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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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记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①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②,野老苍颜一笑温。
己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③。

【注释】

①正月二十日:指宋神宗元丰五年正月二十日。潘郭二生:指苏轼在黄州的新交潘大临(一说潘丙,乃潘大临之叔)、郭遘。女王城:据《东坡志林》卷四载:黄州城东十五里有永安城,俗谓之女王城。

②酽(yan):浓,味道醇厚。

③赋招魂:《招魂》是楚辞篇名,东汉王逸说,宋玉因见屈原忠而被逐,乃赋《招魂》以讽谏怀王,希望他能悔悟,召还屈原。苏轼在这里用“赋招魂”来借指故友们为他的起复调还而奔走。(按据后人考证,《招魂》当为屈原自招生魂之作,王说误。)

【评析】

苏轼来到黄州的第二年,即元丰四年的正月二十日,曾往游歧亭(今湖北麻城),新交潘大临、古耕道、郭遘等人送至黄州城东十五里的女王城东庄禅院。苏轼作律诗一首,原诗如下: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

转眼一年过去了,元丰五年,还是正月二十日这一天,作者与潘、郭两人出郊寻春,又来到了女王城。回忆去年今日流水决决、田野青青的春景,想到岁月如流、自己已在黄州度过了三个春天,诗人的心中不胜感慨,于是追和前韵,写下了此诗。

诗的第一句:“东风未肯入东门”,使此诗一开头便涉笔成趣。东风是春的使者,总是它最先送来春天的信息。可是,作者设想,东风自东而来,如果吹入城中,必定先入东门。现在东风连东门都“未肯”径入,说明城中自然是全无春色了。这实际上是对春天来迟的一种幽默的说法,诗笔活泼而且充满情趣。

那么,春天为什么如此地姗姗来迟呢?作者“忽记去年是日”,“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的情景,不禁恍然大悟,原来春天总是先到郊野,后入城中的!于是作者决定,主动地去“出郊寻春”。这就十分自然地引出了下一句诗:“走马还寻去岁村”。这一联诗,完整、准确地点明了题目;“还寻去岁村”几个字,还为下一联诗作了必要的铺垫。

三、四两句,按理说是应该写寻春所获的。但去年今日的那一首,第二联即为春景,如果此处仍写春景,恐怕就难出新意。在这里,作者巧妙地宕开一笔,改写景为抒情,写出了“深警”之句:“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这前一句,从表面上看,是由自己两次出游女王城时间上的巧合引出的联想。作者将自己比作秋去春来、如守信约的鸿雁,使生活中的偶然事件具有了浓郁的文学情趣。但是,透过这表面一层的意思,我们似乎可以感到埋藏在作者心底的某种苦闷:天空中,大雁高亢地叫着,由南方飞回来了,光荫荏苒,又是一年芳草绿。作者却滞留天涯、蹉跎岁月,他年年如期而至的,只是黄州城东“十五里许”的一座小庄园。这难道不是生命的盘桓、理想的禁锢?然而作者在这里却不愿轻言痛苦,所以下一句飘然一转,将这种情绪轻轻抹去。一切往事、一切烦恼,都如“春梦”一般,缥渺无踪,完全没有痕迹了。这是一种解脱、一种旷达,虽然其中不无虚无的成分,但联系下文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更多的还是积极的、向前看的态度。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这两句,是作者对自己心境的真实剖白。白酒,是淡酒、薄酒的意思,有人解为美酒,不确。作者在《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一诗中,有“清诗独吟还自和,白酒已尽谁能借”一句,完全反用杜甫《遣意》诗意,句中的“白酒”也同样指淡酒。作者在这里,是有意把“白”字与“酽”字对举:喝着黄州土酿的薄酒,三杯入怀,却感到其味十分醇厚甘美;看着村野老农那黧黑的面孔上露出的笑意,自己心中也感到很温暖——这种感受,说明诗人对自己的罪谪之地不仅并不厌恶,而且开始产生一种喜爱的感情了。

在这一段时间里,诗人躬耕东坡,得到人民不少关心、同情和帮助。他在《东坡八首》之五中记下了这样的事:“投种未逾月,覆块已苍苍。农夫告我言:‘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正是与人民的这种感情,使诗人的精神更充实、更坚定,使他对生活中的苦难能够抱一种更坦然、更超脱的态度。从这个观点来看,“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这两句诗,对我们了解诗人思想感情发展变化的轨迹,有着重要的意义。方东树看不到这一点,仅由此诗出语诙谐、对仗较俗(如“白酒”对“苍颜”,“三杯”对“一笑”),便断定“此诗无奇,开凡庸滑调”(《昭昧詹言》卷二十),是不公允的。

诗的尾联:“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诗人在黄州的山水之乐中,在江城人民的关心、同情中,心灵得到了巨大的安慰,他表示甘愿在黄州长期生活下去,而不愿再回到黑暗的朝廷。“赋招魂”,原指宋玉因屈原忠而被逐,赋《招魂》以讽谏怀王,希望怀王悔悟,召还屈原,这里用来借指苏轼的朋友们为他起复调还而作的种种努力。他告诉朋友们:我在黄州生活得很好,不必为我调还京城的事再奔走费心了。作者的这一态度,很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们在前面提到的《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一中,曾有“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一句,对封建仕途从根本上提出了怀疑;在同题的第二首诗中,作者还说过“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这样的话,反用贾昌”以斗鸡求媚于上”的典故,表明自己虽然获释,但决不去献媚邀宠的气节;在黄州作的《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之一中,作者则说自己“形容可似丧家狗,未肯聑耳争投骨”,表示了决不摇尾乞怜的坚定态度。像这样的感情,与此诗都是完全相通的。“乌台诗案”的打击,使苏轼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腐朽有了一定的认识,他的思想开始发生某种深刻的变化。他比过去更加厌弃仕途功名、希望远离权力斗争的中心,同时与人民有了更多的、宝贵的感情交流。这正是他在此诗中表示宁肯谪居黄州、也不愿返回朝廷的根本原因。

此诗的风格平易疏朗、落去锋芒,与杭密徐湖时期那种恣纵挥洒、俳谐怒骂的诗风相比,有了明显的改变。诗中的“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一联,比喻新颖、对仗精妙,是人们一向称道的“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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