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袁枚诗《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诗歌·袁枚诗《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原文|注释|译文|翻译|鉴赏

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穷边才逞怪。桂林天小青山大，山山都立青天外。我来六月游栖霞，天风拂面吹霜花。一轮白日忽不见，高空都被芙蓉遮。山腰有洞五里许，秉火直入冲乌鸦。怪石成形千百种，见人欲动争谽谺。万古不知风雨色，一群仙鼠依为家。出穴登高望众山，茫茫云海坠眼前，疑是盘古死后不肯化，头目手足骨节相钩连。又疑女娲氏，一日七十有二变，青红隐现随云烟。蚩尤喷妖雾，尸罗袒右肩，猛士植竿发，鬼母戏青莲。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毁，水沙激荡风轮颠。山川人物熔在一炉内，精灵腾踔有万千，彼此游戏相爱怜。忽然刚风一吹化为石，清气既散浊气坚。至今欲活不得，欲去不能，只得奇形诡状蹲人间。不然造化纵有千手眼，亦难一一施雕镌。而况唐突真宰岂无罪，何以耿耿群飞欲刺天?金台公子酌我酒，听我狂言呼否否。更指奇峰印证之，出入白云乱招手。几阵南风吹落日，骑马同归醉兀兀。我本天涯万里人，愁心忽挂西斜月。

(据四部备要本《小仓山房诗集》，下同)

袁枚(1716—1797)是乾隆时代的重要诗人和诗论家，论诗标举“性灵”，以为“凡诗之传音，都是性灵”。(《随园诗话》卷五)强调诗歌要表现真性情，又要有灵机。他说：“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故曰诗言志，又曰修辞立其诚。然而传巧不传拙，故曰情欲信，词欲巧。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古之名家鲜不由此。今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既离性情，又乏灵机，转不若野氓之击辕相杵，犹应风雅焉。”(《钱屿沙先生诗序》)真诚的情志，巧妙的言词，性情与灵机的结合，是“性灵说”的主要内容。他主张诗要写得灵巧、风趣、有生气、有创造性，对同时代诗坛流行的“神韵”、“格调”、“肌理”诸说的流弊，都有批判，对“格调”、“肌理”抨击尤力。其诗论主要见于《随园诗话》、《续诗品》和《答沈大宗伯论诗书》等书信文章里。

袁枚《小仓山房诗集》有正集三十七集。续集二卷，共计古今体诗四千四百八十四首。诗歌内容主要写个人生活遭际，如游历山水、访古探幽、师友往来酬赠、闲居生活、村野小景等等，也有少量诗篇反映民间疾苦、揭露剥削者的心术。王昶说他：“才华既盛，信手拈来，矜新斗捷，不必尽遵轨范。且清灵隽妙，笔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蕴结。”(《湖海诗传》卷七《蒲褐山房诗话》)吴应和说：“归愚(沈德潜)宗伯以汉魏盛唐之诗唱率后进，为一时诗坛宗匠。随园起而一变其说，专主性灵，不必师古。初学立脚未定，莫不喜新厌旧，于是《小仓山房集》人置一编而汉魏盛唐之诗绝无挂齿。盖其有轶群之才，腾空之笔，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诚足倾倒一世。惟是轻薄浮荡习气，与《三百篇》‘无邪’之旨相悖。数年来，虽声誉折减，而诗犹脍炙人口，流弊正无底止。”又说其“七古七律，尽有独出冠时之作，非白非苏，却有先民矩矱;至于五古之合度者，不过廖廖数篇，余则一味浅俗，无可抉择，实于汉魏晋宋人诗未曾留意，宜其无能为役矣。集中投赠应酬诸诗，多见才情，人皆乐于摹仿”(《浙西六家诗抄》卷五)。舒位《乾隆诗坛点将录》奉袁枚为都头领。可见袁枚在乾嘉诗坛的地位和影响。

《同金十一沛恩游栖霞寺望桂林诸山》作于乾隆元年袁枚二十一岁时。 这年春天，袁枚到广西巡抚金鉷幕中探望叔父，受到金鉷赏识，“公(指金鉷)奇枚状貌，命为诗，大异之。 当是时，天子诏举博学鸿词之士，四方举者，每疏累数人，多老师宿儒。公独专为奏称某年二十一岁，贤才通明，羽仪景运，应此选克称。语多溢美，天下骇然……广西自高爵以下至于流外，惊来问讯。”(袁枚《广西巡抚金公神道碑》)又云：“公每见属吏，谈公事外，必及余之某诗某句，津津道之，并及其容止动作。余在屏后闻之窃喜。探公见客，必随而窃听焉。”(《随园诗话》卷一)此时，袁枚家境清贫，尚未中科举入仕途，但在鉷幕中，心情还比较愉快。 此诗开头所写“奇山不入中原界，走入穷边才逞怪”，除了写山以外，恐怕多少也有点人事感触在内。

诗题中的“金十一沛恩”，诗中称曰“金台公子”，在金氏家族的同辈兄第中排行十一，是袁枚年轻时的朋友。在袁枚早年诗作中有《和金沛恩咏昭君纸鸢》(载《随园诗话》卷九)。

这是一首游山诗，杂言古体，随着诗意的发展，五次转韵。开头四句，用去声“卦”、“泰”韵，总写桂林诸山的特色： 地处穷边，山形怪奇，山峰高大，显得山大天小，山在天外。后来大诗人郑珍写云南碧霄洞，开头“黄螾翻劫波，误落荒服外。睚毗恚五岳，中原各尊大”(《正月陪黎雪楼恂舅游碧霄洞》)四句，诗意与袁诗开端相似，都写名山地处荒远。郑诗用了神话典故，语言古奥，写得虽好，但很难用相当的词汇对译，即使意译，也不过像袁枚诗句。袁枚原诗却是通俗浅近，易读易懂。

“我来”十句，换用平声“麻”韵，写六月游栖霞洞的感受。“天风拂面吹霜花”，形容夏日桂林山风的凉意;白日不见，芙蓉遮空，写群山高大，峰峦蔽日。“山腰有洞”以下六句，描写栖霞洞中的奇观。栖霞洞又名七星岩，以深邃奇幻见称。它原有一段地下河道，由于地壳上升，河道露出地面，成为陆地上的岩洞。洞长一千多米，大量的石钟乳、石笋、石床等凝生在洞顶、石壁和地面，组成洞中奇景。“五里许”言洞之深，并非实数。“秉火入”言其幽暗。“怪石成形千百种，见人欲动争谽谺。”虽则没有展开铺叙，写得极其概括，但“欲动”二字传出了怪石之神，把静止不动的东西写得栩栩如生。因为本诗重点在“望桂林诸山”对栖霞洞只略作叙写，没有多花笔墨。

自“出穴登高望众山”至“何以耿耿群飞欲刺天”，写诗人“望桂林诸山”的所见所感。用平声“先”韵。诗人走出栖霞洞，登高而望，一片茫茫人海。云海之上，众山峰峦各具形态。随着云烟的飘忽变幻，各种峰峦也在改变形状，显现不同的色泽。诗人由眼前所见的众山形态联想出一连串的神话形象：“盘古死后不肯化，头目手足骨节相钩连。”这是一组形象;“女娲氏，一日七十有二变，青红隐现随云烟。”这又是一组形象。前者是云烟相对静止状态下显露的群峰形象，比较定型;后者则是在云烟飘荡浮沉时隐现的峰峦形象，是瞬息万变的、不定型的。再用蚩尤喷雾、尸罗袒肩、猛士竖发、鬼母戏莲等等想像画面，广譬博喻，着意拟写望中所见桂林诸山的怪形异状，富有立体感、群体感。“我知混沌以前乾坤毁”以下，写上述奇形诡状的山形的由来，是诗人在望山时的所想所思。诗人对桂林山形地貌形成的解释当然属于议论，但其中有些句子用了形象化的语言，有奇特的想像夸张，所以不显得枯燥。吴应和评此诗说：“游山诗不过状写景物，乃于中幅忽发奇议，以泄灵秘，非才大如海者不办。”(《浙西六家诗抄》卷五)指出这首游山诗与众不同的特点，也赞扬了袁枚写诗的才气。

“金台公子”四句再换上声“有”韵，写诗人与同游人金沛恩的对话。金沛恩不同意诗人的“狂言”，诗人则抬手指点着出入白云间的奇峰来印证自己的说法。

最后四句，转用入声“月”韵，写归途情怀。此时诗人功名未成，作客异乡，不免有天涯万里、“我寄愁心与明月”之感。

我国山水诗源远流长，以游山诗而论，六朝唐宋以来，诸名家、大家的集子里多有描写祖国名山大岳、奇洞险峰的作品，长篇短制，古风近体，或以雄奇见长，或以清远取胜。诗人各逞才气，争奇斗妍，用各种色彩、手法描绘祖国的名山胜境。就桂林而言，袁枚以前，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黄庭坚、范成大诸家以至元明两代的不少诗人文士，都留下了歌咏桂林山水的诗篇。袁枚于乾隆元年、四十九年两次到广西，在桂林作诗四十首，他对栖霞洞特别赞赏，六十九岁重游时又写下“桂林诸洞皆谽谺，就中奇绝称栖霞”的诗句。而这首诗，重点不在描写栖霞洞。他回忆说，这次游洞，“夏日阻水，游未尽其奇，诗未殚其妙”。“望桂林诸山”则是本诗的主要内容。袁枚说：“凡咏险峻山川，不宜近体。”(《随园诗话》卷十三)因为近体篇幅短小，“古体地位宽余，可使才气卷轴。”(同上卷五)又说：“游山诗贵写得出。”(同上卷十四)就是要把山川的形貌、神态、性格充分表现出来。这首诗，发挥了古体“地位宽余”的优势，施展了青年诗人的才气，写出了桂林诸山的奇异景象。诗人用他想像中的各种形象，特别是各种神话形象来比拟他“望”中见到的桂林诸山，读者从这些耐人回味的形象中，既可感受到自然界的桂林山景的奇诡非凡，又可从盘古、女娲、蚩尤、尸罗、鬼母等神奇变幻的形象中进入想像的神话境界，从而双重地感受到人间仙境和神话仙境的美。袁枚在《游桂林诸山记》中对桂林众山作了如下描写：“大抵桂林之山，多穴、多窍、多耸拔、多剑穿虫啮，前无来龙，后无去踪，突然而起，戛然而止。西南无朋，东北丧偶，较他处尤奇。”游记与诗都写桂林群山的特征，可以参读。还可注意的是：同一处山，在不同的时间、气候等条件下，从不同的距离、角度去看，会呈现不同的形态。袁枚诗中所写的桂林诸山，是他在特定的时间(“六月”)和气候条件(有“茫茫云海”的日子)下，在一定的观察点(“登高”)所望见的重峦叠嶂。由于云海变幻不定，因而众山显露的形貌神态也在刻刻变幻。这种景象，用奇幻的神话表象来比拟，十分合适。全诗句式以七言为主，在基本齐整的节奏里显出长短参差的变化。伴随着诗意的发展，用韵、句式、节奏等等也随之灵活变化。不仅写奇山、用奇喻，也发奇议、抒愁心，熔写景、议论、抒情于一炉。艺术构思独特新颖，不蹈袭前人。诗笔纵控自如，信手拈来，不受拘束。是袁枚早年诗歌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