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制·书院兴衰及其原因的研究·元代书院的官学化倾向

书院制·书院兴衰及其原因的研究·元代书院的官学化倾向

历代学者对元代书院的研究给予了充分的重视。研究结果表明：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基本方针是鼓励发展、加强管理和控制;书院数量甚多，书院质量欠佳。突出特点是书院官学化。

元代是以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为主体建立的统一政权，面临着加速封建化的艰巨任务。元世祖忽必烈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说：“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坚持“武功”，增强“文治”成为基本国策。“崇孔崇儒”成为增强“文治”的文教政策的中心思想。

元代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既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又推行怀柔策略。对汉族及汉族知识分子既压制，又笼络。

元代统治者对书院的政策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之下的。元初世祖“命各路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选请老成之士教之。或自愿招师，或自受家学于父兄者，亦从其便。其他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与好事之家出钱粟赡学者，并立为书院”。这样，不仅缓和了宋代大批汉族知识分子的反抗情绪，而且争取他们为元代服务，利用他们的文化知识，发展元代的文化教育事业。

早在元太宗八年(1236)行中书省事杨惟中，跟随皇子库春征宋时，既收集大批宋儒所习经籍和所著书籍送至燕京，又劝说宋儒名师北上供职，于京都建宋儒周敦颐祠，设立太极书院，延请名儒赵复讲授。元统一江南后，南宋的儒家学者不少人不愿在元朝任官供职，也不愿到元朝官学中从教，多退而建立书院，自行讲学。如：汪维岳入元不仕，自比陶渊明，在安徽歙县友陶书院读书讲学;胡一桂入元不仕，退而讲学于婺源湖山书院;汪一龙宋亡不仕，自至元中起在紫阳书院讲授朱子之学。元统治者对此因势利导，保护和鼓励建立书院讲学。著名学者和尚因年迈请求辞官归乡，“帝悯其衰老，从其请，仍给半薪终其身。退居濮上，筑先圣宴居祠堂于历山之下，聚书万卷，延名师教其乡里子弟，出私田百亩以给养之。有司以闻，赐额历山书院。家居七年而卒，年七十一”。

这样一来，元代书院得以迅速发展。朱彝尊《日下旧闻》称：“书院之设，莫盛于元，设山长以主之，给廪饩以养之，几遍天下。”

《续文献通考·学校考》最早系统地记述了元代书院的发展历程和概况： “ (元) 自太宗八年(1236)行中书省事杨惟中，从皇子库春(又译名为“阔出”)伐宋，收集伊、洛诸书送燕京，立宋儒周敦颐祠，建太极书院，延儒士赵复、王粹等讲授其间，此元书院之始。”随后列举昌平谏议书院等38所，并指出：“凡此，盖约略举之，不能尽载也。”《元史》、《宋元学案》以及近人吴景贤《安徽书院沿革考》、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和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等书都对《续文献通考》所著录的元代书院有许多补充，约计60所。据曹松叶在《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统计：元代共新建书院143所，复兴书院65所，改建书院19所，共计227所。特别是在至元、至正三十余年间新建140余所，占元代书院总数的59.3%。可见元代书院发展的确盛况空前。

元代书院的地域分布较前有所变化。宋代书院多集中在长江流域，特别在南宋时，曾南移至珠江流域，但黄河流域的为数不多的书院均相继衰废。元代书院除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继续繁盛外，黄河流域又有所发展，黄河以北也新建一批书院。据统计，元代书院地域分布为： 长江流域152所，占总数的66.96%;珠江流域32所，占总数14.10%;黄河流域43所，占总数的18.94%。事实上，元代书院的发展，促进文化北移，推动南北文化教育的沟通。

元代书院最突出的特点是开始走向官学化。朝廷对书院的山长和师资任用，经费供应，组织管理都加强了控制。元代有相当数量的书院山长，和官学的学正、学录、教谕一样，须经礼部、行省或宣慰司任命，或在朝廷备案。据刘伯骥在 《广东书院制度沿革》一书记载，广东曲江的相江书院，潮州的韩山书院，惠州的丰湖书院，琼州的东坡书院，雷州的平湖书院，海北的濂泉书院，海丰的海丰书院，新会的古冈书院，都先后由地方官或朝廷委任山长。许多书院的师资也由官府聘任，改变了书院自择名师的传统。由于书院数量剧增，加之官府以权谋私、安插亲信，书院山长和师资渐渐出现滥竽充数的现象，质量严重下降。著名学者虞集曾痛陈书院师资猥杂之状，指出：“师道立则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资格注授，强加之诸生之上，而名之曰师。有司生徒，皆莫之信，如此而望师道之立可乎?”他建议：“为今之计，莫若使守令自求经明行修之士，身师尊之，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有所观感也。其次，则操履近正，确守经义师说，为众所服者。又其次，则取乡贡至京师罢归者，其议论文艺犹足以动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吴澄在《儒林义学记》中也详论其弊：“余考前代义塾之设，睢阳为首称，学舍四五百间，好义之蒙自为而不属于官府，其后遂著天下四书院之号。五季衰乱之余，上无教，下无学，而士之读诵传习犹幸不废者其功为多。今日所在书院，鳞比栉密，然教之之师，官实置之，而未尝甚精于选择，任满则去矣。养之之费，官虽总之，而不能尽塞其罅漏，用匮则止矣。是以学于其间往往有名无实，其成功之藐也固宜。刘氏义塾既不受官府之拘牵，则与睢阳之初一也。”

元代书院的经费供应大部分同各级官学一样，由官府提供，朝廷规定：“路府州书院，设直学以掌钱谷，从郡守及宪府官试补。”结果反而造成不少书院因经费不足而陷于困境。正如吴澄所言：“养之之费，官虽总之，而不能尽塞其罅漏，用匮则止矣。”

元代在书院管理上也加强控制。朝廷规定：“自京学及州县学以及书院，凡生徒肄业于是者，守台举荐之，台宪考核之，或用为教官，或取为吏属。”对书院的招生、考试、毕业任职均与官学一样统一管理。据曹松叶统计，元代书院属民办者占47.51%，官办者占52.49%，其中7.8%为中央官办。

元代书院官学化一方面说明朝廷对书院的高度重视，但加强控制的结果又扼杀了书院自身的特点。对教育机构如何做到管而不死，放而不滥，实在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难题。学者们对元代书院官学化的研究，在这方面有可能给后人提供某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