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系北宋司马光撰写。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陕州夏县（今山西闻喜）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

司马光自幼聪慧，七岁时便听人讲《左氏春秋》。仁宗宝元二年（1039年）考中进士，历任苏州判官、大理评事、国子直讲、开封府推官等职。仁宗时期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英宗时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时期升任翰林学士。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出朝廷，闲居洛阳十五年，期间专心编撰《资治通鉴》。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开始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朝政，全面废除王安石的新法。任宰相八个月而卒，谥号文正，追赠太师、温国公，世称司马温公。除《资治通鉴》，司马光还着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涑水见闻》、《稽古录》等。

作为一部划时代的史学巨着，《资治通鉴》的问世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北宋结束了五代以来分裂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政权，经济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促进了文化和科学技术地发展，刻字印刷术的兴盛更促进了文化传播的速度，这些都给《资治通鉴》的成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其次是史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荀悦的《汉纪》，这些都是断代编年史，没有一部贯穿列代的史书。随着北宋政治的统一，编写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就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了。从1066年至1084年，司马光历时19年，完成了贯穿古今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它是宋代史学的里程碑，也是中国史学的一大创举。

《资治通鉴》目录30卷，考异30卷，正文294卷。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开始记载，到五代末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凡113主，共1362年。以编年为体，记述了周秦至五代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全部情况。

《资治通鉴》的史料引用极为丰富，除17部正史，又援用杂史史料多达300余种。对史事的叙述，一件事情往往用数种材料写成，年月事迹有歧义的地方，考订后注明取舍的原因。

《资治通鉴》采用分工撰写和一人定稿、统一修辞相结合的方法。刘恕、刘颁、范祖禹分工协修，司马光总其大成。编写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叫做“丛目”，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进行排列。第二步叫做“长编”，对丛目中的史料详加考辨，选择记述较为详尽者重新编写。这两步工作由协修人员担任，书吏进行抄录。第三步由司马光对长编删改润色，写成定稿。

作为供皇帝阅览的史书，修撰《资治通鉴》的政治意图非常明确——通过讲述历史，教导为政者多行仁政王道，宣扬以“仁”、“诚”为王道之本的政治哲学，以达到“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政治目的。因此，《资治通鉴》所记内容偏重于政治、军事，对社会、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述则很简略。

《资治通鉴》问世后好评如潮，宋神宗赞其：“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朱熹赞扬说：“上下若干年间，安危治乱之机，情伪吉凶之变，大者纲要领挈，细者缕析毫分，心目了然，无适而非无处事之方。读此书，由能开涤灵襟，助发神观。”（《通鉴室记》）这主要取决于《资治通鉴》采用的完善的编年叙事方法。这些编纂方法对后世史书的编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按时间先后叙述史事，同时用追叙和结语的手法，说明事件的前因后果，使人一目了然。记述重大历史事件首尾贯通，刻画重要历史人物细致生动，并且扼要地纳入了不同时代的典章制度及其实际运用情况，克服了一般编年史书的缺点。其次，史料运用灵活，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及历史事件的叙述，系统而明晰；叙事简洁平实，增强了史书的文学性。另外，还删除了其他史书普遍收录的一些迷信史料，如符瑞、神异、怪诞等。

因为《资治通鉴》撰写目的是借古代兴衰考今世得失，所以其史料的取舍便以帝王为出发点，这导致内容、观点和取材的局限。《资治通鉴》基本上是一部历代政治事件的兴衰治乱史，对典章制度虽有所叙述，但远不如纪传体中的书或志详尽系统。对经济制度和社会生产的记载也比较简略，尤其是对科学、文化、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叙述更少。总之，《资治通鉴》的撰写目的在于维护纲纪名分、伦理道德，以及规劝国君任用有德之人。在“臣光曰”的评论中，司马光明确地反对一切革新变法主张，对历史上有关主张政治改革的言论则一律删除，进而以古讽今，借攻击历史上有关的政治革新以达到攻击王安石革新变法的目的。另外，轻视文人，认为文人和“资治”无关，因而不载作品，对于传诵古今的文学，基本从略。

附：

《资治通鉴音注》也叫《资治通鉴》“胡注”，作者是宋元之际的胡三省。

胡三省（1230—1302），原名满孙，字身之。浙江宁海人。父亲胡钥知书识礼，精通史学。胡三省自幼受其父熏陶，喜爱史书，十四岁便开始阅读《资治通鉴》。二十六岁中进士。仕途一直不畅，元军南下后弃官回乡，开始注释《资治通鉴》。

胡三省为《资治通鉴》作注，把“音注”放在注释的首位。胡注不但解释词语，还阐述词语的来历及变迁情况；对原书记叙不详或遗漏的内容，则在其下进行补充；对历代典章制度，也进行了详细的考证；还订正历法，辨析史料的真伪，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有助于读者了解司马光论赞中借古喻今的“微言大义”。自宋元以来，《资治通鉴音注》广受重视，是历来研读《资治通鉴》的首选着作，影响极其深远。

现存本以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为最通行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