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泗州僧伽寺塔》原文
我昔南行舟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
舟人共劝祷灵祠,香火未收旗脚转。
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
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
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
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
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
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
不嫌尘土污丹梯,一看群山绕淮甸。
【苏轼诗集:泗州僧伽寺塔鉴赏】
据《分类集注东坡先生诗》首卷《系年录》:《泗州塔诗》作于熙宁四年(1071)。其年,东坡“因言事大不协,乞外任,除通判杭州”。诗即由汴赴杭途中所作。“身世悠悠”等语,反映他当日心情;但其中较多地讲的是祷风于神的事。妙在即事说理,灵巧地揭露了神灵之虚妄。“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成为苏诗的代表作。
这首诗先写昔日(治平三年〔1066〕护父丧归蜀)南行过泗祷风于神,有求辄应的事。“逆风三日沙吹面”,极写风阻之苦;“香火未收旗脚转”,极写风转之速;“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极写风转后舟行之快。梅尧臣《龙女祠祈风》:“舟人请余往,出庙旗脚转”,“长芦江口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饭”,写在苏轼诗前,苏诗构思当受梅诗影响;但苏诗写得生动流畅,胜于梅诗。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因祷风得遂而赞颂神灵之力;相反,他却由此发出一通否定神力的议论。“至人无心何厚薄”,看来好像抬高神佛,实则目的在于“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因为道家以“至人无己”为修养的最高境界;而佛家讲“无人我相”,也是以“无心”为妙谛的。既本“无心”,即当无所厚薄;而“有求必应”,就不是“无我”而是有所厚薄了。妙在并不点破,反而说“我自怀私欣所便。”这意思是说:当时得风而欣喜,不过是自己私心,而神佛本来并无厚此薄彼之意。为什么这样呢?就行船来说:南来北往,此顺彼逆,“若使人人祷辄遂”,风向不是要一“日千变”吗?这是一个极寻常的眼前事实,但从来无人从这里想到神佛之妄。孔灵符《会稽记》所言樵风泾故事,是讥“人心不足”的,与苏轼用意并不相同。“耕田欲雨刈欲晴”,是用来为下句作譬。后来张耒在《田家词》中把它加以铺写,但归结为“天公供尔良独难”,亦显与苏轼原意相悖,点金成铁。用比较法讲古诗,不应看其形式之似,还应就作者用心细加区析。
宗教,总是宣扬神力,鼓吹以祷祀求福佑的,所以苏轼这一点破是很有意义的。苏轼早年便认为“天人不相干”(《夜行观星》)其对佛、道,只是取其“至人无心”,超然自得,并非迷信;他后来一些求雨祷雪之诗,大抵皆视神灵如朋友,以“游戏于斯文”(黄庭坚语)。以前后之作例之,苏轼不信神佛是有思想基础的。既有这样思想基础,又善于捕捉形象,且带着感情说话,故能“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一个很深奥的哲理命题,他写得如此生动有趣,这是很不容易的。
接下去,用“我今”与“我昔”相对照;但如径直地写今日求风不遂,那就平弱了。他且不言风,而说心情。“身世”,谓己身与世俗;“悠悠”即“遥遥”,亦即两不相关之意。“身世两悠悠”,就是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讲的“世与我而相遗”之意,亦即是说:世俗既不能了解自己,自己也不肯降心从俗。这是由于与王安石“议论不协”而引起的。就事论事,苏轼当时对新法认识不足,他后来也承认这一点。诗中好在一带而过,措词也还有分寸。正由“身世悠悠”,所以来去无心,去留任便,因而得行固好,留亦“不恶”。自己对去留无所谓,神也就懒得应其所求。明明是求风不验,却说“神亦倦”,给神开脱,语极微婉。明明由“议论不协”,心情苦闷,却“极力作摆脱语”(纪昀评语),不失豪放本色。这诗中有些话是很不容易措词的,他能说得如此明朗、如此自然、如此有趣,“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纪昀评语),其驾驭语言的能力,确是惊人的。
“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洵属“简便之至”(纪昀评语)。但“简便”也不是简单。他用“退之(韩愈)旧云三百尺”(韩愈《赠澄观》诗)凌空插入,笔势奇妙。僧伽是高僧(见《高僧传》),塔为喻浩设计的著名建筑(见《中山诗话》),其中有很多可写的话,他只用“澄观所营(再修)今已换”一语,将其一带而过,很快转入登塔看山。“百尺”“丹梯”,“群山”在望,着墨不多,境界开阔,且与上文“留不恶”遥遥相应,结构绵密。“无心”于仕途得失,而有意于大好山川,襟怀之豁达、趣味之高尚,皆意余言外。正由豁达豪迈,才敢于否定神权;复由其观察入微,“刻抉入里”,故深探妙理,趣味横生。“始知豪放本精微,不比凡花生客慧”(苏轼《题吴道子画》),可谓“夫子自道”。
字数:1885
作者:吴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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