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木萧萧吹竹风，纸窗木榻与君同。
白头聋聩无三老，青镜须眉似一翁。
行药每于参礼后，安禅只在墓田中。
永明百卷丹铅约，少待春灯烂熳红。
《病榻消寒杂咏》的，前四十四首作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冬天，后两首作于新岁元旦，钱谦益即在此年的阴历5月24日与世长辞。所以，这一组诗是他撒手人寰前的绝笔，最能体现他垂暮的心境。
在这组系列诗篇的开头，他撰有一段小序，落款是：“腊月廿八日东涧老人戏题”。序中谈到他患气喘病，久卧床榻，深感无聊，因而常常以药汁代墨水，蘸着写诗。以他那老耄衰病之躯，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写出了这么多七律，真不容易，这或许同他晚年愈来愈自觉地从佛学禅理中寻求精神支柱有关。
所谓“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中国封建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是这样综错运用、待人处世的，只是不同时期、不同场合、不同遭际各有侧重而已，钱谦益自然也不例外。当他居身廊庙时，当然奉儒为圭臬，道、佛只是辅佐。到了晚年，养疴乡里，肩上早卸济世之重负，集中似亦未见 “身为野老已无责，邑有流亡总动心”那样的诗句。这时，他完全以道治身、以佛治心，尽量把“如烟往事俱忘却”，做到达人知命，颐养天年。在中国文化史上，佛、道 (或称释、老) 原有相通之处，两者的因缘和合更体现在禅宗的内在体系和外层形式上。所以，在这首消寒诗里，既有“行药”、“丹铅”，也有“参礼”，“安禅”，冶佛、道于一炉。而且所谓“禅”，近代著名佛学家太虚法师曾作过精辟的阐发，他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这里所说的禅，不一定指禅宗，禅宗当然也在内。今讲之禅，是指戒、定、慧之 ‘定’，所以比禅宗之禅的意义来得宽广。禅即静虑之意，就是在静定中观察思虑。”钱谦益所安之“禅”，也就是外延宽广、内涵比较游移的禅。况且他并非真地皈依佛门，更不是像太虚法师那样想探明佛学的奥义，而只不过是为了精神的需要，期求享受 “心无起灭，对境寂然”的闲逸之乐。翻检他的尺牍，可以明显地窥见此种心态。如云：“江村闭户，点注残经，送老白云，与世隔绝。”又云：“日来从事华严疏钞，谢客之禁甚厉。”最典型的是他给友人陆敕先的一封信，此信是为慰问对方丧子之痛而写的，他说：“此人生最不堪事，未知足下何以排遣，深为念之。……足下当旷然达观，了知此是积劫穷尘，情结所致，非皈心佛法，无以消荡。大乘经典，如楞严般若，卒难解悟，当先读黄蘖大师语录及寒山、拾得、庞居士诗，此是摆脱悲累第一上妙药物也。”越到衰病缠身的晚年，钱谦益越是把“禅”当作熨帖心灵的一味妙药，所以这一时期的诗文运用佛教典故特别多。然而，钱氏虽力图达到“不生憎爱，亦无取舍，安静闲恬，虚融澹泊”(禅宗六祖慧能语)的那种境界，但终究未能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烦恼苦闷还是偶有流露。尝有诗云：“牢笼世界莲花里，磨耗生涯贝叶中。”这不是对佛的埋怨，而是对人的埋怨。在一封也是写给陆敕先的信中，更有这样一段牢骚：“一灯半炷，皈向空门，埋头屏足，犹恐被黑风吹倒，尚敢向人前插牙树颊，剖白是非耶！”不过，总的说来，他自己常用以劝人的“旷然达观”，确乎是钱谦益晚年生命之曲的主旋律，直响到最后一息。这首诗，就充满着乐观安详的情绪。此时的他已须眉似雪，既聋且聩，自知行将就木，安禅墓田，但还是兴致盎然地期待着“春灯烂熳红”。接着在翌年元旦又成的一首更是通篇欢欣舒畅：“新年八十又加三，老耄于今始觉憨。入眼欢娱应拾取，随身烦恼好辞担。山催柳绿先含翠，水待桃红欲放蓝。看取护花幡旋动，东风数日到江潭。”
以往读周作人的诗时，仿佛看到过钱谦益的影子; 现在，在钱诗的字里行间，似也有着自称“山中老比丘”的周作人的影子在晃动。这两位曾以诗文惊海内、萧条异代不同时的大知识分子，其出色的才华未能用到适切的地方，我们是厌憎，是冷漠，还是惋惜？ 或者兼而有之，留待读者诸君自己去细细咀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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