引，以为“深悉源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静修集》）。从今人的眼光来看，似无特见，然而它出现在元初，却属难得。他以一学者的冷静、史家之客观，排除了当时人对唐诗洋溢的热情和酷爱，更为理性、准确地把握了诗史上魏晋、唐、宋诗各具的地位和特征，易为后人接受。他称魏晋“诗学日盛”、唐“诗学日变”、宋“诗学日弱”，这是从每一时代的主流而言，也是从整个诗歌的流程而论，有其合理性。同时，他更深一层地辨析，唐诗“日变”，但“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宋诗“日弱”，但“弱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这种眼光阔大而精微，虽也持“宗唐抑宋”的态度，但少偏执。

正变观为儒家诗学颇为重要的一个命题，郝经认为唐诗得“二雅之正言”，视唐诗为《三百篇》之正传，以“正”来定性唐诗，这是就二者之“性情”而言。而刘因以“变”来总论唐诗，是就其诗体言，又以“变而得正”转深一层，对唐诗的把握更为辩证和圆融，然二人似异而实同。再者，郝经以李、杜、韩、柳、白为诸唐诗人之冠，刘因亦以李、杜、韩为唐诗之至，可见论唐诗的眼光也是较为一致的。

刘因作《集杜句赠王运同彦才》，集杜诗48句，如“燕王买骏骨，黄阁画麒麟。妙誉期元宰，苍生倚大臣。蛟龙得云雨，雕鹗离风尘。治国明公在，雄图历数屯。世儒多汩没，贤俊赞经纶……留滞才难尽，苍茫兴有神”。虽是当时风气，亦见其倾心之至。然把韩愈并入李、杜之列，则多为元代理学家的立场，即“宗唐教化派”的主张。刘因曾云：“韩子之书，删去靡丽，李唐一代之元气也，与汉氏比隆矣。其诋斥佛老，扶持周、孔，亦孟轲氏之亚也。”（《叙学》，《刘文靖公文集》卷二四）可见对韩愈的推崇与其弘扬道统、文统深有关联。刘因又作《张燕公读书堂》一诗，追慕这位唐之儒臣，向往其风致，慨叹其诗文之周于时用，诗云：“既有真积功，岂无致时用。不然起绝学，犹当垂后统。济济唐开元，儒臣相伯仲。”本于此，刘因对晚唐诗风深加排诋：“效晚唐之萎荣，学温、李之尖新，拟卢仝之怪诞，非所以为诗也。”（《叙学》，《刘文靖公文集》卷二四）这些都可见出刘因论诗之儒者本色。

然而，刘因在元代又是一位能立于时流之外、独立特行之人。在《书画像自警》中，其写道：

所以承先世之统者，如是其孤；所以当众人之望者，如是其虚。呜呼危乎！不有以持之，其何以居？

一种深刻的孤独感、虚无感，如是其孤，如是其虚，何以持？何以居？历来史家困惑，刘因并非宋遗民、亦非金遗民（金亡十五年，始出生），然而，何以坚持不仕元？时人亦问过，他回答：“不如此，则道不尊。”（《元朝名臣事略》卷一五）那么，他所殉者，非宋、非金，乃“道”也。在那些儒臣们高唱文治昌明的空气中，他以一思想家之深邃、诗人之敏感，看到了更深层的文化的悲哀，一个文化盛世的永远衰落，因而，他个人气质中就多了一种崖岸孤绝的悲感。因而，对于唐诗人，他特别会心于李贺。李贺之幽冷奇幻、清介不羁，甚合其趣。他作《李贺醉吟图》对李贺评价极高，且称道韩愈赏拔李贺一事：“太平瑞物不易得，昌黎仙人掌中仙。”又颇自得于时人“呼我刘昌谷”（《呈保定诸公》）。刘因成为元代最早推崇李贺的诗人，至元末，一批浙东诗人如陈樵、项诇、李序等，掀起一股“贺体”旋风，然在元初，此实与主流大异其趣。

刘因作为一隐者，乃是儒者之隐，非道家之隐，因而，他之取法唐诗，以李、杜、韩为宗，以倡扬教化之用为主，同时，他个人气质中深具的悲感、清介不俗，又使其对唐诗之风骨、清雄多有接受，形成了他独具的美学倾向，即一种饱含着奇峻风骨的美感：“齿未老，鬓胡为而白邪？隐然含四海之忧。鬓已衰，颜胡为而壮邪？凛然横千仞之秋。”（《王允中真赞》，《刘文靖公文集》卷一九）“眉之扬然，若将远游；目之凝然，若有深忧。其清雄俊逸者，在骨之奇。”（《张大经画赞》，《刘文靖公文集》卷一九）关于他人之“真赞”，实亦夫子之自道。这在当时可谓独标一格。

王维的诗以其清标离俗之境，历来为高士隐者引为同调，但刘因对王维之诗颇不以为然。他作了一篇《辋川图记》，评析王维其人、其诗、其画，论其人曰：“维以清才位通显，而天下复以高人目之，彼方偃然以前身画师自居，其人品已不足道。然使共移绘一水一石、一草一木之精致，而思所以文其身，则亦不至于陷贼而不死，苟免而不耻。其紊乱错逆如是之甚也。”对其诗亦深致不满：“故朱子谓维诗虽清雅，亦萎弱少气骨。”可见儒者之气节乃是刘因美学精神的根本。对于这位“气节伟高天下人”（张养浩《挽刘梦吉先生》）的儒者，元人以“麒麟凤凰”（《元史》卷一七一《刘因传》）相称。其生前身后，都享受着赫赫声名，然孤独感难与人言，如其《西山》诗中所称：“天风泠泠清入骨，醉抱明月人间归。”这种骨格，与闲适优雅的王维自难调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