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法律·儒学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儒学与中国传统法律·儒学法律思想的基本内涵·“为政在人”的人治论

国家的治理主要是依靠法律制度还是统治者个人，这是法治论和人治论的最根本歧异。中国古代的所有学派及思想家从来都是认为个人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只是在对法律作用地位及运用方法上存在不同的认识。所以，中国古代并无“法治”的思想及观念，无论儒家、法家，还是其它各家，统统都是人治论者。所不同的是，儒家的人治论更注重统治者个人的道德及品行的力量，更强调的是道德感化的作用。法家的人治是与“刑治”相结合的人治，而儒家的人治则是从“礼治”、“德治”中派生出来，以“礼治”和“德治”为基本内容，这就使儒家的人治论显得更突出。更有影响，更像“人治”。

(1)“有治人，无治法”。

这是荀子的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认为只有善于治国的人，没有离开了人而能治好国家的法度。法是靠人来制定，靠人来执行，这个人首先就是圣王和君主，“君子者，法之原也”，如果“无君子，则天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荀子·王制》)。荀子甚至断言：“故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同上)这种对人治政治本质特征的概括并非全无道理。荀子这些观点其实不能算是创新，孔子同样认为君王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君王“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所以他希望统治者都象理想中的尧、舜、文、武、周公一样，而他以“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为职志的目的也在于希望统治者仿效先贤来治平天下。孟子进而指出：国家之治是“圣王”之功，国家之乱乃“暴君”之过，君主一身系天下安危治乱，治国不难，只要有个好君主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正君而国家定矣”(《孟子·离娄上》)。荀子将这些总结为“有治人，无治法”(《荀子·君道》)，乃是对孔、孟观点的总结与发挥。

(2)身正令行。

儒家认为一国治乱的决定性因素是人，同时还必须是“贤人”，即要求君主首先要具备优秀的个人素质，严格地以礼法“正己”，然后，再以模范行为去感化民众。所以，政治、法律、道德的实现，都是君主“由已及人”的过程。孔子指出，治国平天下须从“修身”始，“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统治者“身正”，他的政令法度才可顺利实施。反之，“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孟子也认为法律的运作规律是上行下效，“身正而天下归之”。君主的道德是纲，纲举目张，故“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荀子对这个问题更进行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他从“王者之人”、“王者之制、“王者之论”、“王者之法”四个方面提出了“圣王”应该具备的条件。所谓“王者之人”即能用礼义约束自身，循法理政、明察善变之人;“王者之制”即传统的宗法等级制;“王者之论”指基本的政治法则，即“无德不贵，无能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王者之法”则是指以“节用”、“富民”为核心的经济财政制度与政策(《荀子·王制》)。这四个方面，既是君主努力的目标，又是衡量君主的标准。这依然不离“贤人政治”的范畴，而荀子不过是煞费苦心地为君主们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境界。

上述法律思想主要是针对先秦儒家而言。秦汉以后，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大师的加工改造，使儒家法律思想贯注了更丰富的现实精神，并最终为统治者全盘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