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令《读老杜诗集》古诗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气吞风雅妙无伦,碌碌当年不见珍。
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
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
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冢耒江滨。
-----王令

王令对于大诗人杜甫是非常尊敬的。《读老杜诗集》这首七律,既对杜甫诗歌作出高度的评价,又对诗人一生悲辛的遭际,寄予真挚的同情。诗的开头两句:“气吞风雅妙无伦,碌碌当年不见珍。”作者赞叹杜诗的成就,是继承了《诗经》以来的优良传统,又“气吞风雅”,达到精妙无比的程度。然而诗人在当时却被认为是碌碌无奇,虽有绝代的才华,并不能为时所用。《诗经》中的《国风》、《大、小雅》,大都是写实的诗篇,反映出当时的时代面貌。杜甫的名篇《三吏》、《三别》、《羌村》三首等作,不殊《国风》;《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哀王孙》等作,可比《小雅》;《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述怀》、《彭衙行》等篇,可方《大雅》。所以在杜甫身后,元稹、白居易、韩愈、杜牧、李商隐等诗人,无不对杜诗倍加赞扬,杜诗对后世影响之大,也是无与伦比的。杜甫在世,遭遇坎坷,生活极端困苦,像《同谷七歌》写他自己“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像《醉时歌》“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感叹“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都可以说明他的一生大多在乱离穷困之中度过,并不为当时所重。王令用这两句概括杜甫的一生,用意是极为深沉的。

第三四两句:“自是古贤因发愤,非关诗道可穷人。”进一步表明杜甫诗歌和古代圣贤一样是因发愤而作。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诗三百篇,大抵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话,杜诗也是如此。时代的动乱,人民的苦难,国事的艰危,都使诗人在感情上受到巨大的触动。这就是杜诗创作力量的源泉。诗人的生活,确实大多是困穷的,但王令认为不能因此说他们的诗是因“穷而后工”,更不能说是“诗道可以穷人”。历史上有不少英雄豪杰,他们在没有乘时而起以前,极度困穷,如韩信乞食淮阴,伍员吹箫吴市,他们都不是诗人,也一样的穷困,可见“诗道可穷人”不是确论。有些诗人如曹植、谢灵运、谢朓等人,诗也写得很好,却不因“穷而后工”。足见“穷而后工”之说,至多也只能有部分的道理;尽管工诗者以穷人为多,“诗道可以穷人”的说法,王令是极不赞成的。

诗的第五六两句,是王令诗中被公认的名句:“镌镵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三千首”是约数,杜甫现存的诗歌,只有一千四百多首,但这些诗篇牵涉的内容极为广阔,诗人忧国家之所忧,痛人民之所痛,面对复杂艰虞的社会现实,广泛而深刻地揭示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杜甫对于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同情;对于国家的命运,有着真挚的关心,不管自己生活多么困苦,而忧国忧民的热情,始终没有衰歇过。除了上述诸种主题以外,即使是咏吟自然景象,怀念亲友,咏史怀古,题画、论艺、论诗、论字,也都有杰出的诗篇。因此“镌镵物象三千首”这句,是颇能概括杜诗的内容的。“四百春”也是举其大数,由唐玄宗开元十八年(730)杜甫成年计起,至王令在世的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约近四百年,杜甫的诗歌引起后世的崇拜和共鸣,激励着一代一代的爱国者。那么“照耀乾坤四百春”这句,的确是王令发自内心的崇敬的声音。

诗的结尾两句,是王令对于杜甫的悼念和感叹:“寂寞有名身后事,惟余孤冢耒江滨。”作者感叹杜甫虽然大名辉耀后世,诗篇流传千古,但是这“千秋万岁名”,毕竟是“寂寞身后事”。据《旧唐书》及其他有关记载,杜甫在代宗大历五年(770),避乱往郴州依其舅氏崔伟,行至耒阳,因贫病交加,卒于舟中。当时草草葬于耒江边,直到四十三年之后(宪宗元和八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把灵柩运归,安葬在今河南偃师西北的首阳山下。诗人的遗体,在王令写诗的时候,已经不在耒阳了。所以有“惟余孤冢耒江滨”的感叹,无非是就杜甫身后萧条的情况而言,以增加对诗人的悼念之情罢了。

全诗寄慨深沉,以赞颂为主,而以叹惋悲愤的心情出之。几千年来,有许多伟大的作家,多不能得志于当世,杜甫是其中之一。王令借此诗代鸣不平,所以有一种傲兀之气,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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