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一般特点

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一般特点

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在本质上就是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它既区别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又区别于唯心辩证法的思维方法。它致力于在事物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的过程中把握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并进而推动事物本身的发展。这种辩证思维方法具有客观性、联系性、发展性、全面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准确地把握这些方法论特点，对于我们正确运用这种辩证思维方法是十分重要的。

一　客观性

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论来说，之所以要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去分析客观对象，并非是因为作为分析主体的我们硬要把联系的和发展的观点塞给客观对象，而是因为客观对象本身就具有联系的和发展的特征。也就是说，客观对象本身是处在相互联系的网络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只是准确地揭示了事物的本质，或者说，它是唯一能够科学地阐释事物本质的思维方法。我们在这一点上必须坚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而不能给主观唯心论以可乘之机。强调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就是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一旦我们把客观对象不是理解为感性活动，而是仅仅理解为一种感性存在，那么，要想解读出它内含的联系和发展的特征就很困难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者一旦踏入社会历史领域，就会表现出唯心主义的思想特征，其原因正在于此。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非常强调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特征。譬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明确地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和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人民出版社，1995。）所谓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就是要准确地把握事物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的过程，科学地揭示事物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只有这样的思维及思维方法才具有真理性，而那种与社会实践相脱离、仅仅从思维本身中所生发出来的观点及方法是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

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中也非常强调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在谈到形成改革共识的问题时，他指出：“不错，现在党内外对深化改革思想认识上有较大差异，但越是思想认识不统一就越要善于寻求最大公约数。在坚持改革这个重大问题上全党全社会是有广泛认知的。只要加强思想引导，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是完全可以形成共识的。”（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习近平同志在形成改革共识问题上之所以有如此坚定的信心，其原因就在于他清楚地看到，目前在深化改革问题上所出现的思想认识上的差异，并非来自于人们在主观上硬要对某一种现实产生不同的认知，而是来自于我们在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的确面对着利益格局调整、思想观念变化等问题。也就是说，人们并不是对改革开放本身有不同的认识，而只是对深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等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有不同的认识。正因为这一点，我们才可以说，全党全社会在坚持改革这一重大问题上是有广泛共识的，并且，只要我们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团结起来，把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都调动起来，积极投身到形成改革合力、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之中，我们就可以不断地解决因社会结构变动、利益格局调整而出现的社会现实问题，从而消解人们因这些现实问题而对改革过程中的某些具体措施所持有的不同认识。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全面深化改革的不断推进过程，就是人们在深化改革问题上的不同认识不断消解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形成改革共识的过程。在深化改革问题上坚持辩证思维方法的客观性，一方面要求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因为只有以重大现实问题为导向，抓住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找出答案，才可能真正解决我们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才可能让人们在深化改革的各种具体措施上也形成共识。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把在深化改革的基本立场上所形成的共识进一步转化成改革的合力并投入到全面深化改的进程之中，“凝聚共识，就是要形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合力。人心齐，泰山移。没有广泛共识，改革难以顺利推进，推进了也难以取得全面成功”（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3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二　联系性和发展性

辩证思维方法强调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事物，这是因为在它看来，事物本身就是处在相互联系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的。它反对从孤立的、静止的角度来看待事物的形而上学方法论。辩证思维方法论之所以具有联系的和发展的特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是从一定的、具体的、历史的角度来理解每一个特定事物的，而不是把它当作某种脱离具体实践语境的抽象之物来加以看待。只要达到这样的解读层面，那就不难理解辩证思维方法论所讲的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的重要性了，因为任何一个处在具体实践语境中的特定事物都是跟其他事物之间具有相互关联性的，并且它本身也是处在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之中的。如果你硬要把它当作某种孤立的、静止的东西来看待，恰恰是对它的真实内涵的掩盖或误读。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非常重视辩证思维方法的联系性及发展性特征。譬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仅仅从物质形式的角度来理解资本的作法，明确地指出这种作法从表面上看虽然能证明资本的永恒性，但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根本没触及资本的社会形式的内容，而正是这种社会形式才使资本成为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要素。“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4页，人民出版社，1995。）对马克思来说，资本跟产品是不同的，作为资本的产品所表示的是属于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资本所体现的本质内涵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它是不可能跟雇佣劳动等经济要素相脱离而单独存在的。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注：同上。）。这一观点显然反映了马克思对辩证思维方法的发展性特征的坚持与运用。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后者始终是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因此，资本本身具有不断的发展性也就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事实上，只要把围绕某一事物的相互联系性理解成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具体的社会联系性，那么，由于这种社会联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处在这种社会联系中的事物本身当然也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之所以在资本的问题上无法得出正确的认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把资本放到现实历史过程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天然的、当然的理论前提和现实前提来加以接受。

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习近平同志也非常重视辩证思维方法的联系性和发展性特征。他在谈到深化改革的问题时，总是首先把它置放在当下中国的实践语境中来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思想，决不是笼统的、似乎跟当下中国的具体情况无关的一个抽象理论问题，而是在具体现实实践语境中提出的一个既具有理论创新又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现在，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尤为重要。”（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习近平同志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定历史语境的这种准确把握，为他科学地布局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路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既不是在只有战略机遇而没有社会矛盾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也不是在一种只有社会矛盾而没有发展机遇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展开的。如果是上述两种情况的话，那么，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就要具有不同的内容了。

在确定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定历史语境之后，习近平同志首先从辩证思维方法论中的联系的观点出发，深刻地剖析了深化改革进程中各种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要坚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在保持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要增强改革措施、发展措施、稳定措施的协调性，把握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关系，既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又着力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各种利益关系、理性合法表达利益诉求，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氛围。”（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3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仔细分析不难看出，对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社会的可承受度之间关系的这种理解，显然是与对全面深化改革的特定历史语境的准确把握直接相关的。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处在社会矛盾的凸显期，那么，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布局就可以更多地侧重于改革的力度和发展的速度；如果我们现在不是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期，那么，我们对改革的战略布局就会更多地侧重于社会可承受的程度。但当下中国的历史语境恰恰是发展机遇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的并存。因此，习近平同志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路径问题上的上述观点，既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的深层本质的把握，又体现了他把这一科学方法论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语境相结合的鲜明特征。

在强调了要用相互联系的观点阐明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各种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之后，习近平同志还从发展的观点的角度，对我国改革进程的深刻内涵进行了梳理与解读。“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老祖宗没有讲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只能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在这段论述中，习近平同志首先从发展的观点入手阐明了不断推进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性。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不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祖宗没有讲过，而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因此，它必然是一种在不断实践中摸索前进的过程。如果不从实践过程中获得真知，那么，所谓的改革开放就只能是停留在抽象理论层面的一个美丽画卷。其次，他还指出了推进这种发展过程的具体方法。在他看来，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推进改革开放的正确方法。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决非是摸完石头就忘记，而是要通过摸石头来总结出过河的规律，“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摸着石头过河，符合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符合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注：同上。）在谈到摸着石头过河与加强顶层设计的关系时，习近平同志指出：“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注：同上书，第35页。）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要素一旦放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来加以理解，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便会清晰地凸显出来。习近平同志关于辩证思维方法中发展的观点的论述，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论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三　全面性和系统性

辩证思维方法中的全面性和系统性特征是其联系性和发展性特征紧密相连的。正是因为事物处在相互联系的网络之中，所以，当我们在思考它的发展问题时，就必须对它所负载的各项关联性进行全面的研判。否则，就会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达不到使事物获得最有效发展的目的。再进一步，由于事物所负载的这种社会关联性是处在事物本身的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联性，因此，这种关联性中的各种要素除了相互联系的特性之外，还具有互动的特性。也就是说，事物之间的这种相互关联性并非静态层面上的关联性，而是动态层面上的关联性即互动性。这就使我们必须关注如何保证这种互动是良性互动而不是恶性互动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能否形成事物发展的全力并促使事物获得真正发展的问题。而这便是辩证思维方法中的系统性特征所要关注的内容。

习近平同志在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论述中明确地指出，“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改革推进到现在，必须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抽出改革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优先顺序、主攻方向、工作机制、推进方式，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注：《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第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之所以需要统筹谋划，或者说需要“谋全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重大改革涉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等多个维度，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因此，需要总体规划、辨证施治、协调推进，而不能单刀突进。“对看准了的改革，要下决心推进，争取早日取得成效。对涉及面广泛的改革，要同时推进配套改革，聚合各项相关改革协调推进的正能量。对看得还不那么准、又必须取得突破的改革，可以先进行试点，摸着石头过河，尊重实践、尊重创造，鼓励大胆探索、勇于开拓，在实践中开创新路，取得经验后再推开”（注：同上书，第33页。）。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特征，习近平同志也做了深刻的阐述。他指出，“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既包括经济体制又包括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体制，既涉及生产力又涉及生产关系，既涉及经济基础又涉及上层建筑，每一项改革都会对其他改革产生重要影响，每一项改革又都需要其他改革协同配合。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改革开放的关联性和互动性明显增强，这就要求我们更加注重各项改革的相互促进、良性互动。”（注：同上书，第35—36页。）充分认识到全面深化改革的这种系统性特征，不是要让我们在这一系统工程面前缩手缩脚，而是要让我们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的创新，通过创新来推动这一系统工程内各要素之间的良性互动，从而形成改革开放的强大合力，并从整体上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