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文化·泰山岩岩齐鲁所瞻·商奄、薄姑

齐鲁文化·泰山岩岩齐鲁所瞻·商奄、薄姑

商朝时期，山东地区方国林立，其中对后来齐、鲁两国有着直接影响的要数奄国和薄姑。鲁都曲阜相传为“少昊之墟”，这里是商奄之民的居地;齐都临淄(营丘)一带则是少昊的司寇之官爽鸠氏封地。春秋时齐人晏婴叙述齐地沿革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据晋人杜预的解释，季荝为虞、夏时的诸侯，他继爽鸠氏之后而立;而逄伯陵为殷商时诸侯，殷商后期，逄伯陵被蒲姑所取代，蒲姑即薄姑。

由于史料缺乏，奄国的一些情况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如立国时间、奄国地望、奄都所在等都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奄国在商朝晚期到西周初年十分活跃。据载，西周初，以奄国为代表的殷商东方旧势力曾追随武庚，纠聚徐夷、淮夷，与管叔、蔡叔一起趁周政权在东方立足未稳之际发动叛乱，周成王曾经迁“殷遗民”，并“东伐淮夷、践奄”后迁奄君于薄姑。《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曰：“二年，奄人、徐人及淮夷入于邶以叛。……三年，……遂伐奄、灭蒲姑。……四年，……王师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正月，王在奄，迁其君于蒲姑。夏五月，王至自奄。”从这些记载看，奄可能与徐夷、淮夷和宋等毗邻，因而他们有共同的利益，故能很快联合起来叛周。一位长期在这一地区从事发掘和研究的考古学者推测：“奄国晚期所领属的范围，即与后来鲁国所控制的范围相去不远”(胡秉华：《奄国史之初探》，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因为通过对山东省西南地区的调查与发掘，发现商代的遗址虽然在泰山周围均有分布，但较集中于山的西南麓，更具体说是以汶、泗河流域一带为主，这儿不仅有一定数量的商代中期遗址分布，而且有较多的晚期遗址。情况很可能是：这一区域内，商朝早、中期阶段有许多城邦、都邑小国，由于商朝的势力一直在这里控制着局面，所以各邦邑的文化面貌有许多共性。到殷商的晚期，这里的方国可能都归属了奄国。

考古材料显示，这里的文化既有地区性的特点，也有商文化的成份。如滕州前掌大遗址中出土的陶器，在类型学上便带有浓厚的地方性特色，如镶嵌蚌片饰物等，也是山东史前阶段运用蚌片作饰物特点的延续。自然，也有一些器物的中原地区特征更显著。青铜制品亦如此，某些铜器反映出地方性特色，而更多的与小屯形制相似的青铜器则是商政治、文化的影响所致。其他遗址中出土的遗物也有类似情形。”所有这些正是当地部族立国之后既保持了固有特色又吸取了商文化成份的具体反映”(同前引胡秉华文)。“奄”本为一族名，商朝在南庚时期始迁至奄，阳甲即位，亦居于奄，直到盘庚时才迁于殷。以后，甲骨文中亦有商王入奄的记录，如“王入于奄”、“贞今如奄”等。奄与殷商的关系十分密切，它是殷商在东方的根据地。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商”、“奄”联称的原因了。

薄姑与奄不同，它深处在东夷腹地，受商文化的影响不如奄国深厚。

薄姑族在早商后期已有一定势力，而且与商朝王室也有一定的联系。薄姑可能是与逄陵氏同时并存的方国，逄陵氏衰微以后，薄姑氏取而代之，至殷商的晚期也达到了鼎盛阶段。与薄姑并存的可能还有不少方国，但薄姑的地望可能大致在后来齐国的中心地区。及至周初商奄、薄姑与三监叛乱，被周人灭国迁社，并迁奄君于此，薄姑的势力才由盛而衰。这便是《左传》昭公九年所载：“及武王克商，薄姑、商奄，吾东土也。”商奄和薄姑所在的地区都变成了商王朝的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